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等级制度森严的英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本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由于经济问题逐渐开始没落，中产阶级却因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加自信起来。在两大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中，意识领域里的“自我”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社会地位问题导致了贵族阶层部分精英的“焦虑”，因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讨论甚至争论。本文将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探讨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小说《帕美拉》所体现的18世纪英国社会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在写作特权、文类创造和社会等级三个方面对贵族阶层的“颠覆”，以期揭开塞缪尔·理查逊与另一位小说文体奠基人亨利·菲尔丁之间的恩怨纠葛之谜。
关键词：书信 写作 文类 文化 贵族 焦虑 等级 颠覆
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帕美拉》（1740）一经出版即轰动整个英国甚至欧洲大陆，一时间，洛阳纸贵。他与另一位小说大家亨利·菲尔丁之间的恩怨纠葛更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一直为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理查逊的《帕美拉》及其同名女主人公才使菲尔丁开始小说创作，完成了他最初的《莎美拉》（1741）和《约瑟·安德斯和他的朋友亚伯拉罕·亚当斯先生奇遇记》（1742），并且对理查森进行了批判和嘲讽。《莎美拉》是菲尔丁戏仿《帕美拉》之作，以讽刺的口吻彻底解构了“帕/莎美拉”的完美形象，使她成为虚伪与羞耻（英语中，羞耻与莎美拉皆以sham 开头）的代名词。理查逊则轻蔑地称菲尔丁的《莎美拉》为“那本小册子”。两人之间的敌意可能来源于他们所持的不同道德现，甚或源于两人的不同体格和体质（理查逊身体虚弱、情感细腻，菲尔丁健壮有活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归之于《帕美拉》的颠覆主题。本文将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对塞缪尔·理查逊这部小说中的“颠覆”主题作一番尝试性的探讨，以期揭开两位小说家之间的对立之谜。
进入18 世纪，英国社会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步形成，工业生产推动了商品经济，并促使英国大规模地向海外进行扩张。这个时期，以牛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动植物学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科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宇宙和自然的好奇心，造成了18 世纪知识界对理性的推崇。另外，新教伦理促使人们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提高经济能力，以期得到上帝的救赎。宗教上同时也出现了自然神论者的理性主义神学，它反对传统宗教对人的束缚，不承认有《新约》之外的奇迹，强调人与神有相似的美德。这种自然神论的代表约翰·洛克又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关于人类通过感知和经验来获取知识的认识论，在笛福、理查逊和斯特特恩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正在此时，城市开始繁荣，中产阶层开始兴起。而另一方面，传统的贵族阶层走起了下坡路，并逐渐丧失经济统治权。而这两方面又导致了文学“恩主”制的衰败和读者群及图书市场的形成，而这个读者群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地把握小说《帕美拉》的颠覆主题，从而理解地位卑微的书匠作家理查逊与傲慢的区长官菲尔丁之间的恩怨。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阐示存在于《帕美拉》中的颠覆意义：写作特权、文类和社会等级。
一、塞缪尔·理查逊通过《帕美拉》颠覆了贵族阶层的写作特权
说起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国内读者或学者大多会想起笛福和菲尔丁，塞缪尔·理查逊的名字似乎鲜有人知，也或许会有人知道他的第二部小说《克拉丽莎》。 然而，他的第一部小说《帕美拉》却在文学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 世纪60 年代以前，评论家大多认为这部作品是涂鸦之笔，不值一提，甚至它的小说地位都曾被质疑，而理查逊本人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处于边缘地位。60 年代以来，学者们大多开始为理查逊翻案。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首先肯定了理查逊作为书信体小说奠基人的地位。在中国，理查逊的声名遭遇了同样的起伏。这一点从学者们对他的关注程度即可见一斑。陈嘉于1982年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中，理查逊的专论仅占七页，而菲尔丁却占了33页。20世纪90年代，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承认了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是英国小说的三大传统之一。21世纪初，李维屏编写的《英国小说艺术史》承认了《帕美拉》的小说地位。这也就是说，《帕美拉》作为第一部书信体小说的地位已得到国内外权威学者的认可。
