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湘西苗族妇女服饰的主要精神特征是巫术，这种巫术的精神特征又和艺术及现实完美结合，对稳定苗族族群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苗族妇女服饰是中国乃至世界服饰史上的一朵奇葩。沈从文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赞誉苗族妇女服饰为“中国服装史上的活标本”，其绚丽多彩、丰富多样为其他民族所罕见。湘西苗族是苗族的一个分支，俗称“红苗”。杜甫曾留下过“五溪衣服共云天”的赞美诗句。乾隆《湖南通志》卷十、道光《凤凰厅志》、嘉庆严如煌《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都记载“红苗”为“男者裹头椎髻”，“以红布包腰”，女者“以锦为裙，而青红道间”。
由于历史原因，苗族不断迁徙，分布较广，妇女服饰明显表现出地域的差异，区别较大，同时，也因年龄、场合而有所不同，但总的形制有共同的特征:上衣多为绣满花纹的窄袖、大领、左右衽或大领对襟短衫，下身穿长短不一的百褶裙;图案花纹不尽一致，但母题内容和制作方法大体相同;多刺绣、挑花、织锦、蜡染、银饰等装饰。衣裙的颜色主要是红、黑、白、黄、蓝五种，基本保持其先民“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见《后汉书·南蛮传》）的传统。用料多为棉、麻、毛织物。头饰多种多样，发型虽有所不同，但保留的古风颇多。湘西苗族妇女服饰的形制又有不同的特点，她们上穿圆领大襟短衣，下着宽脚裤，衣之环肩、襟边、袖口及裤脚边缘镶绣花边装饰，包头帕。
苗族妇女服饰之灿烂作为一种表象，人们有目共睹，但其深层的文化精神特征却少有人去探究。其实，苗族妇女服饰是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而存在的，服饰的内容和形式服从其生活和情感。服饰的形制，尤其是在装饰图案中，沉积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这种精神层面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原始的巫术精神，它造就了苗族妇女服饰有别于其他民族服饰独特的品貌和神韵。
一、巫术精神的含义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巫术曾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幼稚的童年形态。在古代，如采集、狩猎、耕稼、生死、婚育、治病以及政治、经济等，无一不与巫术紧密相关。万物有灵，正是原始巫术的思想。水中的鱼鳖、陆上的鸟兽，乃至路边的古树和家中的用具，都可以成精作怪，人身上的服饰也具有不可言说的巫术作用。如虎头帽、虎头鞋、五毒肚兜等，与巫术有着明显的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巫术灵验效用。
“老葛根当作饭，崖藤叶作衣衫。”《苗族古歌·溯河西迁》的这句叙唱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苗族先民和人类的祖先一样宅居深山野林，过着十分落后的采集生活。加之“三苗”蚩尤部落，逐鹿战败，退隐江淮乃至五溪地区，无力再问鼎中原。这样，古代苗族先民在无力与自然和社会的压迫相争时，只能在非现实的领域里驰骋自己丰富的智慧和无羁的想象力，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鬼及精灵，以充实自己的生活，寻找精神寄托。大至日月星辰、天地祖先，小到飞禽走兽、花草虫鱼，都会因想象而变为神仙或妖精，让人感到巫术的核心——灵魂不死的神秘力量。但是，以“无字”为文化特征的苗族，为了在生活和情感中体现鬼神的力量，祈求鬼神的庇护，于是以图案、章纹、佩饰、服装以及舞蹈等作为巫术精神的凭依，使之具象化。因此，苗族巫术精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某些与鬼神有关的象征事物如符号、行为等;另一方面也是指这类事物所赖以生存的心理基础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价值观念，即精神特性。因而使巫术精神具有无穷的隐喻性、暗示性、超乎常规想象的神秘性等特征。
二、巫术精神的起源
巫术作为湘西苗族妇女服饰的精神象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图腾崇拜
图腾即是自己所钟爱的精灵。“枫木·蝴蝶”是苗族最为崇拜的图腾。湘西苗人称枫木为“妈妈树”，它和蝴蝶一起成为生殖、繁衍的象征。在苗族服饰中，“枫木·蝴蝶”纹样所表现出来的多是一派浓厚的生殖氛围。“那横截面的枫树心内，不是绣着象征阴阳交媾的太极图，就是绣着小人胚胎或者绣着多子的石榴。”传说枫木是由苗族祖先蚩尤枷锁衍化而成，附有蚩尤灵气。树心化作蝴蝶娘娘，生养下12个彩蛋，这些蛋又变出日月星辰、人类和各种动物及鬼神。因此，服饰上的枫木图案具有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综合特征，是“人化的自然”，有着浓烈的巫术色彩。
2.鬼神信仰
湘西苗族信仰的鬼神众多，古有“36堂神，72堂鬼”之说。这些鬼神是与死亡、阴魂、族源、生存相关联的，是一种和苗族成员真实生活融为一体的象征符号，具体表现为一些超度、祈祷及禁忌等行为，而且同现实世界的实用需求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苗族文化的“无字”特征，无法用文字语言来表达这种生活情感，所以其服饰中的鬼神符号，充当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角色。这些鬼神符号是一切事物的灵魂，一草一木，甚至一个蜘蛛，都是精灵，具有超人的意念力量。通过刺绣、蜡染、银饰造型图案，小鬼小神遍布在人的衣服上，监察人的言行，从而体现了巫术的意志。
