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万，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策划与管理中心馆员。
美术馆事业在中国能够萌芽并逐渐发展起来，其重要内在因素就是近代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在观念上发生了改变。为了使中国社会尽快适应席卷世界文明地区的现代潮流，他们要使中国民众接受新的社会教育，要使中国工商业不再落后。在这样的语境下，美术既是一种教育途径也是一项教育内容，美术馆在社会教育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获得了充分的认识。然而，美术馆是一个公共设施实体，只有先进分子的进步思想，并不能使它成为现实。从理想到现代意义的美术馆真正建立起来这个现实之间的鸿沟，其实是由美术教育和美术展览的发展一点点填满并铺平的。
服务于学校美术教育的美术展览使这项事业由雏形开始向体制化发展。从早期学堂教育试探性的“成绩品展览”到私立美术院校目的复杂的美术展览活动，再到教育者真正到国外去考察现代美术展览制度之后提高了认识，都在为国立专业美术院校的美术展览体制建立进行铺垫。与这条线索并行的社会性美术展览发展，则调动了更多资源和因素。雅集传统由于社会变迁而愈加接近现代美术展览的模式；博物馆事业的兴起则将很多美术类展品资源开发出来，在博物馆中率先实践了美术馆的部分业务工作；新型的美术社团不断涌现，他们举办的展览会形式多样，并在其中纳入了更多的市场化因素；中国的开放使中外美术展览交流越来越多，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视听。美术本体和观念的变化在这样的视角下都能得到关注。
中国的现代美术馆建立与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展览制度和美术观念的共同变化，这才使得中国有了真正适合现代美术馆成长的土壤。美术展览制度逐渐成熟使美术的需求日益体现出来，这又成为直接推动美术馆建设的一种力量。所以，理清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发展的线索，是分析现代美术馆事业起步的重要前提。
一、从“技”“艺”分离到“师范学堂成绩品展览”
1.中国古代美术教育“技”与“艺”逐渐分立的传统
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中国和欧洲最初的古代先贤并不是那么重视“美术”的，而是将画家和雕塑家等人视为“工匠”。
在古代中国，直到汉朝才在学校中设立了“字画”课程。但即便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术教育仍然以师徒、父子传承的形式延续，而其主要目的则是服务于政治、教化。在文化繁荣的隋唐时期，翰林院中开始逐渐聚集起一些擅长绘画的知识分子，虽然美术教育仍然没有发生在学校当中，但画家们已经开始学习描摹自然。五代时期，专门为皇家服务的画院机构就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了。画院的任务是多重的，不但要为皇家绘画，还要负责鉴藏、生徒等工作，临摹优秀作品是这时养成的一种重要教学手段。集合了大批“画家官员”的画院，到北宋年间又扩大为“翰林图画院”，宋徽宗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开设了多门课程。两宋与金、辽对宫廷美术教育的重视，推动了画院体制的发展与不断完善。
在元朝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中，画院制度消失了，分解为专门负责手工艺制造的数个部门，强调技艺的美术教育得到了发扬。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们则在借山水抒发胸臆的过程中发展出了文人画，美术教育的美育功能在这里则被放大。明代宫廷美术创作不少，但美术的教育功能在其中被大大削弱。民间绘画工匠的师徒传承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技艺传授型的美术教育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番格局。在清朝不但有西洋油画传入中国，外国传教士也凭借绘画特长进入中国宫廷供职，从而普及了一些西方美术教育的内容。而且民间也已流传着种种画谱，通过临摹自学绘画成为可能。中国的美术教育形成了“技”“艺”分离的两条脉络，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都是相对封闭的，也都没有孕育出美术展览制度。
2.从天主教会孤儿院中萌芽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
近代以来，孱弱的清政府无力收拾内乱与外敌入侵造成的各处残局，于是在不太平的社会中，无人照管的孤儿越来越多。上海地区的天主教会抚养了不少这种无家可归的孩子，并于1864年在土山湾建起了一座孤儿院。当时他们照看着三百余名年仅六七岁的孤儿，并在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进行艺术方面的教育，使他们成年以后能有一些谋生的技能。
堂中工场有印刷、装订、绘画、照相、冶金、细金、木工、木雕、泥塑、玻璃制作等。绘画师约有四十人，所绘者均为圣洁之宗教画，或于纸，或于布，或于石，或于玻璃，无不精美。育婴堂中全部人员约共六百五十人。各种工艺，悉由修士所指导，如绘画指导者，则诚为可贵之艺术家，并非仅为艺术人员也。堂中人员虽不众多，而出品种类则颇繁多，且制作又精美如此，实不能不令人为之倾倒。①
“土山湾画馆”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该馆创立于清同治年间，教授科目分水彩、铅笔、擦笔、木炭、油画等，以临摹写影、人物花卉为多，主要都是以有关天主教的宗教画为题材，用以传播教义。”②最早在此机构任职的教师主要有范廷佐、马义谷、陆伯都、范世熙、刘必振、安敬斋等人。为了让这些学徒孩子们尽快真正适应日后的工作，土山湾画馆的教育带有一定师徒传承的美术技术教育的特征。但由于是外国人开设的学校，其教学体制当然打破了传统的、保守的传授方式，而是部分地沿用了正规西方美术教育的体系。宗教情结浓厚的教学内容与贫苦孤儿带有功利色彩的学习目的，共同嫁接在这个探索性的美术教育体系之上。土山湾画馆中开展的还称不上现代的美术教育，但是实践与美育并重的教学理念值得称道。
由于战争和经济侵略，外国文化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土山湾画馆所出的画作在中国境内销路越来越好，甚至出口国外。到了1910年，土山湾画馆的一些西洋画“得到‘南洋劝业会’颁给的奖牌、奖状共19件之多。有些临摹欧洲名画的作品，售价昂贵，往往三四尺见方的一幅要售七八担米钱”③。
3.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课程与其丰硕成果
中国近代自创的新式学校也在与土山湾画馆大致相同的时期开始发展。洋务派开设了外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艺学堂。在技艺学堂中有些教学内容与美术有关。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这些学堂也陷入了低潮。事实证明，新式美术教育的出路不在于此，而在于师范学堂。
张謇在1901年初所撰写的《变法平议》中提出了兴办师范学堂的建议。同年5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上海创办的《教育杂志》，介绍了很多日本新式教育的典章制度，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师范教育在中国很快开始，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湖北师范学堂。又过了一年，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河北保定创立北洋师范学堂。
师范学堂开始运营之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规章制度不断跟进。1903年8月，《教育世界》第56卷登载了王国维的《论教育的宗旨》，这一文章将教育内容归纳为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四大方面。1904年初，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上奏折《学务纲要》推动教育改革，提到了建设新式学堂的科目、期限等重要内容。政府接受了这些开明大臣的建议，颁布了“癸卯学制”，发文《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一个总的名称，其中包括许多办学制度细则，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高级师范学堂章程》等④。这一系列的章程都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美术教育于其中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