更为重要的是，《帕美拉》在出版之初就已经取得了经典的地位。1740年，《帕美拉》出版， 短短十二个月内，再版五次。即使是在现当代，这也是相当大的成就，何况是当时规模尚小的图书市场。紧接着又被译成法语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深受各国读者亲睐，并因此招来许多仿作和续作：《帕美拉在上流社会》、《帕美拉传》、《H 夫人回忆录》、《著名的帕美拉》；《反帕美拉》、《真正的帕美拉》，《莎美拉》等，毁誉不一而足。这部小说甚至带动了扇子和平顶草帽等一些相关产品的热销，俨然具备了现代流行艺术产品的特征（Bell， 1994： 57）。《帕美拉》成了当时典型的灰姑娘故事——用同时期作家玛丽·沃特丽·蒙太古夫人的话说即“所有国家侍女的闺房之乐”。很有可能整个18世纪也没有第二本被如此广泛阅读的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帕美拉》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神一样的地位。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人设想过《帕美拉》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当时18 世纪及以前的英国，像理查逊这样一位出身寒微的书匠作家是难以想象的。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愈见突出，但他本人却并不见得多么伟大。“像这样一位（理查逊）胆小虚伪的商贩竟能完成《克拉丽莎》这样一部严肃，感人的悲剧，这实在是令人丢脸的悖论，不过也只是历史的偶然罢了。”传统观念中艺术家所应具有的一切特点，在理查逊身上根本无从谈起，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小说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出于偶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不小心”才创作了《帕美拉》。而当他“一不小心”的时候，表面上看，他只不过是伦敦一位中年印刷匠，事业亨通，备受业内尊重，但是毫无尊贵可言。他于1689 年出生于英国德比郡，受过很少的教育，写作《帕美拉》时已经五十一岁，之前一直心无旁骜，从事出版发行，娶老板的女儿为妻，遵循着中产阶级勤劳致富的传统。
回顾塞缪尔·理查逊以前的英国文学史，从《贝奥武夫》、《仙后》到《失乐园》，从乔叟、莎士比亚到弥尔顿，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贵族相联系，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书写贵族人物或是英雄。悲剧和诗歌这样的文类也总是为贵族或直接由贵族而作。事实上，贵族是18世纪以前的主要读者群，作品与贵族的品位相一致是很重要的。然而，理查逊这位印刷匠却一反常规，他没有任何贵族的资助，也没有以任何贵族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只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帕美拉，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论他是否有意挑战贵族阶层的文学特权，他确实从当时的读者那里赢得了太多的眼泪，以至于菲尔丁这样的贵族也妒火中烧。这也引出了这位小说大师的第一部小说《莎美拉》 。在此前的作家中，只有同时期的笛福在出身与作品人物方面与其相近。从打破文学特权的角度来说，塞缪尔·理查逊这位卑微的印刷匠及其创作的《帕美拉》确实具有颠覆意义。
二、《帕美拉》在文类创造方面的颠覆意义
小说最充分地反映了个人主义，是一种富于革新性的文学形式，重新确定了文学方向。理查逊在小说传统中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成功地处理了笛福未能解决的几个主要形式问题。塞缪尔·理查逊在英国小说发展的关键时刻独辟蹊径，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难能可贵的开拓精神，向世人推出了一种新型的小说样式——书信体小说。除了“写至即刻”带来的新意，理查逊在《帕美拉》中开始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尝试。瓦特、李赋宁、李维屏、吴景荣和刘意青都承认了《帕美拉》的书信体小说地位。可见这位卑微的印刷匠于1740 年创作的这本畅销书对英国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传统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他同时代的贵族阶层却不这样认为。亨利·菲尔丁这位颓而未败的贵族在他的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1742） 的前言中对小说这个新文类有这样一番描述：“对于这种新文类在开场前说几句话是大有必要的，而这种新文类我并不记得在此之前曾经有人用本国语尝试过。”很明显，菲尔丁的这部作品晚于《帕美拉》，而他却否认了理查逊甚至笛福的小说奠基人地位。在英国18 世纪的理查逊时代，人们并未把散文体小说作为一个新事物给予它应得的关注。因此，这位贵族的“前言”事实上为这种新文类立下了一个定义：喜剧散文史诗，这也重申了他的文学观点：如他说：“现在新的罗曼司是一种散文式喜剧史诗，它不同于一般喜剧，就像严肃的史诗不同于悲剧一样。它的故事情节就更具有扩展性和包容性，含有更多的事件，并介绍更多的人物。它在人物塑造方面也不同，倾向于描述底层人物，而严肃的罗曼司往往向我们展示最高尚的人物。”作为一名学究式贵族，菲尔丁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博学与贵族地位将使他的文学权威永立不败之地，并狂妄地以小说的唯一奠基人身份自居。因此，这位傲慢的贵族把《帕美拉》放逐在小说文类范围之外并剥夺了书匠作家理查逊的第一位书信体小说家地位。
