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构建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也一直将贿赂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内容之一，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虽然国家不断加大惩治贿赂犯罪的力度，但与一些反腐败刑事立法较为成熟的国家、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不便操作、难以有效惩处个别类型犯罪、进一步完善立法技术等方面问题。鉴于此，在分析贿赂犯罪发展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完善贿赂犯罪的立法，更有力地惩治此类行为，从而有效地遏制、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 （一）适当扩大贿赂定义范围 基于中国本土的国情特点，将贿赂范围的定义由财物扩展至满足受贿人一切有形与无形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因为在中国这样注重人情世故以及礼尚往来的国度，如果将贿赂定义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则会模糊行贿与受贿双方的关系，这样也无从体现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财产性利益”，可便于司法操作，且不致放纵犯罪。 （二）调整贿赂犯罪设置要件 一方面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饱受争议的要件设置。建议在刑法的第三百八十五条中增设一款规定，“若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财产性利益的，则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通过这样界定来确保对国家工作人员承诺为请托人谋利益但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是收受财物后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进行惩治。另一方面，二是取消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中“不正当”的限制。建议适时取消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中“不正当”的限制，考虑可以将不正当利益改为个人利益，以实现对行贿、受贿行为处理时的相对均衡。 （三）增设涉外人员贿赂规定 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及受贿两个犯罪。对于行贿与受贿规定需区别对待，对于涉外人员行贿规定的增设，即有利于规范我国公民、法人与其它组织的国际商业活动行为，又维护了我国商业整体声誉。可以对外国公职、国际组织官员相关受贿行为暂不作规定，建议增设外国公职、国际组织官员受贿罪在实践中涉及到管辖权尤其是相关人员所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等复杂的法律问题。 （四）补充影响力交易犯罪 交易罪中的“影响力”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因一定的职务关系在公职人员本身上所体现的影响力；第二种则是与公职人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它影响力，关系如亲戚、朋友等。“影响力”不等同于“职务便利”或“公务”。建议在表述具体条文及相关结构安排上，可以考虑予以补充区别非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受贿和行贿两种情形并分别作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的第二款。 （五）分类参照数额标准定罪 我国刑法中对于受贿罪的法定刑是援引贪污罪的法定刑，从立法上看，调整定罪量刑单纯参照贪污罪犯罪数额标准的这种做法，应确立数额与情节的二元分列标准。受贿罪侦查难度比贪污罪要高得多，其危害除了表现出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侵害，而且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另外，过于准确的数额限定标准导致刑罚空间过于僵硬的问题，尤其涉及到无法以金钱计量的非物质性利益时，建议可通过考察除数额外的追求的不正当利益等其他情节，来综合平衡确定是否构成犯罪，从而选择量刑。 （六）建立科学合理刑罚机制 一方面，我国的贿赂犯罪刑罚体系表现出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设置有死刑的重刑主义的倾向。笔者认为，要对腐败现象进行遏制，主要核心点不在于案件发生后的严格处治，而是要被惩处的风险与代价的大小以及之前相关制度控制。建议适当考虑严格限制贿赂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等到条件成熟再对死刑设置进行全面取消。另一方面，在我国贿赂犯罪其他附加刑的措施比较单一，力度也相对较弱。刑法相关罚金型一般只规定了单位贿赂犯罪而不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自然人犯罪仅规定没收财产型，且只在情节严重才可予以适用。建议进一步加大贿赂犯罪中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增设个人贿赂犯罪的罚金刑，规定所有贿赂犯罪均应适用财产刑。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需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方位、全视角、多维度地检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国外经验，取其精华，从而进一步规范与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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