1906年3月25日，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是将“图画”划归“实用”学科，成为一个“重要科目”。⑤随即，两江师范学堂⑥的总办李瑞清，率先带领校众正式开设了“图画手工科”。“……李监督自己爱好美术，又一向重视艺术教育，且曾亲往日本考察教育，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有图画手工科，乃主张仿办”⑦。关于李瑞清兴办美术教育的前因后果，潘天寿曾撰专文写道：“至中土研究西画之学术机关，以三十年前之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民国成立后，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又改为东南大学。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改为中央大学)为最早。该校开办在清光绪二十八年，简派李梅庵(名瑞清，号清道人)为监督(即今校长)。道人固笃学君子，尤长于书法绘画，壹志提倡艺术教育，且以既废科举而兴学校，则直接需要之艺术师资，为数甚夥。与其输耗巨大经费，派遣多数学生出洋留学，不如添办艺术专科，延聘少数外国学者，来华教授之为经济与简便。但当时该校学制，仅规定开设文学、数理、史地、农博、理化等科，而艺术不与焉。道人乃咨询校中之诸外国教授，汇集东西各国师范教育之成例，拟定艺术专科之办法，务陈学部，奏准添设。乃于光绪三十二年，实行创办此科，连开两班，约造就师资五六十人。”⑧
由于李瑞清对日本的美术教育了解较多，而且日本又与中国相邻，故依潘天寿所言的“外国学者”以日本人为多。当年作为学生的姜丹书后来对那些美术老师进行评价：“亘理宽之助(日本仙台陆军教员)，图画教员，好。盐见竞(日本美术学院卒业)，图画教员，甚好。后在日本杂志常见他发表许多油画作品。一户清方(日本文部省检定手工科教员)，手工教员，甚好。他著作印行的手工书甚多。山田荣吉(日本美术学院卒业)，图画教员，学生不信仰，未久即换。”⑨
两江师范学堂创办早、规模大，在中国影响颇为广泛。于是，不到一年之后，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保定优级师范学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等其他大小院校都依此例开设了“图画手工课程”。当时各校采用的教材都是比较新的，比如1902年“俞复创办的文明书局印发了无锡两等学堂的蒙学课本中就有丁宝书编写的《新习画贴》五本，《铅笔画》四本，《高小铅笔画贴》三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徐詠青编写的《中学用铅笔画贴》八册……”⑩这些教材与传统中国美术教育所用的画谱等材料大不相同，吸取了更多的西方美术成果，有时代气息，有现代感。
在师范学堂内增设美术课这项小小的改革，却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从这些学校中走出了中国第一批接受过系统美术教育的专业教师，他们是更加适应现代教学的新型师资，他们的工作不断改变着中国美术和教育的状况，大众对“美术教育”的印象与对“美术”的观念都因此而不同。大力启动了这种变化的李瑞清，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先驱之一。
晚清时期师范学堂里的美术教育开展得当，仅仅经过三年，就捧出了丰硕的成果。1909年7月19日至25日，上海举办“全省学堂成绩品展览会”，245所与会学校共拿出了5100余件展品。在此次盛会上，两江师范学堂与江苏师范学堂的绘画最有代表性，广受赞誉。
《教育杂志》对此次展览就有如下报道：“己酉六月初三至初九日，江苏教育总会开全省学堂成绩展览会于上海，于以验全省学界之程度，而激发其竞争心、勉励心，甚盛举也。记者尝参观其间，璀璨玲珑，美不胜收。以全体言之，图画最优……吾江苏之有教育，仅十载于兹，而成绩已如是，宜乎观者莫不啧啧称赏……一国教育之现状足以瞻其国文化之高。”(11)
1910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中的“美术馆”和“教育馆”内，专门展出了师范学堂等教育机构的美术成绩作品，有些甚至就是日常优秀学生的作业。《南洋劝业会出品分类纲目》的“第一部”为教育，“第二门”为学校教育，“第八类”包括美术、音乐、法文、医学、警察、审判各学堂，或讲习所之计划、教授法、时间、科目、教科书，或讲义、特殊之器具用品及美术、医学学堂之成绩品。
欣赏南洋劝业会中展出的种种作品，最早在师范学堂里从事现代美术教育的老师当是无比欣慰的。那些学生们、那些学生的老师们，很多都是从师范学堂毕业的。对于他们的成就，当时就有专门为劝业会作调研的人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那些受到业内外人士诸多好评的学生的作品，最终获得了多项金银奖牌。图画手工选科乙班学生姜丹书，以石膏马模型为题材的素描作品荣获大会银奖(12)。
新式学堂中的现代美术教育为中国第一届国内博览会和第一个“美术馆”增色不少，这座“美术馆”也以盛大的展览肯定了现代美术教育的成绩，展示了新 式学员们的风采。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式美术展览、美术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此时就已显现出来。
二、私立专业美术院校的建立及其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会
在学堂体制中发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图画手工课程，为在中国普及美术教育奠下了第一块基石。美术教师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加上美术展览的宣传，换来了普通受众对现代美术及与其相关的诸多观念的接受。
1.私立美术学校初步建立及其美术展览会概况
现代美术教育再向前推进一步的时机到来了，但是晚清政府并没有承担起这个重任，私立的专业美术学校在上海等经济发达、观念开放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这些学校的创办者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向现代转型的商业社会对美术人才的需求，于是迅速把握了其中的商机。为了招生、扩大影响等实际目的，这些学校纷纷举办各种美术展览，名目和花样也越来越多。
早在1907年3月16日，上海图画音乐专修学校就宣告成立并公开招生了，创办人是戴葆如和吉田洋行的廖君。该校的图画科开设了铅笔画、水彩画、油画等课程(14)。7月7日，这所学校举办了图画成绩展览会，场地就在学校当中(15)。
一年之后，即1908年7月，上海又添了一座松江女子美术学校。1909年6月15日，经过一年的教学积累，学校举办了“上海松江女子美术学校成绩展览”，上午为男生展览，下午为女生展览。展出作品包括图画、造花、造果、刺绣、摘棉等类(16)。
1909年，周湘在沪创办“上海图画专门学校”。次年，他又顺应社会风潮，开设了“上海油画院”。关于这座油画院，丁悚曾撰写文章回忆：“该院创立于晚清末季，并附设中西图画院函授学校。创办人周湘，字印侯，又号隐庵，曾留学日本，擅中西画术，凡油画、水彩、铅笔、擦笔等画，全能应付，实际上他的国画、金石、书法更是精湛不凡。当时因西画新奇，易于招致有志从事于西洋艺术的学生，所以他就用油画院为名，设立了这个学院。”(17)
《上海油画院章程》中规定，本校学生毕业后“得任意陈列其出品于本院出品所”(18)。这个细节让我们了解到，上海油画院已经开设了专门的“出品所”，也就是一个小型“美术展馆”或者叫“展示厅”，专门陈列本校毕业生的优秀作品。而且这一设施的应用已写入章程，变为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私立美术学校在上海地区发展的势头很强，数量不断增加，各校举办的成绩展览会反映出它们的教学效果，也折射出学校之间竞争之激烈。
1912年8月20日，“上海城东女学书画研究会成绩展览”热闹开幕，共展出会员作品90余件。其中佳作包括丁乘时的草书《静观自得》，孟安敦的古篆《寿》及《智水仁山》，曹维镕的《空寂舍》，王玉林的山水扇面，孟书华的墨石册页，杨琼的《梅花》横幅，朱贤英、席上珍、曹维镕所画扇面等。此次展览的主办者运作得当，颇有影响(19)。
1914年11月14日至11月28日，上海“普益习艺所成绩展览会”在所内举行。展品种类繁多，图画、泥塑、竹丝、纸扎、陶瓷、织毯、染色、灯彩等均有所见。
上述两校的展览均由学生作品构成，为了在竞争中吸引媒体与社会更多关注，并非本校学生所创作的名人书画、古董文玩也逐渐进入学校的展览范围，在校任教的著名美术家们也拿出作品上阵助威。这种做法对于美术展览的普及而言是有裨益的，同时也为校内学生们提供了观摩学习的机会，甚至促进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可谓一举多得。