3.神话传说
在湘西苗族服饰图案中，由神话传说故事演绎而来的形态不胜枚举。以神话化的历史故事为题材，用线条语言、色彩效果宣扬族源、迁徙、战争及部落生活的图案有“骏马飞渡”、“江河波涛”、“山川”、“城池”等。以巫术化的神话故事表达现实人间情感和意愿的图案有“女巫驭狮”、“蝴蝶妈妈”、“姜央变月亮”、“人头蝴蝶”、“人头龙”等。这些作品把巫术意味和现实精神融入其中，表现出浓郁的传统色彩。巫术化的人物传说故事，则带有鲜明的世俗格调，如“龙船节”、“桥神”、“寨神”等图案。这些巫术神话故事图案，一方面表现了苗家人生活中巫术精神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表达了苗族社会的平等社会关系，是苗族生息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复写本。
三、湘西苗族妇女服饰的巫术精神特征
从巫术精神的起源中可以看出，湘西苗族妇女服饰是苗家世俗化的巫术礼仪。没有巫术，苗家妇女服饰不会如此丰富多彩。一方面苗族妇女服饰体系中，绝大部分造型、图案完全可视为不同形式的巫术礼仪;另一方面，则可看作鬼神观念的符号载体，即沟通鬼神的主要媒介。因此，苗族妇女服饰具有如下巫术特征：
1.符号性
服饰毕竟不等同于巫术，苗族妇女服饰中巫术形象的思想内涵，有其巫术的特征，但并不完全是巫术性的或社会性的，而是由巫术形象、创作者的意念和图案形象所包含的生活意义三方面构成的。苗族妇女在服饰图案的构思创作中，发挥聪明才智，大胆地运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通过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处理，把现实和想象完美地结合，创造了各种各样不合理但又合乎情感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是巫术精神最明了的反映。因而，服饰中的巫术世界是艺术化的巫术符号世界，它们通过编织、蜡染、挑花、刺绣等手段，把神秘、朦胧、不可捉摸、无可闻见的虚幻想象世界具象成某种符号，以此来传达巫术情绪。苗族人承袭了这种传统，并且深信这些图案与自己先民的生息发展和战争迁徙有关，是对祖先故土的缅怀和迁徙路线与过程的记录，抑或是祖先灵魂的化身和象征。它们丰富多彩、朴素拙稚，表现了苗族人民的社会历史、生活及观念意识。
2.象征性
当苗族妇女服饰图案抽象成符号后，在巫术礼仪中，苗家人又为这些符号赋予了一种超现象的力量，即象征意义，使这些符号成了沟通人与鬼神的纽带，向鬼神表达人的虔诚和愿望，体现了巫术的神秘性和庄严性，从而加固了服饰的巫术意义。因此，苗族服饰中的象征实质是巫术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积淀、演化的结果，反过来，这种结果又影响着苗家人的观念，这就使得苗族服饰洋溢着浓郁的巫文化色彩。
3.功能性
湘西苗族妇女服饰的巫术功能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参与巫术活动
苗族的一切巫术活动，如崇拜、祈祷、缅怀、献祭等，几乎都离不开盛装华服。一方面，在节庆祭典中，美丽的服饰表达对鬼神的敬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华服的参与，庆典的神圣性将会动摇，而苗族人对这些巫术活动的关注远远超过活动本身，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
（2）宣教作用
在巫祭活动中，华美的服饰以其雅俗共赏的形式和最为直观的方式去打动人心、感动人情，起到其它方式难以做到的宣教作用，以增强苗族族群的凝聚力。
（3）文化精神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苗族祖先倡导创立的宗教观，即“人人可以通天，家家可以为巫”的政治宗教主张，使得苗族妇女服饰中的每针每线都浸透着巫教精神。从象征生命之源、人口繁衍的蝴蝶纹到象征祖先发祥地和迁徙过的江河、湖泊及山路的山川纹，无不是苗族人凭借服饰隐含的巫文化内容去认识历史、观察世界、了解人生乃至自身的途径。这种巫术意识代表着苗族人对鬼神、灵魂的执著，对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
四、在徘徊之间日趋完美
在漫长的历史旅程中，苗族妇女服饰作为巫术精神的载体，赋予服饰众多的情节象征，灌注了浓烈的巫术精神。反过来，服饰又担负起通鬼娱神的使命。正是在这种难以割舍的关系里，苗族服饰秉承了巫术象征的基本精神，并使之美轮美奂，在面料织造、款式设计、色彩搭配、制作工艺和图案造型、意境构成、鬼神形象塑造等诸方面追求完美甚至繁复。同时，又使之具有深邃而又单纯的象征意蕴。它不再模拟和再现生活，而是以写意的符号，融合现实世界、鬼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从而构成一种独特的服饰审美意境，让人们在艺术的赏析中获得一种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情感体验。透过这种意境，苗族妇女服饰以其功能性的把握，调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起到加强族群团结与认同、稳定族群生活的作用，这正是苗族妇女服饰深层的精神特征之所在。
参考文献：
①杨国：《苗族服饰》，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1997。
②田兵选编：《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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