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本院妇产科门诊具有高危因素的就诊孕妇的高危因素。方法选择2018年1月1日—6月30日在本院就诊的具有高危因素的322例孕妇为研究对象，分析就诊孕产妇的高危因素情况。结果2018年1月—6月到本院就诊的具有高危因素孕妇合计322人次，年龄为(29．03±4．77)岁，孕周为(18．52±9．54)周;其主要高危因素分别为瘢痕子宫154人次(占比47．83%)，患有乙肝28人次(占比8．70%)，瘢痕子宫同时患有乙肝24人次(占比7．45%)，高龄合并瘢痕子宫15人次(占比4．66%)，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宫13人次(占比4．04%)，其他高危因素88人次(占比27．33%)。结论应加强高危妊娠孕妇的早期筛查与围产期管理，针对不同的高危因素特点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
关键词:高危妊娠;瘢痕子宫;人工流产;二孩政策
我国于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在2015年启动全面二孩政策［1］。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使得高龄孕产妇的比例也在不断地上升［2］，医院妇产科不得不面临高龄孕妇及产妇增加所带来的挑战。高危孕产妇发生妊娠并发症与合并症的风险不断增高，研究显示，异位妊娠的发生率高达5倍，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高达5．5倍，而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率则增加到3倍［3，4］。高危人群因曾经的剖宫产史后再次妊娠，由于子宫瘢痕的原因，更容易发生疤痕子宫憩室、子宫破裂等情况，从而造成难产或产后出血不止的风险也不断增加，这也是导致此类孕产妇死亡率不断增高的重要因素［5］。高危妊娠也是导致我国孕产妇和(或)围生期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6］。本研究对本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高危孕妇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现将结果介绍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2018年1月—6月在本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所有具有高危因素的322例孕妇为研究对象。1．2方法。采用excel2010进行数据录入，数据导入SPSS21软件，描述性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2结果
2．1高危孕妇基本情况。2018年1月—6月到本院就诊的具有高危因素的孕妇合计322人次，年龄15～43(29．03±4．77)岁，以26～32岁的居多，占62．40%，具体年龄分布情况见图1;孕周5～40(18．52±9．54)周，以7～18周的居多，占67．10%，具体孕周分布情况见图2。2．2高危孕妇高危因素情况分析。2018年1月—6月在本院就诊的322人次高危孕妇的临床资料，发现高危因素主要包括:瘢痕子宫、高龄、梅毒、艾滋病抗体筛查阳性(+)、人流≥2次、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双胞胎、乙肝、宫外孕、试管婴儿、胎横位/臀位、前置胎盘、子痫前期、合并糖尿病、贫血、葡萄胎等。其主要高危因素分别为瘢痕子宫154人次(占比47．83%)，患有乙肝28人次(占比8．70%)，瘢痕子宫同时患有乙肝24人次(占比7．45%)，高龄合并瘢痕子宫15人次(占比4．66%)，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宫13人次(占比4．04%)。其中瘢痕子宫、瘢痕子宫同时患有乙肝、高龄合并瘢痕子宫、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宫等占所有高危因素的63．98%(206/322)，其他高危因素88人次(占比27．33%)。其高危因素情况具体见表1。
3讨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高龄夫妇追求二孩的意愿异常强烈，导致妊娠的风险性持续增加，尤其是那些一孩曾经选择剖宫产的女性。本调查显示，在高危妊娠孕妇的危险因素中，瘢痕子宫、瘢痕子宫同时患有乙肝、高龄合并瘢痕子宫、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宫等占所有高危因素的63．98%(206/322)。高危妊娠临床表现极为复杂，由于其临床病程相对而言较短，疾病进展快、临床变化多样，因此诊断、治疗均较为困难，病死率高，预后情况往往不理想。所以做好孕前保健、产前监测以及出现情况时紧急处理等方面的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7］。本组研究中妊娠以7～18周发病率居多，占67．10%，提示医务人员对产妇的孕检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产检能及时筛查出高危妊娠的孕妇，对其可纠正的高危因素进行早知道，有助于产妇安全地进入分娩期，显著降低孕产妇以及围生期婴儿的病死率和致残率。同时根据研究中妊娠阶段高危因素的分布特点，需要有重点地对高危妊娠孕妇进行管理，健全高危妊娠管理制度。如早期进行高危因素初筛，提高对高危孕产妇的识别;做好孕中、晚期高危孕产妇的规范登记、追踪和及时随访工作，重点抓好存在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产妇的救治与管理，能从一定程度上提升本县出生人口的健康水平。
作者:陈玲 李玉兰 曾利芳 王礼蓉 邓 丽 单位:四川省岳池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