1916年8月5日，为期14天的上海“普益习艺所书画展览会”在所内开办。平泉书屋所藏唐宋元明清名人书画、平泉书屋珂罗版名人书画，南北书画会名人书画(售品)均在此亮相。当然所内各科学生的优秀作品也同期与观众见面。这所学校在展览方面很是活跃，1917年8月2日至16日又召开了“上海普益习艺所美术博览会”。这一次李文枢藏南越王墓文物、拓湖观古阁主人所藏古钱、平泉书屋所藏书画、退思斋之仿古名瓷和名画、桐古斋收藏瓷铜玉石、宝铁砚斋所藏铜鼓虎鏱等展品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参观。
周湘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美术专门学校”，最初只有图画科，但在两年之内就壮大到具备中国画科、西洋画科、雕塑科等多类课程。1918年，该校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古物保存馆”，并专门制定出一套《中华美术学校古物保存馆简章》，开了美术学校下设艺术博物馆的先例，形成了固定的美术精品陈列。《古物保存馆试办缘起》中就曾这样表述：“天下事，有坐言易，而起行难者。因只信理想而不审事实耳。昨余拟古物保存馆，议乃悉本事实而不掺丝毫理想。故可坐而言，又可起而行也。且保存古物之举，事本易行，不须费大钱，又不须出大力气。只要人人心中念有保存古物之真意，随时随地便可尽保存古物之目的。何也?因吾国开化最早。数千百年，所蕴蓄之美术品实繁且薄。今精华虽零落殆尽，而韬光养晦者，尚时有发见。近之如敦煌石室及中州各处新出土古雕塑之类，见者得者如真有保存之心，便可得行其保存之志。故以是而推之，岁必有保存，而保存者必移且多也。今者余因有此主张。故首先实行以为之创。又因校部分充馆中物品，一般任人参观，一般永不变卖，又拟简章数条，以为扩张之备。其永远计划，当俟规模稍具，然后按照昨议，与海内热心公益之士商榷焉。”(20)
1919年1月1日至6日，校内举行了包括数百件展品的“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师生画展”。校长周湘及教务长徐詠青均拿出了得意之作参展，为学生们壮声势。
2.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发展及其“第一届成绩展览会”制度分析
在十几年时间里，上海的私立美术学校各显其能、适者生存，它们中间出现了一所非常特别，也非常有影响的学校，即1912年11月成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其创办人是在上海其他美术学校中有过求学经历的几位非常年轻的美术家——乌始光、刘海粟、汪亚尘等人。他们几个借着运营这所学校，在美术教学、美术展览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极为前卫的尝试。
1913年夏天，这所学校成立不久，就拿出了数十件油画及水彩作品，在上海静安寺张园举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师生作品展览会”。这批作品非常西化，与当时本土化的教学成果面貌相异，于是观众们纷纷批评这些 年轻人“狂妄、菲薄不道”。
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已经认定的方向。1914年8月，张聿光被聘为院长，刘海粟出任副院长，丁悚则担当起了教务长。1915年7月的“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绩展览会”就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展出作品中有一幅刘海粟所画的《人体习作》。即使在中国最能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城市之一——上海，也遭致了观众的非议。
然而刘海粟等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带领学生画人体模特，反倒更加注重这方面的学习，将其制度化了。而且学校经过几番争议，名声越来越响，规模有所扩大，1916年春，更名“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之后又增设了师范科。1917年7月，又到了“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成绩展览会”与社会观众见面的时候，这次展出的学生习作中竟然包括了很多幅男性人体素描。这一惊人之举令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愤然发表文章《丧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览》。针对是不是该画“模特儿”，持相反观点的两拨人从此展开了一场长达10年的争论。
画人体模特还只是这所学校众多新鲜教学手段之一，刘海粟等教师还一年两次率领高年级学生乘火车赴杭州西湖野外写生。学校更是为学生们的优秀写生作品专门举办了展览。1918年6月1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旅行写生成绩展览”就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开幕了。定期写生和专门展览相互促进，开展得有声有色，健全了专业美术学校的展览制度。
比这次写生成绩展览晚约一月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第一届成绩展览”，于1918年7月6日至19日在上海本校举办。这个展览本身规模甚大，学校还专门联系到商务印书馆为此次展览印行画集。创作单位组织作品展览，媒体和出版机构共同参与事件运作，这一系列做法与今天的美术展览过程已经非常接近。“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第一次成绩展览”确实在展览制度建立方面有所贡献，值得今人对其进行个案研究。
(1)筹备工作
A.展览会组织与领导机构
成就一个好的展览，除了要有精彩的作品，优秀的策划与执行团队也十分重要。策划首先是一种可操作性强的好想法，所以策划团队的领导应当是有见识、有原则的专业人士。好的策划案提出之后，就需要一个对决策有执行力的团队来将种种设想转化为现实。“第一届成绩展览会”正具有这样的人员配置。
1918年2月5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职员会议集体决定，6月举行“第一届成绩展览会”。这个决定一出，各方筹备工作就逐渐开始了，时至5月11日，“第一届成绩展览会特别会议”在本校的大会堂召开。此次会议列席的教职员工有24位，大家推刘海粟为主席，并公举张聿光、刘海粟为会长，丁悚、王济远为总主任，高士勳、刘邦镇为文牍。会上就开始起草展览会简章，还在教员预备室里设了一个事务所来专门负责相关事宜。
B.展览会经费预算
作为一个私立美术学校，要办一次成功的展览，不仅要争取最好的效果，还要尽量用最少的开销，所以事前的经费预算要仔细而且贴近实际。当年在刘海粟领导之下，学校拿出了这样一份预算报表（见下表），从中可以看出不少内容。预算自5月11日起至7月19日止，额定经费300元，由本校会计处支拨。
列在最前面的是印刷和广告费用，再加上后面的邮费一项，总共是修理会场费用的四倍。也就是说当时的展览主办方非常重视媒体宣传、作品征集和外联方面的工作，而对于展厅的布置则本着向设计要效果的原则，并不铺张浪费。办展览而不将大笔资金用到展厅硬件上，反倒花在了看不见的事项上去，这不是舍本逐末，而是真正将展览的功能和效应发挥出来的明智之举。试想一次十分精美的展览，却没有人来关注，将是多么浪费和遗憾。
陈列画架占了总开支的三分之一，这也是很合理的。展厅的布置在展览结束之后就会被撤换，属于一次性消费，而给作品配上好的框架则是一项长期投资。好的画框既能够保护作品少受损害，也可以直接提升其视觉效果，显示出画面的品位，因此而促进销售也是可能的。
这个预算的另一合理之处在于划拨出了比例适当的机动开支，文具、消耗和杂支加起来有45元。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得心应手、专事专用的文具，会提高团队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筹备展览又少不得车马开销、与相关单位的应酬往来，然而这一类事务却并不直接体现到展览效果上，可是又往往起到重要的润滑作用。所以，不让办事的人为难，充分预料到消耗和杂支，显示出了团队已经积累下的办展经验。
(2)展览所用标准文件
从作品征集到最终归还，工作团队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用途的标准文件。这一方面使工作环节划分更加明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的错误，另一方面大大规范了实际操作，使得参与展览的工作人员和艺术家都能感受到此次活动的严肃性和制度化倾向，提高了大家的重视程度和信任程度。
A.展品征集与检选
