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研究书法，必然与史分不开，然要通读史书，又必然离不开哲学、文学，于是人的思维与精力往往分散，不易聚集，到头来反而丢失了原始的本真。这实在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书法史的研究，却还需要还原到一种原始的本真状态中去。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的前期，思想的平庸、停滞甚至是倒退为之奠基，而这种奠基的背后，仿佛无所作为的思想在困难地挣扎着，消解着，在无甚精彩的社会整体思想笼罩下，有时迸发那麽一丁点火花。本来亦具有深度的思想，在深行中却也牺牲了它的深刻与睿智。
有明一代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近年来，文史哲与艺术等学科，在对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嘉靖以降的明代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把它描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思想上，一反僵化的程朱理学，产生了王阳明“心学”，及他的弟子们所创建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泰州学派等等，直至晚明的“心学异端”；在文学上，公安“三袁”一反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倡“性灵说”、李贽提倡的“童心说”，直至晚明的“竟陵派”；在戏剧上，汤显祖、徐渭俱为大家，《牡丹亭》与《四声猿》作为双峰并驰于艺坛；在书法上，先由祝允明开 “闲窗散笔”之滥觞，继而由独抒己意的徐渭与追求平淡入禅的董其昌使书法变革的风气蔓延开来，随后接踵而来的是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解放的个性，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股前所未有的、狂飙突进的变革潮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
一、政治专制上的松动
研究书法史，首先绕不过君王政权。就此而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而或是宗教都可以视为政治的伴生物，在不同的学派、科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政治都使其模糊了边界，打破了分野。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其个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杀戮重臣，废除宰相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构筑了强硬与严密的文网。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孟子牌位①；洪武二十七年，命刘三吾等人重审《孟子》，删掉违禁之语八十五条，同时又迭兴文字狱，法外施刑，知识士人元气大伤。明成祖朱棣以靖难起家，杀戮士人绝不心慈手软。诛十族，瓜蔓抄，表明这位好武的燕王，阴狠残暴不输乃父。然正是此公，造作《圣学心法》，自诩“惟行中之为贵”。永乐十三年，用朱学观点篡编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功令的准绳②，八股文章成为科举入试的敲门砖，士人们又一次涌向这狭窄拥挤而又死气沉沉的科举之途上。
政治的统治在封建社会是专制的，政治斗争更是残酷无情的。历朝历代的政权之争、继统之争，党派倾轧无不说明此，然而政治的斗争亦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明孝宗弘治年间，某些开明的统治方式受到了重视，在宣德、正统年间，作为相权变形的明代内阁权力对君权给予了可能的制衡，至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君主权威大为削弱。至16世纪，明王朝更是社会矛盾突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至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七十年间，西北边陲无年不战事，万历元年（公元1570年）之后，辽东战事又起，建州女真部落成为明王朝的主要威胁。在明王朝直接行使统治权利的地区，人民大众与皇权官僚专制政府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以至16世纪之后，无年不民变。再，明王朝专制政治体制内部矛盾日趋尖锐，以至经常发生皇族叛乱、军队反水、士兵哗变等重大事变的地步，从以上几处便大概可以理解明中叶政治统治专制的松动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经济影响与思想解放，造成了以王学为中心的中晚明的社会整体变革思潮，据此理解晚明书法变革潮流的政治成因，当涵盖于内。
二、理论上的准备
被后世称为新儒学的“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与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越来越多地连接到了一起，一方面经由考试科目，把思想变为文本；另一方面则经由政治权力把原则变为制度，表面看上去儒家学说、程朱理学进入权力中心，而深层意义上，它们则失去了政治权力之外的、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士绅阶层的批评立场，也就逐渐丧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断更新的空间。于是，“思想成为文本，文本蜕化为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被人背诵，背诵的意义而仅仅在于交换”③顶戴花红，那麽，这种知识与思想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思索和心灵境界上的涵养，牺牲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深刻与睿智，自然与社会生活发生分离。于是，经典被奉为教条，创新被禁锢代替，本质精神反而被扭曲消解。
正是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在如此失坠的状况下，思想界才逐步迸发了那一丝丝的火花。从吴与弼到陈献章，从罗钦顺、崔铣、王廷相等到王守仁，都在从不同角度冲击程朱理学。在所有的学说中，王守仁（号阳明先生）之心学无疑是这个时代交响乐章的最强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之说的基本关怀、思路和语词仍然是沿袭理学而来的，然而它却吸取了陆九渊尊重心灵对于真理和价值的判断，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道德形上本体，把道德本体完全建立在人的心灵之中。正因他里道德本体于人的心灵之中，就使得人的道德理性与人的自然感性纠缠在一起，混淆了界限，伦理与心理情感交融合一。这样一来，“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心本体”，即是道德标准，理性标准，又是感性标准，它使得感性与理性、自然与道德、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纠结为一，难以区分。④
以此来观照书法艺术，阳明心学正是实现书法艺术境界的不二法门。书法艺术近于感性，强调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在书法创作中，主题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等都投射与作品之中，非常接近于阳明所谓的“心本体”。