小说在18世纪尚是一个新事物，正如它的英文 （novel） 意义。理查逊与菲尔丁之争也体现在对小说这种新兴文类的定义上。双方各执己见，势同水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文学理论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学者们得以更加宽广的视角来审视小说的兴起及其定义。与18世纪以前的文学形式相比，小说有其突出的特征。首先，在语言方面，史诗、悲剧等文类均采用诗体语言，而小说采用的是散文体。其次，在情节方面，先前的文学类型均采用古希腊古罗马的英雄传说，或是民间故事，而小说主要采用虚构的情节。第三，在人物方面，先前的文学形式主要刻画描写比较抽象的英雄人物或是王公贵族，而小说主要再现非常具体的普通人物。第四，在时间空间方面，先前的文学形式表现得非常模糊，而在小说中，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分秒，空间总是有具体的地名，而且内景和外景都描写得非常详尽。小说与先前的文学类型相比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所用的形式大相径庭。鉴于此，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将这种新的再现方式称为“形式现实主义”。从这些比较中，《帕美拉》明显具有“形式现实主义”的所有特征，确确实实是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理查逊在这部小说中通过“求婚”解决了另一位小说奠基人笛福未能解决的情节问题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作为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塞缪尔·理查逊在小说文类的创造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事实上，理查逊之前的笛福是小说的第一位奠基人，之后还有亨利·菲尔丁。这三位作家共同见证了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小说的传统，而且各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从理查逊与菲尔丁之争的角度来看，这位书匠的《帕美拉》在文类创造方面再次具有了对贵族的颠覆意义。
三、帕美拉在等级社会层面的颠覆意义
如前所述，理查逊通过《帕美拉》确实颠覆了菲尔丁作为贵族的写作特权和文学立法权威。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位书匠作家竟敢允许与他地位同样卑下的女主人公得到其贵族迫害者的青睐并许以婚姻。《帕美拉》的核心也即其能打动18世纪男女老幼的真正原因在于其颠覆性或革命性信息。
在理查逊时代，浪荡公子充斥着英国上层社会，而另一方面，未婚少女越来越多，以至于构成了当时英国的一个显著问题。大量事实表明，英国18世纪的婚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商业色彩。对贫穷家庭的女仆来说，婚姻更为不利。事实上，1760年伦敦的未婚女侍的数量据说是一万名，而女仆的总数不过25000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是当时的出版业被当局视为启蒙的基础，因此，知识和观点交换会招致当局的严格审查。显然，书匠理查逊决不会忘记当权者是处置异己的，并在小说中狡猾地记录了他对书籍检查制度的反感。在《帕美拉》中，B先生这位贵族浪荡公子赋予了书信审查的权力。帕美拉给父母的每封信都是他“审”过才寄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相信了帕美拉的美德和对贞洁的辩护，成了受审查者的忠实读者。更重要的是，她最终得到B先生的青睐，嫁入豪门，甚至成为其显赫的乡绅贵妇邻居的道德模范。
曾经的受害者甚至囚犯，如今成了监狱的女主人和迫害者的夫人；过去卑微的女仆，如今名列上层社会。这场婚姻实际上是中产阶级与上层等级的结合，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18世纪英国社会势必招致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书中B先生的姐姐Davers夫人为代表，书外则以亨利·菲尔丁为代表。城堡往往从内部攻破。这或许恰恰反映了这位书匠作家的潜意识。
《帕美拉》的第二部长期以来被评论者忽略。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二部，《帕美拉》就不再完整了。当时，约翰·洛克的教育观念在上层社会深入人心，影响巨大。在《帕美拉》的第二部中，B先生与帕美拉有了孩子。B先生当然会“命令”帕美拉阅读并学习洛克，以洛克的观念教育他们的后代。然而，小说中帕美拉与其说修正了洛克的教育观念，不如说以自己的清教主义取而代之了。最终用于B家庭孩子的教育方式完全来自帕美拉而非洛克。“（帕美拉）孩子……的教育在每一方面都是遵循她们无与伦比的母亲所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被记录在她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至此，这位出身卑微的女仆完成了她的自我塑造和对上层贵绅B 先生及后代的彻底颠覆。难怪身为贵族的菲尔丁会跳出来捍卫他所在的上层等级，尽管他自己也不能幸免，在第一位妻子过世之后娶了她的女仆。
理查逊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美拉》在当时所取得的空前成功及其与菲尔丁之间的争论与《帕美拉》和当时社会所体现的颠覆主题紧密相关。无论有意与否，理查逊以其创意的文笔通过他的《帕美拉》及帕美拉这个人物事实上颠覆了等级社会，尽管当时该社会依然由贵族阶层所控制。
四、结语
在18世纪的英国小说中，“自我”问题不断被探讨和争论，这事实上涉及了“现代主体”的建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说是“现代主体”首演的文化舞台，同时也是与“自我”相关的文化争议的重要论坛。理查逊和菲尔丁该时期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两个代表，他们所进行的论争从更宽广的社会角度进行审视，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焦虑。理查逊通过自己不经意的作品颠覆了贵族阶级引以为豪的文学特权、文类创造以及社会等级，难怪贵族代表菲尔丁耿耿于怀。本文作者坚信，当时的精神危机和为解除危机而进行的无数“争论”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正面临着相似的现代化后果，人口流动史上最快，外出务工人员激增，至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这种激烈的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类似的精神危机、身份焦虑。通过《帕美拉》的颠覆意义，笔者重新解读了理查逊与菲尔丁之争的意义，希望能有助于对中国当下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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