关于展览会出品的征集，在其文件中规定专以校内生及函授生(包括已毕业、未毕业者)为限，出品征集的日期为：需于阴历四月十五日起，五月二十日止，寄往“第一届成绩展览会”事务所，至阴历七月初十日仍将原件发还。此次展览会出品的区别为：“陈列各种出品，以学生考试成绩为非卖品，以自愿出售者为卖品(凡属卖品，寄件时于表上注出卖品二字，并标明价值)，售出后，由会中提出二成充作会费，余归本人。”此外，在出品方面还制定出更为详细的制度：“1.函授部统计学生千余人，本埠三百余人，所学以水彩画、木炭肖像画为最多数，毛笔画、铅笔画次之，本会不论本埠、外埠一律通告征集预备出品；2.本校历届正科毕业及肄业各生，统计350余人，一律发函征集，不分门类均可出品；3.本校历届毕业考试成绩，以正科第一届毕业为始，第五届毕业为止，一律预备检选后陈列，历届选科毕业考试，因多摹写画，故不适用；4.征集旧教员沈伯尘、陈洪钧、杨左陶、江新、汪亚尘、洪野诸君近时所绘，以备陈列。5.征集现任各教职员课余所绘范本，以便陈列。”
B.展出作品的检核与发还
检核：
展览会闭幕后，一方面要归束历年考试成绩，另—方面要检点临时成绩品。
按照各门陈列物品清册，依次查对物品，检点件数，由各陈列干事来负责。具体操作方式：A.出卖品分提一处，于册中注“卖出”二字为标志，该 品随时点交会计；B.考试成绩分提一处，临时成绩分提一处。
核对各部成绩品，总主任来负责。具体操作方式：A.以本校大会堂为核对处；B.先由总主任将各部历届考试成绩汇集，按照清册年分先后，核对销号，随时由书记帮同填明历年考试成绩考查簿，按序收入成绩橱。
发还：
发还各部成绩品，由庶务收发员来负责。具体操作方式：A.各部成绩品，按号详细反复核对，检同选余品，按次包裹填明于邮政盖印簿；B.成绩品邮递时其容器之数目及纵横高度，由收发员按件衡量照邮局定章粘邮税后，交会计核对，付邮递寄；C.成绩品寄出后，即于清册中盖发还字样，待接到应征人之收条后，即于清册中盖注销字样。
(3)出品分类及展览概况
从当时对展览的各种报道和可查的校史资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展览的详细信息。第一印象就是，展览的分类工作十分到位，在此基础之上的展陈设计有的放矢，展厅功能划分清楚明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物品贩卖部”这一服务性单元的设置，这一方面增加了展览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种种实际需求，同时活跃了气氛、扩大了学校宣传，益处良多，十分巧妙。加强展览服务功能这种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将其付诸实践，体现出这所学校和这项展览制度的探索确实走在了当时中国美术展览行业的前列。
A.出品分类
根据“展览会事务所”统计，展览征集自5月20日截止，展品数量如下：铅画部423件，石膏模型写生部104件，技术师范科各种成绩部711件，水彩画部1372件，函授部各种成绩部746件，彩油画部185件。统核各部成绩共计3541件。
检选并无规则公布，且此次展览会出品，均为本校正科与师范科及函授学生成绩，故检选职务由该校教务长丁悚和主任教员王愍办理。除按照收品清册及历年考试成绩检选外，于截止后各新旧教员送到之出品等，亦经续行检选陈列。于5月25日起，至7月20日止，选得合格陈列品2238件。
B.展览概况
a.展览宗旨
根据本校宗旨表示历年办理成绩为宗旨。
b.展览会期
阳历：7月6日至7月19日。
阴历：5月28日至6月12日。
c.会场设备
会场在上海西门外白云观本校，计占地十亩。本会共分14部，每部设主任1人。干事无定额，由会长派定。另设贩卖物品部、饮冰处等。
d.会场概况
①临时保安警察
展览会开幕之前，上海淞沪警察厅第二区署长杜金钊派巡长2名。自开会日起至闭幕日止，每日上午9时来校，下午5时销差。轮流逻巡。
②会期广告
展览会开幕之前，事务所发出上海各报馆广告5件，又于会场重要位置张贴各种绘图、发售用品书籍的广告多种。
登报请各界观览广告
本校以七年来校内暨函授学生成绩，并新旧教员手笔，分别陈列，有卖品非卖品两种，计共画件二千数百帧。定于阳历七月六号起二十号止，举行第一届成绩展览会。届时务请各界诸君莅会评览。藉资提倡，实所欣幸。入场券函索即寄。(本校启)
③物品贩卖部
“物品贩卖部”设置玻璃柜两大架，陈列油画具、水彩画具、野外写生画具、铅笔画具、木炭肖像画具等数百种，西洋时人画片10余种。
(4)数据汇集
以下数据和记事都是当时学校收集整理出来的。组织展览的工作人员不仅在展览筹备和操作方面工作做得细致到位，而且非常有远见地及时进行了统计和记录，而且做得翔实有效，为以后的展览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后人的研究工作留下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即使在今日信息化时代，很多展览的相关工作都未做到如此完善。
(5)关于展览的美术批评
这次展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引发了一轮美术批评，参与者甚众。而且学校还有意识地将这些批评按照发表者身份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又引导到自己的媒体上，集中发布出来。这种言论制造形式放大了宣传效果，强化了受众对此次展览的关注与认同，对于制度建设具有巩固作用。
“第一届成绩展览会”仿佛是该校展览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于此之后校方的展览活动操作愈加娴熟了。
仅第二年，即1919年，该校就又举办了两次展览：5月11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举行的“学生旅杭写生团成绩展览会”，共计展出作品多达400余幅；10月10日，为纪念武昌起义举办的“师生滑稽画展览会”，效果亦是良好。
再至1920年1月，“私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展览活动再创佳绩。一是学校出新花样，当年2月2日，将新聘教员李镶(超士)留法时的所有作品集中到学校，进行公开陈列。再是延续了1918年的制度，7月9日至15日在校内举行了“上海美术学校第二次成绩展览会”，展品分铅笔画、钢笔画、色彩画、图案画、水彩画、油画、木炭石膏人体写生及西洋画科毕业生作品、函授各科成绩、师范生各科成绩、教职员作品共九大部，观众均可免票参观。
1921年是上海美术学校展览最为活跃的一年。1月20日至22日，上海美术学校和上海女子美术学校联合举办“成绩展览会”，选址在上海女子美术学校之内；4月23日，上海美术学校再次组织赴杭写生作品，之后赴杭县举办了“绘画展览会”，展品数量比上次翻了一番，师生画作竟达800余件；这一年适逢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于是7月5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十周年纪念画展”在校内隆重开幕，此次展览非常盛大，除历年学生成绩300余件，又征集到书画5000余件作为赠品，展出陈师曾、王一亭、刘海粟、李超士、汪亚尘、王济远、周淑静、程虚白、洪野等人的240件作品，共分两部25室陈列；与上海女子美术学校的联合展览在11月6日又举办了一次，名为“西湖写生画成绩展览会”，选址在江苏省教育会，共计展出上海女子美术学校作品60余幅，并展出李超士、刘海粟、汪亚尘、钱鼎、王济远等人的作品。 三、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建立与“北京艺术大会”
时至1916年，私立美术学校在上海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规模，那些由学校运作的美术展览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这一年才刚刚创生，但却似乎注定要做出以私立美术学校之力不可能完成的事业。
经教育总长范源濂批准，教育部选址“西城前京畿”设立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郑锦先是被任命为筹备所主任，后又出任第一位校长。1918年4月15日上午9时，国立北京美术学 校举行了开学仪式。首届学生只有32位，一致向本校教职员工及教育部总次长、部员、学务局长、国立各学校职员等数十位嘉宾行礼，紧接着由校长郑锦郑重地进行了开学的报告，介绍学校筹备阶段的诸种情形。非常重要的是，郑锦在这一正式场合“并述‘美术’二字之界说”。校长报告之后，教育总长傅增湘，教育次长袁希涛，来宾蔡元培、陈筱莊一一致辞祝贺学校正式投入运营。
教育次长袁希涛在致辞中说：“谓兹校为中国第一国立美术学校，而诸生为兹校第一班学生……毕业以后之目的，或于普通学校中任关于美术之教科，或于实业界改良制造品，或于社会教育界提倡美育。”(24)
蔡元培在致辞中说：“谓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惟文学一科，通例属文科大学，音乐则各国多立专校，故美术学校，恒以关系视觉之美术为范围，系视觉之美术……故兹校因经费不敷之故，而先设二科，所设者为绘画及图案甚合也。惟中国图画与书法为缘，故善画者常善书，而画家尤注意于笔力风韵之属；西洋图画与雕刻为缘，故善画之发展，并增设雕刻专科，以助西洋图画之发展也。”(25)
