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系统的论述了法国大革命中中央集权吊诡的运作逻辑，平等没有与自由结合反而成就了新的专制。没有“民情”作为基础，民主社会建设的条件是残缺不全的。民主作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其生成要依靠相互的信任，共同的生活模式培养，“民情”的完善和观念与制度在现实中妥善设置，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为民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文关键词 民主社会 社会资本 民情
在托克维尔眼中民主制度不是现代的制度而是法国既有的古老传统，三级会议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可惜这样的制度却在13世纪后，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当时的民主用来辅助王权，是国王联合第三等级对抗贵族的工具。但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贵族逐渐被剔除行政权，而只保留其特权，成为一个真正的寡头阶层，这时民主之风便随之消逝，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人们开始要求重新得到民主，这些人却已经不是13世纪的贵族，而是一些被沙龙文人所煽动的没有做好完全准备的第三等级和农民。当然很多贵族也参与其中，他们希望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得到他们本来就享有的权力。这便是一场让许多人都没有预见到的大革命的风潮。
而这种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相互分立并相互之间充满敌意和怨恨的情况的发生，暗示了他们对于现存社会的集体情感的荡然无存。权力集中化过程最后取缔了一切独立的决策中心，减少了乡镇自由，因为他们的民主特点是与垄断权力相冲突的。由此达到的结果则是各阶级之间的联系断裂，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减少了任何集体行动的概率。任何阶层都对国家集权制度均形成强烈的依赖。哪怕在地方社会中遇到任何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家政权的在场和解救。
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民主理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依然显见，即使福山大肆鼓吹“历史终结论”，民主的危机却在日益扩大，原因在于民主的基础——民主社会受到腐蚀。探讨民主社会的培育对于避免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激烈社会动荡，实现社会和谐是有巨大意义的。
一、民主的危机
现在民主的危机日益加重，其既为重大发展也是重大弊端的情况就是：公民权范围的扩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越来越多的决策。金融危机后的民主生活在很多国家就意味着无尽的公投、瘫痪和破产。在古希腊雅典，不断提高的民众参政程度导致凭借煽动进行统治。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从“每个有产者一票、每个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发展”。有了自由选举、私有制等等特征，民主就被承认，反之就是异端，而这正是西方向世界推行的普世价值的重要表现。可以说美国在其中掺杂了很多的国家利益战略考量，但是他们仍然忽视了托克维尔的结论，只有在民主社会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才会长久也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似乎越来越无力减少民主，甚至在其生存可能就取决于这种转变的时候也是如此。托克维尔也认为“民主”带来了新的“专制”，这种专制的伪装性更好，更容易让那些追求平等的人感到满足，然后在其制度下默默地被奴役。而这种“专制”的领导者也不是“多数人”，却还是取得“公意”代表权的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主要讨论专制、平等和自由三者之间的关系。联想到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所认可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政治自由基础上的有等级差别的社会，而这种等级差别较多地体现在个人财富和经济领域中，这种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平等的结合，缺一不可。托克维尔曾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并且，缺少了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将有可能与专制结合，到那时，“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中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在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只是实现了相对的平等，没有自由的平等反而与死灰复燃的专制结合在一起，对社会造成了更巨大的破坏。就平等化事实而言，反观中国，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改造，传统的身份制度走进了历史的坟墓，今日之国民早已成为托克维尔所言的“民主人”。然就当前之精神状况而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必须应对民主化事实所带来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个人灵魂的堕落、公共道德的衰竭等危机，在此意义上中西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
二、民主社会与民情
托克维尔认为，在13世纪贵族参与政治，热爱自由，也拥有民主形式的自治权。这种“民主”产生了公共自由的风气。中世纪的“民主”能带来的是贵族的自由，而这种自由防止了社会的倾覆。这种自由也是托克维尔所真正热爱的，这体现了他自身贵族身份看问题的局限性，但也许正是这份局限使他察觉到在别人无法深入的境地，认为理所应当的成果背后其实隐藏着另一种逻辑。
当大革命把民主从13世纪贵族享有的特权推广到全民的时候，民主在实质上已经不再等同于中世纪的民主了。革命产生的民主制度带来的并不仅仅有自由，还有别的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民主就是民主专制制度。正因为如此，革命不但没有消灭中央集权，而是继承和加强。这种专制是以国家的名义，是以一个虚幻的“人民”作为幌子。它产生的这个庞大的社会权力不仅比他们眼前的任何政权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质上也不相同。
