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137-04
今天所说的“历史”正是过去所发生的“新闻”。只有那些经得起时间浪潮冲刷的优秀新闻作品才称得上是好的新闻报道，成为今天的历史。一篇好的新闻作品不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信息的传递和知识文化的传播，还必须起到宣传政策和引导舆论的作用。总的来说，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应该在不跟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做到清晰、简练、有导向性，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从而实现议程设置意义上的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所具有的一种客观属性，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各种特殊素质的总和。”[1]（P70）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新闻价值是对新闻本质及其特性的量化把握，新闻的本质是信息，而信息是可以测量的。一篇好的新闻报道必须在符合新闻规律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价值。
新闻事实是客观的，它能够满足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新闻需求，是一种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明确新闻价值的客观性是做好新闻报道的最重要的一条黄金法则。
另外，新闻传播活动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性质的行为。新闻报道在采写，编辑，刊播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法制意识是极为鲜明的新闻传播行为。它们都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有利或者是有害他人及社会的性质，能够对其进行道德恶善的评价，因此新闻报道既是一种新闻工作行为，也是一种道德及法制行为，新闻从业人员应该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直接和频繁，对于西方新闻报道中合理巧妙的建构话语技巧的认识也越来越广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传媒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中西新闻写作话语体系的表述也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新闻界德高望重的穆青曾经说过，新华社绝对不能以西方通讯社小伙计的身份进入世界新闻舞台。的确，谁能否认新闻报道内容上的政治色彩与表达上的生动活泼不可以相辅相成呢？谁又能否认清晰、简练、聚集、有细节、有导向作用并能够唤起人们情感的报道不是好报道呢？
因此，我们需要对西方优秀新闻报道中的建构话语的方法技巧进行琢磨、分析、研究。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具有魅力，具有竞争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很好的把握建构新闻报道话语的诀窍。中国的新闻报道才会越来越中看，才能使中国的新闻报道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展示个人见解、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的重要渠道，成为人类精神交往的重要形态，提供出为人类所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价值体系。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当代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传媒文化。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活动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其他形式的话语比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是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的迅速发展，话语概念及其含义又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识和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等方面。修辞学代表学者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话语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一般地说，话语包括传媒话语，广告话语和艺术话语等。
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了一个定义：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者交流的东西。作者在书中谈到了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1）大众传媒的话语即报纸、期刊、电视和电影话语；（2）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3）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者是说写和符号语言等传播模式。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影响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即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世界上大多数传媒都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并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显得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的突破或是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又加上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了非凡的影响效果，这里的能力就是话语建构的能力。
如果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便具有双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价值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
广告话语是传播广告信息的主要工具之一，从本质上说，广告语言不是静止的语言，而是发生在广告传播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是一种动态的传播语言。因此，在广告的传播过程中，广告语言能够有效地维持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使广告意图为目标受众所理解、接受并能产生预期的反应，是广告话语的基本取向。这种取向决定了构建广告话语必须以突出语言的传播功能为原则。 广告话语具备的基本功能：（1）广告话语应该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受众的；（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是指要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突破消费者的心理防线来完成的。
新闻话语则更多地体现着一种国家利益，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征。世界格局中的强势国家要保证自己在世界之林的强势地位，必然要保证本国话语成为国际社会话语（价值体系）的主宰者，从而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阐释。这体现了媒介化时代权力体系期望通过媒介表征来完成其从一种物质存在到受众心理势能的转化，这种转化的权力实际来源就是所谓的“规训力”，其本质上是知识权威和修辞权威的集合，在新闻报道话语中最突出的就是集中体现为新闻话语性体制赋予记者的阐释权。文化帝国主义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新闻报道的是事实，事实在符号中是指以书面或者是口述的影像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不依附于符号的事实。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总是包含在另一个概念之中，事实也是不例外的。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才是新闻。而事实则是永远在被言说之中的，这意味着言说者意识形态的融入也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使新闻传媒具有了“喉舌”的功能。