1918年7月5日，教育部颁布了《北京美术学校学则》。(26)教学工作开展数年之后，“北京美术学校”1922年6月欲更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0月26日，教育部批准了这项升格的申请，郑锦仍留任校长一职。又过了三年，教育部于1925年10月批准，“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更名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
在升格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之际，学校就陆续举办了很多美术展览，每年都有数次。仅1923年举办的美术展览，可查信息即有如下之多：
4月7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首届高等师范三年级学生为募集毕业旅行的经费而举办游艺大会，收集中国画教授王梦白等名画100余幅，西洋画系主任教授李毅士捐出大幅油画《贵妃出浴图》被列为抽奖的头彩。(27)
4月16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举办“第一届中等部学生毕业典礼暨成绩展览会”。
5月15日至30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教授及学生组织的“阿博洛学会”举办绘画展览会，每日观众1000余人。(28)
8月24日至30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主办的“第一届成绩(优秀毕业作品)展览会”开幕，主要展出：(一)中国画有工笔写意、人物、花卉、翎毛、山水等；(二)图案包括各种实用图案；(三)西洋画，铅笔、水彩、木炭、油画等作品共计1000余幅。(29)
10月26日至28日，周光斗、刘开渠、周卜熊、愈琨共同组织“维吕斯画会”，并在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举办“第三次绘画作品展览会”。
郑锦任校长的几年中，这所国立美术学校稳固了根基，取得了初步的发展。留法画家林风眠继任校长之后，则将学校带向了新的高峰。1926年3月，林风眠接受了教育部的任命，正式出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
1926年3月10日，刚刚走马上任的林风眠就拿出了在欧洲留学期间创作的《人类的历史》《金色之颤动》等40余件美术精品，在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大礼堂及普通教室里举行了“个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展览在16日结束，结束之前那一天，鲁迅亲临现场观看。看过林风眠融贯中西艺术风格的佳作之后，鲁迅颇受触动，发表了题为《东西艺术之前途》的文章赞同这种艺术主张。
在“个展”成功举办之后，林风眠便开始不断推动学校的美术展览事业发展，无论质量和数量均逐步提高。据统计，在1926年3月至1927年8月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国立艺专的学生社团及个人、毕业学生团体、教职员工团体等共计举办过32场美术展览，平均每月两场之多。(30)真是一下子就活跃了这个圈子里的气氛。
这些展览中当然有一些并没有产生很大反响，但是由林风眠筹备组织的大型展览“北京春季艺术大会”，却给当时北京甚至中国的美术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次活动非常盛大，从策划到正式开幕历时五个多月，由征集、宣传、接待等专门机构共同协作才保证了大会如期召开。艺术大会的筹备委员中除了校长林风眠，还包括了王代之、彭沛民、黄怀英、杨适生、邝镛远、张剑锷、李文森、曾纪嵩、刘开渠、虞开锡、周逸等人。
1926年11月23日的《晨报》专门刊载了“艺专评议会三项决议”，关于大会内容的决议如下：“决议重要案件三项：一、筹备大规模之春季艺术大会，内容分艺术展览、音乐演奏、戏剧表演，师生作品一律参加；二、组织艺术季刊编辑委员会，推王代之、黄怀英、杨仲子等十三人为编辑委员……”由此便可知，“艺术大会”其实相当于今日“艺术节”一类的大型文化活动，而非一次美术展览那么简单。多家报纸媒体从始至终都参与了大会的宣传工作。比如“北京艺术大会开始征集作品”的启事，就刊载在1927年3月28日的《北京日报》上。
各方通力合作之下，“北京春季艺术大会”于1927年5月11日正式开幕。有报道称“艺专征品日期，早经截止，但校外作品，仍源源而来”(31)，所以临时加增展览室(32)，共计展览场16区，作品在3000件以上，以中国画为最多(33)，亦谓“集各种绘画之大观”。“由筹备员林风眠、王代之、彭沛民、黄怀英、杨适生、邝镛远、张剑锷、李文森、曾纪嵩、刘开渠、虞开锡、周逸等将全部展览场细心整理一过，沿参观路线，配以各种广告及鲜花，井井有条，校景为之一新”(34)。为传播久远起见，由该校图案系教授黄怀英，将其展品一一摄影。
11日上午9时，国立艺专大礼堂中举行了“北京春季艺术大会”的开幕典礼。这一典礼不同以往、热闹非凡。第一项活动是艺专总务长王代之首唱校歌，并宣读艺术大会标语：“打倒模仿的传统的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全国艺术家联合起来!东西艺术家联合起来!人类文化的倡导者，世界思想家艺术家联合起来!”(35)第二项活动仍由王代之完成，向众人报告展览筹备的过程，并提出对秋季再举办艺术大会的期待。第三项活动是学术演讲。第一位演讲人即校长林风眠，演讲题目为《艺术大会的使命》； 第二位演讲人是中国画系教授凌植支，演讲题目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表现》。最后一项便是别开生面的庆祝仪式，全体起立喊艺术大会的口号：“艺术大会万岁!艺术运动万岁!全世界艺术家万岁!”(36)
这次艺术大会中很多事务性工作都由当时的美专在校学生完成，他们的角色很像现在大型公共活动中的志愿者。而学校对学生们加以表彰的方式也与今天相似，就是在典礼会场为他们每人颁发一枚表示兼备感谢与纪念之意的新徽章。
“北京春季艺术大会”历时近一个月，直至6月3日才正式闭幕。整个活动期间，各界参观者络绎不绝。据统计，国立艺专的美术展览等活动共售出入场券18000余张，连赠票及重新开放3天，参观人数达20000余人。(37)原本规定展览开放时间为每日早8时至晚5时，后竟因前往参观者人数众多，而到迟者往往因被拒门外感到十分沮丧，故大会特将每日展览开放时间提前至早7时，以接纳更多观众。
有记者如此记录了自己参观的感受：“艺专校景，向称优美，此次特加整顿，更见处处表现艺术精神。即以大会之各种陈设，布置亦备极精美。该校大门外悬一长牌，题曰‘北京春季艺术大会’。校门铁栏内横陈大幅之广告画数幅，前面放置玫瑰十余盆，鲜艳夺目。二门园洞壁上大书‘整个的艺术运动’，沿参观路线之走廊墙上，以及路旁各大树干上，均贴有各种标语及广告画，五光十色，不愧为‘艺术之宫’。”(38)
《晨报》曾刊载专文报道了艺术大会各展览室展出作品的情形。“第一展览室”在艺专总办公室夹道，展出“漫画社”的数百幅作品，“大多讽刺之作，表意新奇，最易感人”，后为满足观众起见，从5月15日起，每星期添换作品一次；“第二展览室”在艺专校长室，展出校长林风眠及总务长王代之的作品，其中有林风眠的《暗香》《点水》《细雨》《松音》《芦苞》《倦》《民间》《摸索》(39)等代表作，王代之的《古趣》《山阴》《暴雨》《高山流水》《云》《松啸》等作品，另展出法国美专校长Dijan的浮雕多件；“第三展览室”在艺专应接室，展出作品以余越园的4幅《山水》、安同尧的《雁来红》、黄桂芬的《柳路》为代表；“第四展览室”在艺专大礼堂，展出作品以油画为最多，代表作品有克罗多的多幅“北京雪景”、王子云的《滑冰》和《北河沿》，另刘开渠、张剑锷、郑德恺、李捷克、徐振鹏、王钧初、莫宗等人也皆有作品展出；“第五展览室”展出张鸣琦的装饰画、李文堂的《西山村景》、蓝印干的《罗马风景》、孙毓芙的中国画《山水》等作品；“第六展览室”展出李苦禅的《焦雨》和《美意延年》、已故画家陈师曾的《荷花》、张德怡的《菊花》等；“第七展览室”展出清道人的楹帖、张德怡的《菊花》等；“第八展览室”展出李苦禅的《喜雀》、王青芳的卷轴花卉及山水画等；“第九展览室”展出博道人的《菊花》和《梧桐》、王雪涛的《荷花》和《雄雉》，以及日本小山莹达的人物画；“第十展览室”在艺专的美术陈列馆，所展出的画作最多，如陈半丁、冯白厂、邵逸等精品多幅，此外还有张德怡的《牡丹图》、彭沛民的油画《浴余听瀑》，李超士也展出其代表作；“第十一展览室”和“第十二展览室”，展出李苦禅的代表作《慈鸟》、陈师曾的《扇面》、杨文彬的《水仙》等；“第十三至十六展览室”，多为图案学作品，其中以黄怀英教授的各种出品、陈法清的建筑图和各种染织，以及李旭英、汪黎化的图案最为代表。
1.“北京春季艺术大会”美术展览的制度建设
(1)代售展品的具体举措
“为了不影响观众欣赏美术作品的情绪”，艺术大会所有卖品都不标明价格，有意购买者可记明号数，前往艺术大会询事处接洽。当然，展览中也有一些非卖品，做了特别标明。关于作品的售卖情况，查阅1927年5月间的《晨报》便可侧面探知其究竟。
