自古以来，复仇主题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文学中被演绎得惊心动魄的话题。毫无疑问，《史记》是中国古代复仇文学的经典，根据《史记》改编而成的《赵氏孤儿》，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在西方的复仇主题文学中，《哈姆莱特》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代表。本文欲对《赵氏孤儿》与《哈姆莱特》进行比较，从两个具有相似情节链却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经典故事中分辨中西方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并阐释此间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伦理实现与乾坤扭转——仇怨起因及复仇者意志
可以说，仇怨起因以及复仇者意志，是复仇文学表现的首要问题，《赵氏孤儿》与《哈姆莱特》两剧的表现怎样？
《赵氏孤儿》取材于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宫廷政变，而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则是其中的代表作。当复仇主体赵武知道自己的身世时，所想的只不过是“我拼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只要他偿还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属！”“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還他九族屠”。可见，他想到的仅仅是为家族报仇。
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始终是支配人们行为的至高无上的绝对信念。因此，赵武的复仇之志是知道事实真相之时就已经形成的，而且异常地坚定，这从“我和他一不做二不休”“到明日我……亲自杀那贼去”“将那厮钉木驴推上云阳，休便要断首开膛，直剁得他做一锅儿肉酱，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可以看出，事实上，赵武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复仇，除了魏绛的协助外，与他复仇意志的异常坚定是分不开的。
相较于赵武的复仇意志，哈姆莱特的复仇之志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父死母嫁让他觉得这一切太不正常了，虽然王后和国王告知他“从生活踏进永久的宁静”“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厌世绝望：“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他想到了死，但并没有准备复仇；他没有找到复仇的依据，只是理想被击碎了。直到他听到父王被害真相：“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戴着王冠呢。”这时，他开始酝酿复仇的计划了。
可见，哈姆莱特的复仇计划的最终形成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自从见到父亲的亡魂，为父复仇的念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但是，这位丹麦王子在思索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单纯地考虑杀仇凶雪父耻。按照正常逻辑，在装疯试探、演戏证实后，他该立刻复仇，但是，他毅然放弃了，面对忏悔的克劳狄斯，哈姆莱特认为如果立刻复仇，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的”，“这简直是以怨报德”。事实上，哈姆莱特已将复仇与解救丹麦这所“牢狱”的责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可见，赵武的仇怨起因完全出于家族道德的维护，这才使得他的复仇意志一开始就已经具备并且异常坚定；而哈姆莱特的仇怨起因则超出这一层面，转而向扭转乾坤靠近，也正是由于此，使得他的复仇意志一再摇动。
二.肉体毁灭与精神摧残——复仇的方式及手段
如果说《赵氏孤儿》中赵武的复仇方式及手段是血腥的、残忍的，那么，《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复仇方式及手段则显得平和另类，主要表现为精神世界的冲突。
无论是把老赵满门三百余口一回抄斩，还是在晋国上下展开的残酷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掉一个的屠婴运动，整个过程都充满了疯狂的血腥味，这些导致的结果，自然注定了赵武的复仇行为离不开血腥。
经过程婴的点拨，赵孤知晓血海深仇，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拼着生擒那老匹夫”。从“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剥了他花来簇几套服。把麻绳背绑在将军柱，把铁钳拔出他斓斑舌，把锥子生挑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把钢锤敲残他骨髓，把钢铜切掉他头颅！”到魏绛协助捉住屠岸贾后的“屠岸贾，你今日要早死，我偏要你慢死。令人，与我将这贼钉上木驴，细细的剐上三千刀，皮肉都尽，方才断首开膛，休着他死的早了”、“将那厮钉木驴推上云阳，休便要断首开膛，直剁得他做一锅儿肉酱，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这些无不体现了复仇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主要以肉体的毁灭为主。
然而，《哈姆莱特》中关于复仇的方式、手段及其目的的思考，不是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而是更加复杂。哈姆莱特的思索并未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究竟怎么复仇，在未能等到理想实现最佳时机的情况下，他就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中，不得不采取了远非上策的手段，借与雷欧狄斯比武之机揭露了克劳狄斯的罪恶阴谋，并杀死了仇凶。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从乍逢巨变到除掉仇人的漫长过程中，尽情展示了复仇主体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使一个多思的哲人式的王子跃然台上。在此，莎翁使行动的复仇悲剧变成了人的复仇悲剧，这种悲剧不再以罪行、灾难等外部的矛盾和冲突为重点，而是以人的内部的矛盾斗争为中心，揭示一个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的人怎样探索自我和外在两个世界。在这样的复仇悲剧中，事件本身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是作为事件施动者的人。我们可以在复仇主体对人、对生命、对宇宙的思考中更多地体会到深层的人性底蕴。
