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
新法规定：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关于“社会调查”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对本市户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过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主要由承办人自行开展，主要通过向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家属及其本人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帮教条件等情况。现有的社会调查工作并不规范。
(三)应对建议
第一，明确哪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哪些可以不进行社会调查。第二，联系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调查机构研究在检察环节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第三，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涉嫌犯罪前后的表现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等情况。
三、关于“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捕前听取辩护人意见”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二)工作现状
据粗略统计，我院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率平均在80%，由于大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非京籍人员，无固定帮教条件，即使是轻罪、初犯也未能取保候审。在审查批准逮捕前，由于办案时间紧，基本承办人不会主动联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听取意见。
(三)应对建议
第一，准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条件。对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一般认为有逮捕必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证明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材料。第二，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备诉讼保障条件、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不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认为无逮捕必要。第三，切实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
四、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于其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一般会要求其成年近亲属或所在学校老师或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到场旁听讯问，还尝试与石景山团区委联系，由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干部到场旁听讯问。固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并未建立。
(三)应对建议
尽量联系未成年人自己的近亲属充当合适成年人，或者邀请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的工作人员充当合适成年人，并积极探索联系相关组织积极构建合适成年人队伍。
五、关于“附条件不起诉”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书的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被害人可以申诉。”第272、273条分别规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起算时间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撤销情形。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拟提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决定前，一般承办人会请示主管领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诉中考察。在实践中，没有尝试开展过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工作。
(三)应对建议
(1)刑诉法修改后对附条件不起诉规定的较为详实，对适用范围、监督单位、复议、复核、撤销条件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应如何进行监督需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现在未检办案人手较紧，未检干部除了从批捕至起诉的一体化办案，还要完成特殊教育即预防工作。刑诉法修改后对批捕、起诉环节的工作量本就有所增加，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工作要求也不断提高，人案矛盾会进一步凸显。(2)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要求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如果公安机关或被害人不同意对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应如何处理尚待明确。(3)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很多情况下会和刑事和解制度一起进行，如何保证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在同等条件下受到平等对待，以免让人感觉有花钱买刑之虞。(4)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职责可以由案件承办人承担，也可以由检察机关依靠观护体系、社区矫正机构委托相关人员进行，并定时向检察机关报告。但是以聘请专门的考察机构开展此项工作为宜。
在上述问题论证解决后，研究制定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工作的具体工作流程及工作细则。联系具有资质的专业考察机构，摸清开展此项工作需要的资金。
六、关于“犯罪记录封存”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嫌疑人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二)工作现状
刑事记录是指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所留下的所有记录，包括定罪量刑记录和其他刑事记录，如刑事立案记录、强制措施记录、不起诉记录等。我院在检察环节中没有开展过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但是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尽可能缩小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不良影响。
(三)存在问题
第一，犯罪记录封存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到户籍制度、学籍制度、档案制度等多个方面的改革，操作起来比较复杂，难以一蹴而就。第二，犯罪记录封存实际效果还有待检验。虽然新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然而法律规定有但书，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犯罪记录仍有外泄可能。此外，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犯罪记录实现计算机联网，在某地对犯罪记录封存，如何保证在其他地方无法查询到，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第三，犯罪记录封存和现行的诉讼公开原则存在冲突。刑诉法规定了一些诉讼公开的原则，如审判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公开审理，但是宣判是公开的;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审判时已满十八周岁的审理是公开的;不起诉决定的宣告也是公开的。如果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已经被公开以后再去封存其犯罪记录，会不会对封存的效果、意义和价值产生影响值得思考。第四，犯罪记录封存和社会化帮教可能存在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需要社会化帮教，如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诉前考察，不诉帮教、缓刑社区矫治等等，都离不开各方面社会力量和学校、社区等单位的支持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员范围，提高了犯罪记录公开的可能性，这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要求是存在矛盾的。
(四)应对建议
第一，缩小犯罪记录保存的范围，可以规定犯罪记录只能由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保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再进入未成年人的档案，其他任何单位不得非法获取、保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第二，在技术上对限制查询予以支持，可以通过设置查询权限来实现，一般情况下只能查到一个人十八岁以后有无犯罪情况;如果确实需要查询未成年时的犯罪记录，需要特别的授权，经过专门审批手续。第三，明确可以依法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单位的范围，如机关、部队等涉及国家安全稳定的单位可依法要求查询，而一般的国企、外企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则不具有查询资格。第四，对于一些必须公开的诉讼活动，尽量缩小公开的范围。如公开审理、宣判、宣布不起诉，除非案件自身特别具有影响力，一般不会有太多人参与。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的、社会帮教的，应当告知参与人应承担的保密义务及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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