据5月14日《晨报》记载，5月13日参观美术展览的人数达1400余人，为连日来的最高纪录。那一日所订购的作品中，以齐白石、李苦禅等画家的墨宝为最多，油画则首推克罗多的作品。5月17日的《晨报》报道：“展览作品中如林风眠之《摸索》及其最近名作《民间》各幅，探询价目日有数起。”(40)5月19日的《晨报》再报：“日来向艺术大会购画者接踵而至，惟该会外来应缴之作品，究竟出售与否，尚须商诸本人，前日已分函各社团及各作家探询，大概一二日内即可将各出售品，标明价目出售。”(41)5月23日《晨报》有新闻称：“艺术大会开幕瞬将两周，每日参观人仍络绎不绝。昨为星期日，尤见拥挤，参观人多手持画报一份，至各展览场寻阅画报所载之作品，到议事处探询作品定价者亦较多。”(42)
(2)“入场券”的新功能——限制冗杂
大多数美术展览都会出售“入场券”，因为这样可以募集一定的资金。可是“北京春季艺术大会”却因卖“入场券”而遭到了观众的质疑。有观众去信问道：“该会既为提倡平民的，应人人可得享受的，打破贵族独享的，何以不公开任人参观，尚须购票?”(43)于是艺术大会主办方对“入场券”的合理性做出自己的解释：“第一欲使艺术大会能够永久，借此稍为募集基金；第二因该会地址狭小，稍收票价，以限制冗杂。”这种说法诚实可信，今天社会上很多公共设施，比如美术馆、博物馆，并非无力做到免费开放，却是因为考虑到限制人数以及举止不良者对设施可能造成的损害，售票正是为了维护设施、保障公众的共同利益。
(3)会场内设守望人和展览室说明员
艺术大会开幕之后，参观者越来越多，众人中难保没有行为不检点之徒，陈设品屡有遗失。所以，艺术大会主办方随即决定在各个陈列场、展览室中，分别设一位守望人。其主要职责就是照看展览设施及展品，确保其安全、完好。
“说明员”的设立，则更体现出服务意识。“因参观者对于艺术新作品，多有不能明了”，故在在展览开放期间，每展览室特选一名艺专学生担任说明员，解答参观者咨询的问题，使大家看展览的收获更大、体会更深。说明员虽只 是美专学生，却直接工作在了向社会普及美术知识的第一线。这样有专人讲解的展览，已经具备了美术馆的公共教育职能中的重要一项。
(4)发还作品办法
艺术大会于6月3日正式闭幕之后，艺专全体职员便开会商议结束之后的遗留工作如何完成。善后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就是作品发还。众人最后商定，这一项工作仍由将作品引进大会的征集股完成。于闭会3日后(即6月7日)，参加展览出品者先持单到艺术大会办公室报到，然后由征集股引至陈列室，亲自检取以防错误。保证这项工作的质量，才为以后更多的美术展览争取到人心与支持。
(5)提前议定秋季艺术大会工作大致目标
此次春季艺术大会“在我国社会因系创举，故办理仍有不周到处，据艺专当局言，对于秋季大会之筹备，第一为扩大组织，务期能成立强有力之审查会云”(44)。会后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趁热打铁地为下一届大会做些铺垫实在很明智。在成功的基础之上，谋求进一步发展，是推进中国美术展览体制建设的重要举措。
(6)设立免费开放日，向平民化迈进
北京春季艺术大会自6月1日起免费开放3天，在此期间不收入门券。据6月2日《晨报》报道，仅6月1日参观人数就达到千人以上，且以“下级社会人士”为多，其观至“第一展览室”的漫画作品及大礼堂的裸体模特儿，多掩口而笑，以及见乞丐之类的作品，“亦微闻有叹息之声”。让不愿或无力承担“入门券”票价的民众，也有机会接近优秀的美术作品，是热心美术与社会美育普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这次艺术大会真正地将其付诸实践，看到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面对艺术品也能产生共鸣，主办方想必十分欣慰。在指定日内向全部或特定观众群体免费开放，也是现在一些美术馆、博物馆的做法，事实证明，这对于推进公共教育是有裨益的。
1927年“北京春季艺术大会”的多项工作方式，都是美术馆式的，为美术馆在中国出现提前做了铺垫。事实证明，美术馆制度与中国普通民众，就是在这种大型美术展览活动中，完成了最初的互相熟悉与磨合。
2.“北京春季艺术大会”举办戏剧表演、音乐会等活动
艺术大会“为提倡艺术起见，凡属于艺术以内的学术等项，均拟兼收并蓄”(45)。中西音乐、经典电影、新式戏剧都是主办方力图向观众推介的艺术形式。艺专师生自是踊跃献艺，京城的两女大及女附中等校师生也为此破天荒之艺术大会所感，愿意拿出音乐及舞蹈节目鼎力相助。整个艺术大会期间，文艺演出节目不断，极大地活跃了京城的文化生活。
(1)杨仲子师生音乐会
“北京春季艺术大会”期间的第一场音乐会，即为5月14日(星期六)晚8时，在艺专大礼堂演奏的“杨仲子师生音乐演奏会”。据时人称，那是一次“空前音乐艺术演奏大会”。艺专音乐系教授杨仲子率女大、北大、艺专三校的高足弟子演奏了各项乐曲。杨仲子夫人(法国人)弹筝最具特色，令观众十分喜欢。
《晨报》专门发文报道了演奏会举办第一天的情景：“该会复于走廊一带，加绘广告画数大张，使来宾处处均感受艺术的力量和引导，而艺专音乐系学生因努力于参加演奏，日来练习曲谱，甚加忙碌，故校内各处歌声琴音，袅袅不绝于耳，尤觉使来宾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云。”(46)
在艺术大会演艺活动中打头阵的杨仲子多才多艺，不仅在音乐方颇有造诣，还拿出了油画、山水画、各种金石刻及钟鼎文楹联多幅美术作品参展，在京城中一时传为佳话。
(2)公演戏剧
“为提倡戏剧艺术之发展”，艺专戏剧系积极投身“北京春季艺术大会”进行公演。工西林的《压迫》、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以及戏剧系萧昆的《五块一角》三个精彩剧目，在艺专大礼堂连演3日，演出时间为5月15至17日每晚8时，戏票每张售大洋两角。戏剧系对此次演出十分重视，布景、道具、服装、照明等均为重新定制。
当时媒体报道称：“七时许，已有数百人之多，在开幕前十分钟，由该系教授熊佛西报告，熊素以诙谐著，当报告时，第一语出，台下无不为之捧腹……”(47)
第三次公演结束，各方均对所演出的戏剧反响强烈：“(一)关于观众方面，到前天为止，连演三晚，不但座位不减，台下空气静穆之状，三晚相同。据该系教授熊佛西云：此等观众，不但北京罕见，即比之西欧各大剧场，亦不十分逊色。(二)关于剧本，公评《—片爱国心》穿插为佳，惟第二幕最好。《压迫》次之，《五块一角》亦有趣味。”(48)
(3)加演电影
众所周知，电影是19世纪末的新发明，但受到时人的热烈欢迎。1927年距其发明不过三十年左右，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新鲜事物。5月19日的《晨报》报道，北京艺术大会办公处接到多封信件，提议在大会举办期间加演电影，甚至将具体的影片名称也点了出来。“有些人就建议播放《罗马故事》《亚洲之光》等影片。”这说明了当时群众渴望多元文化生活的迫切心情，于是艺术大会办公处就特派人员到中央电影院进行接洽，拟在艺专播放那些广受喜爱的电影。艺术大会为民服务的性质，通过加演电影一事更为凸显出来。
(4)古乐演奏会
“为表现中国古乐起见”，北京艺术大会主办方特邀在京古乐名家郑颖孙、郑贻孙、张友鹤、朱荇青、史荫美、魏子猷等人，至艺专大礼堂联合举办“古乐演奏会”。所用乐器包括琴、瑟、筝、琵琶等，其演出曲目为：琴——张友鹤《捣衣流水》，郑颖孙《良宵》和《高山》，史荫美《梅花三弄》，廖应铨《平沙落雁》；筝——魏子猷《太王施怨女》、《君子求淑女》、《明德亲民》、《百鸟朝凤》；史荫美与梁在平合奏筝箫；琵琶——朱荇青《淮阴平楚》、《长恨曲》等。
为了维持演奏会的秩序，观众须遵守数项规则：(一)十二岁以下来宾，恕不招待入场；(二)场内不许吸烟、咳嗽；(三)演奏时禁止拍手、谈话等项(49)。第一场演出时间为5月25日晚8时，第二场演时间为5月27日晚8时，“未开会前二小时，参观者源源而来，迨至开幕，济济一堂，甚至后来者挤不进门”(50)。
众名家倾力出演，这两场演出却都是公益性的。艺专平民学校教务长周某向观众报告，此次“古乐演奏会”收入费，除稍有开支外，余款全 部捐给平民学校。观众对艺术家人品及才艺的赞扬之声四起。
(5)“青年俱乐部”的戏剧、音乐演奏与舞蹈表演
“青年俱乐部”为著名在京艺术团体，于5月28日及29日登上了艺专大礼堂的舞台，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演出。而且为了普及艺术，特优待该会会员，每票半价1角。
他们带来的戏剧为欧阳予倩的《泼妇》、黎锦晖的《小麻雀》和丁西林的《瞎了一只眼》；音乐演奏是骆化麟等人的古琴曲《平沙落雁》《秋塞》《吟胡笳》等；舞蹈表演包括汇文及女附中的单人、双人、团体舞。演出前照例由周逸报告该会筹备情况。
参加此次活动的欧阳予倩、黎锦晖等人都是艺术大家，当年在艺术大会上的节目就很受欢迎，据统计观者多达七百余人，场面十分热烈。
(6)艺专音乐系演奏会
6月2日晚8时，艺专音乐系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闭幕前的音乐演奏会。演出内容包括钢琴、提琴、丝竹合奏、独唱等。精彩的节目为此次艺术大会奏响了美好的尾声。当时的媒体感慨：“总观此次北京艺术大会内各项展览及表演，对于灰色北京及麻木观众，大有深切之激刺云”(51)。
举办规模盛大的美术展览，同时组织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这种全方位关注艺术的大会制度，在多所学校及社会艺术团体的协力之下，最终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对日后中国其他的大型美术展览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1929年的“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主办方也安排了音乐会等文艺演出，亦是效果良好。