可见中西方复仇文学主题昭示着：中国较为关注复仇的结局，西方较为关注复仇个体人格的完善；中国较为偏好伦理目标的实现，西方较为侧重复仇主体精神世界的冲突。可以说，中国复仇之作常激起善必胜恶的愉悦感，西方复仇之作常引发人对个体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感。
三.孝善论本色与至善论倾向——两剧的复仇价值取向
《赵氏孤儿》和《哈姆莱特》两个经典复仇故事体现的复仇观念（孝善论本色与至善论倾向），反映了中西方复仇文学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此，特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较为关注复仇的结局，西方较为侧重复仇过程的精神世界，一重伦理实现，一重人性揭示。赵武在复仇过程中的行动，纪君祥浓墨重彩地描述保孤之路上的艰辛并特意展示复仇的结局——“把奸贼全家尽灭亡”，终报家族之仇，而《哈姆莱特》中极力展示的是王子在复仇过程中静态的思考与行动的矛盾。
第二，中国较为关注伦理实现的社会效果，西方较为侧重人格的完善。《赵氏孤儿》中，复仇结局——“把奸贼全家尽灭亡”在历史上给人的审美感受确实是达到了大快人心的效果。而《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通过不断思索，对世界的认知开始从理想化的状态转到了现实和残酷中，试图借复仇之机改变现实的荒乱黑暗。
第三，中国复仇激发的是善必胜恶的愉悦感，西方复仇激发的是对个体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感。相较而论，西方的复仇每每牵动着震撼人心的重大悲剧主题，也往往涉及了对人灵魂的拷问，很少驻足于伦理上的具体个别的是是非非、善恶美丑。
从以上分析可知，就中外叙事文学复仇主题的伦理价值取向而言，西方文学中的复仇叙事追求一种至善论的伦理倾向，而中国文学则呈示出孝善论的本色。西方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即对人的幸福作为善的本质规定，表现了对人性的一种肯定，这种西方式的以实现人的幸福为善的本质规定表明了重视个人、以人为目的的价值取向，这就引申出了以人的幸福为善的主题意识。而在中国古代，复仇主题创作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逻辑：在复仇被阐释为正义向非正义的回应这一伦理化认知前提下，形成了正邪善恶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及“好人向坏人复仇”和“有仇不报非君子”的道德取向。
其实，就复仇剧本身而言，剧作者主要着眼于正义与邪恶之争、锄奸与扶忠的伦理化运思及传统的侠义精神上，而不是在复仇上，这大概恰恰是中国复仇悲剧与西方同类悲剧的重要艺术差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复仇叙事与古代相比，不仅存在着量的递减，也出现了质的提升，更表露出文化意义上的反思。
四.家天下与人文主义——价值差异的原因浅探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价值差异实际是由各自的文化背景与习俗等种种因素造成的。
《赵氏孤儿》出自元代纪君祥之手。宋代自立国起，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特别是到了纪君祥这一时期，更是被蒙古人铁蹄践踏的时代。况且，元蒙统治时期，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投身于杂剧创作，以抒发心中的郁闷与愤怒之情。无疑，纪君祥狠狠地抒发了一把恋赵的郁闷情结。孱弱的赵武被赋予了鲜活的现实政治意义，他的生死事关大宋的存亡。
现在来看看《哈姆莱特》的时代背景。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步入繁盛时期。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新思想和新文化创立的时期，一个思想活跃、富有朝气的崭新时期……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批判矛头是直接指向天主教会和神学的，这是因为教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他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高度重视……并挖掘到了古典文化中和封建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积极因素。而这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是和宗教神学体系相对立的。例如，宗教神学认为，神高于一切，而人是渺小的，人文主义则认为人有自己的价值，有尊严，有力量。
可以说，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主要取决于它们所处的文化背景。
《赵氏孤儿》处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而家天下又极其浓厚的时期，拯救赵武以及他的复仇不仅仅是他个人家族的事，而是与赵氏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贵族集团自身的困厄命运，和以赵国为代表的一个个独姓王朝岌岌可危的脆弱国脉有关。所以，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了救赵氏孤儿，那么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包括韩厥、公孙杵臼、程婴儿子、程婴等人。
《哈姆莱特》则处在一个经济发展良好，人文思想浓厚的文艺复兴时期不同。人文思想主张人有自己的价值，有尊严，有力量；提倡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提倡理性，提倡人们追求知识、探索自然；也奉行仁慈、人道、博爱。这些就注定哈姆莱特复仇的复杂性。于是在复仇的过程中，莎士比亚让哈姆莱特不断地看见社会的黑暗，由于受人文思想影响，他不得不将为父亲的复仇与改变整个社会现状联系起来。这就提升了复仇的高度，不再停留在个人伦理的是是非非上，而是超越了这个层面。莎士比亚一方面赋予了哈姆莱特精神的高度，另一方面却又让哈姆莱特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没赵武那么幸运。这样一来，哈姆莱特的复仇自然就不得不由血淋淋的动态行为转变为静态的思考行为。而复仇的主题则悄悄地由注重伦理实现到注重人性的思考上来。这些都是受人文思想影响的结果。这就是《哈姆莱特》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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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丽芳，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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