新闻工作者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事实，而这种情形下的口语或者是文字作品就是新闻的话语。它的特点与众不同，侧重于对事实的再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新闻的产生应特别从文本处理的过程来加以分析，新闻作品制作的成功与否不仅源于文本结构功能的体现，而且有赖于记者写作中新闻报道话语建构所进行的规划。
新闻报道中的话语设置首先要建构拟态环境：（1）文化话语的建构。为了占有文化世界，我们要不断地依靠新闻的触角去感受它，去反映它。但应该注意的是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这一中介手段表达对世界的感受与反映，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复制现实的行为，而是一种新的理智的综合与提炼――即一种文化话语的建构，是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呈现。（2）新闻报道的公共话语建构。在国际传播的众多领域中，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国际公共话语权争夺的利器。一方面源于新闻报道对时效性和接近性的追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体频繁地客观性地宣传。新闻享有相对虚构文本而言更多的劝服力量，在于其“客观性”。人们由于受到实际活动范围和精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小事实都保持经验性的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之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媒体去了解和认知，受众往往无法亲自核实这些由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是否相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新闻报道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而沦为带有明确的或指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
报道中的话语与事实的策略性利用，让新闻报道者听上去充满了控制论的阴谋，成为了一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蛊惑者，往往身处危机之时报道者就会采用这种方法。《纽约时报》2003年处理记者杰森?布莱尔随意编造假新闻的丑闻时所采用的报道方式就非常典型，即通过异化他人身份来撇清自己。
事实在施语者的手中通过排列组合放大或缩小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同样记者也可以通过对事实进行话语的选择和编排来进行论述。陆定一同志1942年给新闻下了一个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是在媒体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媒体林立技术发达的今天，新闻已经成了新近发生的、受众关注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受众关注和选择，强调的正是话语建构的意义，否则就是失语，即话语权的丧失。在对报道事实的话语建构中，对于特殊事件或非常时期，特别是当危机出现的时候，要采取欲擒故纵、丢卒保车的策略，这样才能从那些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尽可能地收回利益或者尽可能减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从修辞动机的角度来看修辞者，其真实的动机往往并非对事实的一种出以公心的尊重，而是为了投射出一个实事求是、诚实坦率的修辞人格。
说到话语和新闻之间的关系，自然会让人想到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不过新闻和舆论是有区别的。“新闻和舆论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都是以社会事实、事态、事件为依据，并以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为原则，这是其共性。但是，对于社会事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态度，对于事态的选择、分析和综合上，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一个是报道，一个是表达；一个是间接的，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无形的，一个是有形的。新闻舆论正是社会公众以大众传媒为载体所表达的一种舆情，即对社会事态和问题的意见与态度，重在表达。就对事态和问题来说，表达是一种直接、公开、明确的舆论形式，有别于间接、隐蔽、含蓄的新闻形式。”[2]（P55）明确新闻与舆论的关系，才能明确报道与表达的关系，话语建构正是依附事实的一种利益表达。
话语有着非常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是由某种信念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一旦获得统治地位，就会用固定的方式来解释事实，体现主流思想观察世界一成不变的习惯。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是固有观念受利益束缚而达到的情境，以致不再能见到某些真实的事实。“社会真实情况”的非意识形态化往往被否认为科学知识，甚至被否认是客观事实，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却被视为不容否认的实际，而这正是谬论得以繁衍的母体。[1]（P169）不同意识形态是具有对抗性的，这种对抗往往会转换成为媒体之间的话语对抗，所以，话语建构正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国家媒体一旦失语，也就意味着国家话语权的丧失，是国家软实力的消解。党的十七大强调提升国家软实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话语权，并以此塑造国家形象。
中国现代新闻界认为新闻报道中话语的建构具有较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它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并存。新闻报道中话语的建构应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传播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观念的前提下进行，报道的话语应直接在社会的大语境中建构，这也是对新闻报道最直接的要求。
现实中，在中国新闻话语建构中的一个重要词语是“事实”，在新闻的各种定义中，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人却被放在了叙述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传播的客体变成了定义阐述的主体，而这也正是中国新闻报道话语建构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新闻报道中的话语建构与社会发展脱节，不但不能指导新闻话语实践，反而会给实践带来迷惘，从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新闻媒介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新闻报道应该反思历史话语的建构，在新的语境中，新闻报道必须建构新的话语，这才能真正符合时代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各方面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闻报道话语也有了很大变化，建构出的新闻报道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新闻报道话语也反映出了消费性的特征。中国新闻报道话语生产在各个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的倾向，话语交流的频度也进一步增强，但也由于受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影响，导致了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性，由此产生的报道话语竞争已经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
建构新闻报道的话语除了要从控制话语产生的外部因素，即法律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专业因素之外，更应该从大众需求，社会进步等各方面的因素去考虑。这样建构的新闻报道才会既能符合大众口味，具有社会时代性，又能引领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潮流。因此，了解并把握新闻报道与话语建构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有助于我们探讨中国传媒话语乃至国际话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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