除了比较大革命前后的民主之不同，还可以将法美两国进行比较，二者在历史上先后爆发革命，但是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命运却迥然相异。一个社会的转变必表现为精神气质上的转变，在贵族社会，讲究的是上下有别、等级有序。主仆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现实的财富、依附关系上面，同样也体现于等级的情感。在民主社会，各个主体之间打破了早先的主仆关系，人与人之间地位平等，身份相同，同为法律之下公民。一种平等化的激情推动着人们继续走向平等，平等成为社会中的共同价值。就当时法国而言，虽然平等化事实早已为世人所承认，但身份制度却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了障碍，出身上的偏见，在法国人民心灵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反观美国，却少了这样的顾虑。人与人之间早已是平等深入人心，一种将自己视为自身利益最佳裁判者的判断早已代表着个体事务能力的成熟。因此，不同的国情造成了二者不同的命运。
奥斯特罗姆把民主社会看成是自主治理的社会，而不是国家主导的社会。民主社会富有活力的关键是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公民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所具有的自我治理的能力，而不是一切都要依靠政府。但是，现有的以“权力”、“操纵”概念为核心的理论内涵不足以表达民主社会的本质。
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也把握到了民主社会的本质：民主社会是自主治理的社会，而不单纯由国家进行统治。美国的民主是以乡镇自治为基础的，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自治锻炼了人民的自主治理能力，培养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事物的传统，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培养了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民情”。
所谓“民情”指的是整个社会的状况，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他们有着怎样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方式，他们如何处理彼此面对的问题。无论是宗教，还是家庭、社区以及学校教育都是对民主发挥着实质性影响的方面。因此，在观念与现实之间，美国的乡镇自治无疑有利于培育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民情。奥斯特罗姆也认为，人们所持有的观念与他们所构造的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持有的观念不同，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概括和构造政府体制，政府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三、总结
民主的脆弱性在于它的基础极易被破坏，国家的渗透和社会基础的变化导致了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转型，而曾经的民主社会建设者又日益“原子化”、个人主义功利化。个体层面的理性所导致的集体层面的非理性，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充斥着社会，使得托克维尔最为赞赏的“民情”日益削弱。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行动伦理”来完成这一现代性“未竟的事业”，而帕特南则在意大利政治改革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对于自利的理性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合作，会因囚徒困境、公共地悲剧、道德风险、搭便车等等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而无法实现，“所有社会制度的绩效，从国际信贷市场，到地区政府，到排队乘车，都取决与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在一个圣人的世界里，集体行动困境并不存在。但是，普遍的利他主义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理论的堂吉诃德的前提。如果行动者无法相互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只好放弃众多可以共同获益的机会”。古典自由主义给出的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是霍布斯式的，由第三方国家来监督执行，但这一解决方法本身面临很多困境，强制执行成本太高，公共的执行本身也是一个公共品，无法保证国家权力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解释了意大利南部地区公共精神不高人们的行动，却无法解释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公共精神较高地区普遍存在的合作性制度和行为。
为此帕特南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合作性制度和行为的理论假设，“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集体行动困境可以通过利用外部的社会资本加以克服，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认为信任是社会网络的特征，也是社会网络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复杂的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会带来信任。随之作者顺理成章地解释了社会资本与公共精神的关系：“社会资本的稳步发展，正是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地区的良性循环的关键部分。”社会资本越丰富，公共精神越发达，制度绩效越高。反之，则相反。这样社会资本理论就成功解释了意大利南北地区在公共精神和制度绩效方面的差异。
这是在根本上通过人际间的信任来培育民主社会的基础，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民情”。但在现阶段代议制政府还处于制度建设主导地位，用权力制约权力，寻求按照自由和正义的原则来解决冲突，制衡就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改变理性观，人是“有限理性”的，宪政拥有的也是“有限权力”。
所以，在民情培育的基础上，运用民情条件下孕育出的民主观念指导制度安排，双管齐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民主的危机，实现民主社会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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