王阳明从主观上倡行“良知”这个心本体，以“致良知”的工夫论来实现他想要破除的“心中贼”——用虚伪的道德来掩盖恶行的伪善。这正是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因而，王阳明去世后，心学被作为“伪学”遭禁。但是其学的生命力在下层民众中迅速广泛传播开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无论是泰州学派还是浙中学派，一方面皆是利用人们的“崇圣”心理，廉价地向民众出卖“圣贤”的名号，因而在下层民众中赢得了大批的信奉者。另一方面，王学诉诸人道德良知的学说，却发展为“异类思路”，并且迅速发酵膨胀起来，其内在的感性主义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渐渐溢出了王阳明设定的边界。
于是，思想冲破禁欲的堡垒，感性思维居上，一反僵化的学术氛围与社会意识形态，为中晚明的世俗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心学的后传弟子们把心学推向了更广阔更深邃社会的每一角落。
三、社会发展的结果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正悄然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早期阶段。先由海上贸易的变化到传统经济结构的裂变，手工业从自然劳动分工中游离出来，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场初步形成，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入城市，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露萌芽。16世纪初始，市镇商贾聚集之处慢慢变成了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出现了苏州、景德镇这样的中等城镇，亦出现了北京、南京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不断增长，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各地商业往来频繁，许多人都开始转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就连王阳明等大儒亦已承认商贾的重要。余英时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一文中，特别强调十六世纪以来的“弃儒就贾”的趋势。⑤民间社会逐渐拥有较大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的同一性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小，世俗文化越来越普遍化，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源，也使得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成为可能。
再加上16世纪的西学东渐，特别是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刻印的《舆地山海全图》开始，才是从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观念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社会前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结语——晚明的书法变革潮流
中晚明的时代，是个独放异彩的时代，也是个极其腐朽而又愈产生希望的时代，亦是在与“程朱理学”相抗的“阳明心学”泛滥天下的时代，士人们沉迷与时下流行的戏曲、小说、实用技艺、古董、文物、名人字画等等；年轻的才俊们，不愿再沉埋纸堆，他们更趋向于诗酒流连、瓦舍勾栏，“情理”堤防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情到欲、以欲激情，不仅是艺术家所热衷于表现的主题，也是思想家论证的命题；不仅奔涌于《歌代啸》、《牡丹亭》等高雅文艺中，也跳动于《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世俗文艺中；不仅是活跃于意识形态的新思潮，也是弥漫于社会习俗的新风尚。明人审美趣味的从情到欲与心学的感性主义与自然人性论完全合拍，紧相呼应，共同构成那个时代的最突出的文化特征。
晚明的书法变革潮流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思想的大解放与大变动的状况下出现的。明中叶祝允明摒弃明代前期书坛陈陈相因的通病，主张“闲窗散笔”，抒情写心，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开晚明书法变革潮流之先。
徐渭则最好地诠释了书法艺术的“独抒性灵”的主体意识，达到了感性审美的极致。徐渭的书法和他的哲学思想、本身悲惨的人生经历系系相关。其师王畿与季本，皆王阳明嫡传弟子，徐渭自然受其影响，在书法上直追本心，提倡真我。多桀的命运，使其内心矛盾恐惧，痛苦交织，导致精神分裂，纠缠他二十年之久；表达在书法上则破锋、出锋、涩笔随意而至，点画狼藉，如急风暴雨，形成了他撼人心魄的自家面目。用沈语冰先生的评价：“他最大限度地冲垮了古典书法传统所确立起来的秩序感，并且最大限度地冲击了帖学书法的古典形态学范型，使书法形态学的范型处于涣散激荡和风雨飘摇之中，并为新范型的到来创造了条件。”⑥徐渭的书法，正是明代士人审美趣味的象征，是自我情感的宣泄，是一种儒与反儒的矛盾的融合，是一种俗极而雅的的“雅文化”的代表。
董其昌，雲间书派开山始祖。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阳明心学大行的年代，正是李贽、公安派掀起狂澜的时代。董其昌将禅宗思辨哲学引入，追求率意平淡的艺术风格，以“吾神”为最高品格，突出书家个性的释放，自觉地融入到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中。董其昌和徐渭在中晚明社会变革潮流的整个思想语境下于书法艺术方面引领潮流，成为晚明书法变革潮流中的砥柱式人物。
在徐渭董其昌之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诸家风格各异，但都突出地表达了个人的感性审美意识和形体审美意识的统一。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形式、笔墨、线质、章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八尺到丈二的长幅巨制代替了案头尺牍，笔法灵动、墨法淋漓，如云烟变幻，如飞瀑倾泻；气势之大，史无前例。他们所创造的打破了传统二王帖学已趋僵化的模式，呈现出书法史上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
释文:①《明史》卷139《钱塘传》；(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又，《皇明小史摘抄》卷上。②《宋明理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下卷第7-54页。③《中国思想史》，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④《心学与美学》，赵士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⑤《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余英时，载《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35-4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⑥《历代名帖风格赏评》，沈语冰，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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