3.“北京春季艺术大会”组织专题演讲
“北京春季艺术大会”除了注重向普通民众普及艺术，也对促进美术专业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其有益举措之一就是多次组织专题演讲。美术展览期间配合专题演讲这种制度，对深化美术展览的意义以及拓宽美术展览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1)克罗多公开演讲(美术)
法国名画家克罗多，“自到艺专担任教授后，该校西洋画系学生作风为之一变”。在艺专校长林风眠亲自主持之下，音乐系教授李树化担任翻译，克罗多教授于5月15日在艺专大礼堂举行公开演讲，“首述外国商人与教徒对中华民之讲解，次批评艺术大会之作品，最后对于中国多数青年画家抱热烈的情绪，压迫在传统的方法之下，变为纯粹模仿的艺术，认为一种艺术上的病态”(52)。
(2)熊佛西演讲(戏剧)
为了向民众普及戏剧艺术，艺专戏剧系不仅公演三日，还特邀戏剧名家熊佛西5月15日下午2：30艺专大礼堂进行第一次演讲。当日的演讲主题为《国剧与旧剧》，正式开始之前，艺专校长林风眠先做一“旧剧的批评”。林校长首先略谓“旧剧好处虽有，而坏处亦多，至若艺术呈整个的，旧剧系片段不完整的，皮簧的故事成分太多，剧的成分太少，旧剧调子太少，音乐亦少变化。旧剧太贵族了，不普遍化，旧剧不能代表中国人总合的思想”，后又提出对于皮簧的希望，“第一应该打破因袭的桎梏，次则希望剧家把旧剧脚本，妥为洗刷。末希望音乐家起来，改良乐器及音乐”。(53)
(3)李树化演讲(音乐)
艺专总务长王代之主持之下，在西洋音乐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艺专音乐系李树化教授，于5月18日下午4时，在艺专大礼堂做了题目为《西洋音乐之变迁及其趋势》的演讲。其演讲内容涵盖很广“自上古至现代，其中之变迁经过，指掌而谈，最末讲西乐将来之趋势云”(54)。
(4)卫中博士演讲(戏剧)
5月29日下午2时，卫中博士在艺专第十二教室，发表了题为《戏剧与人生》的演讲。博士“先解释‘人生的意义’，谓人为动物，应有动的表现，中国现在缺乏就是活动的力量，戏剧一项，因之亦不能发达。次述‘生活在戏剧方面的表现’，人类活动，原有两种：一种为现于外表活动，二种为藏于内部活动。中国古代，制定礼乐，完全为内部精神的活动，制止外面物质的活动，故结果完全为皇帝帮忙。科学发达以来，内部活动已被破坏，外部活动犹未找着相当的路径，故动则往往是乱动，如电影事业之发达，即是明证。未谓我们此刻所应努力之戏剧，要仿照科学方法，在真的自由的活动中，找着表现的方法，以求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为标准云云”(55)。他的演讲深入人心，颇受一般听众的欢迎。
(5)邓以蛰演讲(艺术)
于6月3日下午2时，作为背景春季艺术大会的闭幕演讲，北京艺术界的批评家、艺专美学教授邓以蛰，在艺专大礼堂做了一番总结性的演讲。他曾数次前往参观艺术大会的展览，借此机会非常认真地向公众“发表对于艺术大会意见云”。演讲的题目就是《民众与艺术》。
这些演讲是艺术大会成果的升华，也是公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大会促进艺术批评与艺术知识普及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好。原本只能在象牙塔中听到的金玉良言，在大会组织之下得以传达到任意一位有志于自我提升的观众。不但是专业知识，平等与公共的观念也须经由这样的场合才能逐渐深入人心。
4.“北京春季艺术大会”的出版物
在记录声音与影像都十分不易的年代中，展览、演艺、演讲都是时间的艺术，纸质出版物才是最具有恒久特质的信息媒介。这次艺术大会也充分地运用了出版物的记录与宣传力量，有多种相关出版物于大会期间问世，有的是大会主办方自办的，也有不少是媒体的专刊或前往参观的艺术团体所办。
按照约定，参观艺术大会的艺术团体，都各出一种刊物。截止5月17日止，已报上名者就达十三种。故“北京春季艺术大会”原定出版特刊十余种，但后来实际操作中因印刷困难，最终改为八种。据调查，现可知有七种出版，并且在会场出售。“各种刊物之封面画，均带有极新作风，可以表现艺术大会之精神。”(56)
第一种《海灯》(57)，在5月17日就已付印刷了。
第二种《胡塗特刊》，内容包括振鹏的《圣梦》、钧初的《A姑娘》等。原书定价16枚，艺专号房代售。
第三种《西洋画会特刊》。
第四种《形艺社特刊》。
第五种《五五剧社特刊》。
第六种《漫画社特刊》。“艺术漫画社”由艺专校长林风眠和教授克罗多指导，此次特刊上除了学生们的成绩品，还有林风眠和克罗多的佳作。
第七种《四川艺术学社特刊》。
《星期画报“艺术大会号”》是大会与《晨报》合作的成果。艺术大会特派遣发行部职员，携带画报，在艺专校内发售。其内容 为：《艺术大会开幕日全体会员摄影》(第—版)，共计3幅；《林风眠的作品〈民间〉》、《克罗多的作品〈雪景〉》、《王代之的作品〈素〉》、《齐白石的作品〈归帆〉》、《杨仲子的作品〈篆联〉》、《周抡元的作品〈荒村暮归〉》、《彭沛民的速写》、《杨适生的〈整个的艺术运动〉》(第二版)、《王代之的作品〈古趣〉》、《李苦禅的作品〈松鹿〉》、《孙昌煌的作品〈佛像〉》、《王雪涛的作品〈鸡〉》、《杨廷宾的作品〈罗马喷水〉》、《李旭英的图案作品〉》、《林风眠的〈艺术的艺术与社会艺术〉》(第三版)。
5月21日的《晨报》报道称：“此次艺专举行之艺术大会，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目的在引起民众欣赏艺术之兴趣。对于宣传极为注意，该校当局以本报销行遍中外，远如欧美，近如各省，均可得见。星期画报系本报附刊之一，传播力自亦甚强，日前乃以艺术大会中中西绘画精品十余图见惠，嘱为采登。本画报素来提倡美术，对此自亦乐为介绍，特于明日刊行‘艺术大会专号’。”(58)5月22日的《晨报》报道称：《星期画报“艺术大会号”》“内容全是会中精品，及该会会员名作两篇。凡赴艺术大会参观者，不可不留一物为纪念，本期画报，适足为艺术大会参观人绝好之纪念品”(59)。
将一种刊物推介为“参观人之纪念品”，实在是一种非常好的宣传策略，一举多得。《晨报》可从特刊销售中得到实惠，从而提高报道的积极性；特刊对美术作品的精心介绍，可以促进大会卖品的销售；将特刊作为纪念品带回家中，不但可以为观众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也可以使被刊载的美术精品和大会盛况在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内与观众保持接触，更好地发挥大会展览的美育功能。美术展览与出版界的伙伴关系一旦建立，专门的出版物将对宣传起到积极作用，这也成为此后许多大型展览遵循的惯例。
5.林风眠发起组织“艺术大会批评会”及未来的设想
据1927年5月18日《晨报》报道：“在展览末周，邀请京内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到该校开一大规模之茶会，批评此次艺术大会出品及讨论今后艺术运动各问题，务使此次艺术大会在文化上格外有意义。闻艺专校长林风眠正在起草建议事项云。”(60)
艺术大会定于5月24日下午3时，在艺专大礼堂举行“批评茶会”，并发出请柬多份。5月24日下午3时，来宾及会员共计200余人，聚集在艺专大礼堂举办了一场批评会。艺专总务长王代之首先向众人报告了开会详情，其讲话大意旨为：“艺术大会今日举行批评会，深望热心艺术诸君对于艺术为剀切之批评。”(61)报告完毕，艺专校长林风眠发表了专题演讲，主要强调：“此次艺术大会，深承社会赞赏，颇得良好之效果。吾国古时艺术，人人都认作一种消遣品，一半为专制时代所压迫，以致艺术幼稚。现在时代变迁，大非昔比，艺术与中国前途有莫大之关系，艺术之价值亦属高尚之价值。中国现时萎靡不振，人心不古，多半由于艺术之不发达。此次艺术大会，非为吾艺专学校一部分来组织展览，实为吾中国来提倡艺术，使吾国人人都能领略艺术本意云云。”(62)随后，杨仲子、王瑞麟、王子云、郭维屏、夏丞枢、李朴园、冯趁秋、梁芸斎、姚家瑞、温竞生、翁铜士、冯克勤、张起鹏、匡直、王肇文、熊开泰、张子和、李紫祥、黄怀英等人分别发言，热烈讨论直至晚上7：30才结束。此次“批评会”对此次艺术大会做出总结，并对未来进行了设想，会上通过提案如下：“(一)发刊《1927年北京春季艺术大会出品专号》。理由是展览期间参观者只限于北京，为使艺术与多数民众接近及保留代表时代精神之作风起见，特发刊《1927年北京春季艺术大会出品专号》。(二)募集艺术大会基金。由艺术大会名义，向文化机关募集基金，扩大组织成立‘中华艺术协社’，再谋国际艺术界之联络。(三)筹备秋季艺术大会。此次春季艺术大会，因筹备仓促，国内艺术家未曾参加甚多。俟春季艺术大会闭幕，即着手筹备秋季艺术大会。”(63)
这个批评大会所倡导的关于艺术展览的批评，对中国的美术展览、文化事业贡献良多。最后的提案确定了大会结束之后的三项重要工作：进一步扩大艺术大会影响；为将大会发展为延续性制度而寻求资金支持；马上开始筹备秋季艺术大会。“北京春季艺术大会”不但在中国美术展览制度建设方面贡献很大，也为培养参观美术馆的群众基础做出了不少贡献，是民国时期的一项文化盛事。
注释：
①转引自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中华书局，1940年2月出版，第163页。
②丁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上海文史馆、上海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第208页。
③柯羽阳：《土山湾画馆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中再定位》，《美术大观》，2008年第11期。
④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8—79页。
⑤该内容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译：《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册第2编，商务印书馆。
⑥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成立，次年开学。学制分为一年最速成科、二年速成科、三年本科和四年高等师范本科。1906年，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
⑦姜丹书：《两江优及师范学堂与学部复试毕业生案回忆录》，《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⑧转引自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载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296页。
⑨姜丹书：《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与学部复试毕业生案回忆录》，《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⑩费毓龄、陈祖恩：《现代美术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美术的变迁》，《新美术》1981年第4期。
(11)参见《教育杂志》第一卷，第7期，1909年8月15日，第9—11页。
(12)参见“姜丹书自编年谱”，载自《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390—391页。
(13)资料来源于《南洋劝业会审查得奖名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
(14)参见《上海美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美术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第23页。
(15)参见兴军主编：《 丰子恺年谱》，青岛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4页。
(16)参见《申报》，1909年6月15日。
(17)丁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上海文史馆、上海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18)参见《上海油画院章程》，上海《民立报》，1910年12月28日。
(19)7月20日，上海城东女学书画研究会在该校召开会议，由沈墨仙、汪吹六两书画主任教授主持，会员十余人决定闭会之前一日举办成绩展览会，并邀请知名人士批评指点。
(20)参见周湘：《古物保存馆试办缘起》，《中华美术报》第八号，1918年10月20日。
(21)研究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来源于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于1918年出版的第1期《美术》杂志。
(22)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于1918年出版的第1期《美术》杂志。
(23)研究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来源于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于1918年出版的第1期《美术》杂志。
(24)参见《美术学校开学记》，原文载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绘学杂志》第1期，1920年6月1日，第6页。
(25)参见《美术学校开学记》，原文载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所：《绘学杂志》第1期，1920年6月1日，第7页。
(26)参见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转引自赵力、余丁编著：《中国油画文献》，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402页。
(27)参见李中华著：《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28)参照李中华著，《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29)参照李中华著，《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22页。
(30)此数据统计，参见李中华著《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53页。
(31)参见《艺术大会今日开幕》，《晨报》，1927年5月11日，第六版。
(32)北京艺术大会征集股，感于艺专校舍狭小，已辟16展览室，尚不能完全陈列，自5月14日起，截止征集作品，之后无论京内外作品来者，均一律退回，“待该会本年秋季大会，再为展览云”。
(33)据1927年5月18日《晨报》报道，“艺术大会此次出品，以国画为最多，其中不无创作，故该会标语有‘打倒传统的模仿’，颇有革故表现”。
(34)参见《艺术大会开幕盛况》，《晨报》，1927年5月12日，第六版。
(35)同上。
(36)同上。
(37)参见《艺术大会今日闭幕》，《晨报》，1927年6月3日，第六版。
(38)参见《艺术大会开幕第二日》，《晨报》，1927年5月13日，第六版。
(39)据1927年5月17日《晨报》报道，“展览作品中如林风眠之《摸索》及其最近名作《民间》各幅，探询价目日有数起”，参见《昨日微雨中之艺术大会，参观者仍不少》。
(40)参见《昨日微雨中之艺术大会，参观者仍不少》，《晨报》，1927年5月17日，第六版。
(41)参见《艺术大会筹备跳舞会》，《晨报》，1927年5月19日，第六版。
(42)参见《艺术大会之末周》，《晨报》，1927年5月23日，第六版。
(43)参见《古乐演奏会已筹备就绪》，《晨报》，1927年5月22日，第六版。
(44)参见《艺术大会今日闭幕》，《晨报》，1927年6月3日，第六版。
(45)参见《艺术大会筹备跳舞会》，《晨报》，1927年5月19日，第六版。据其报道：“数日来，除音乐、戏剧次第表演外，又拟同时举行跳舞一项，闻该会办公处初因筹备批评大会颇忙，一时不能分力，后以艺术大会既为艺术界整个表现，跳舞一项，自不能忽视，乃拟特别向各跳舞团体征集，俾于最短期间内可以实现大规模之跳舞会，现此种计划，已在进行中。”
(46)参见《艺术大会，昨日参观者特多》，《晨报》，1927年5月16日，第六版。
(47)参见《昨日微雨中之艺术大会，参观者仍不少》，《晨报》，1927年5月17日，第六版。
(48)参见《艺术大会筹备跳舞会》，《晨报》，1927年5月19日，第六版。
(49)参见《昨晚古乐演奏会》，《晨报》，1927年5月26日，第六版。
(50)参见《艺术大会商办结束》，《晨报》，1927年5月28日，第六版。
(51)参见《艺术大会最后之音乐演奏会》，《晨报》，1927年6月4日，第六版。
(52)参见《星期日之艺术大会》，《晨报》，1927年5月15日，第六版。
(53)参见《艺术大会，昨日参观者特多》，《晨报》，1927年5月16日，第六版。
(54)参见《艺术大会批评茶会已发请柬》，《晨报》，1927年5月20日，第六版。
(55)参见《卫中昨在艺术大会讲演》，《晨报》，1927年5月30日，第六版。
(56)参见《艺术大会开放三天》，《晨报》，1927年6月1日，第六版。
(57)参见《昨日微雨中之艺术大会，参观者仍不少》，《晨报》，1927年5月17日，第六版。
(58)参见《星期画报明日刊行“艺术大会号”》，《晨报》，1927年5月21日，第六版。
(59)参见《古乐演奏会已筹备就绪》，《晨报》，1927年5月22日，第六版。
(60)参见《艺术大会将举行大规模之批评茶会》，《晨报》，1927年5月18日，第六版。
(61)参见《艺术大会昨日之批评会》，《晨报》，1927年5月25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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