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自身的无家可归是现代技术时代的切近表征，“栖居”是贫困时代人类安身立命的基本命题，同时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范畴。海德格尔通过“存在”思入“栖居”，揭示出栖居的本质是栖居的真正困境，在对于栖居的困境的倾听之中，海德格尔建基于生存论存在论语境，通过“栖居”沉思“筑造”，坚持存在、筑造、栖居、思想的共属一体。
关键词：筑造；栖居；思想
“在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对于世界黑夜时代的诗人良知的拷问显现现代技术时代的贫困本身，“上帝的缺席”则加剧时代的贫困，痛苦、死亡、爱情自身的遮蔽导致人类的无家可归成为无可规避的历史性命运，无家可归显现自身成为“栖居”的困境与繁难，于是，“栖居”成为现代技术时代已经沦落为“常人”的人类自身存在何以可能的核心命题，人类必须重新赢获真正切己的“在家之感”。栖居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范畴，对于栖居命题的沉思关涉对于“集置”本质的现代技术时代的反思、批判，关涉人类在现代技术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与皈依之根，因为栖居关涉此在（dasein）“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基本维度与可能性的在世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称霸世界的贫困时代，人类自身的栖居状况早已沦入困境，精神、价值、信仰的虚无主义与悲观主义导致无家可归与“栖居”的困境的显现，于是，贫困时代关涉人类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本己问题在于：栖居何以可能？
（一）栖居的本质的追问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筑造与栖居的思考并非从建筑艺术或者技术维度追问，而是把两者“纳入一切存在之物所属的领域”沉思。海德格尔将“栖居”问题的追问显现成为两个不同维度：（1）栖居是什么？（2）归属栖居的筑造是什么？首先追问第一个问题：栖居是什么？根据流俗的观点，只有通过筑造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栖居，筑造以栖居为目的，筑造显现自身为“居所”，而且以栖居为终极旨归。栖居通过居所得到规定，虽然桥梁、水坝、商场并非居所，但是依然受制于“栖居”范畴的框定，唯有居所自身才能确证栖居的真实存在，居所成就栖居。于是，筑造与栖居的“亲缘”关系一直以来显现成为目的-手段的二元论对立的传统认识论图式，筑造掣肘于栖居，栖居才是真正不证自明的终极旨归。
海德格尔认为，流俗关于筑造与栖居的目的-手段的二元论对立图式的庸常观点已经遮蔽筑造与栖居的本真关系，不能切近筑造与栖居的本质自身。在海德格尔看来，追问栖居本质的当务之急并非首先追问栖居本身，恰恰在于现象学的“悬搁”栖居本身转向追问筑造，只有首先显现筑造的本源含义才能把捉栖居的本质。那么，筑造是什么？海德格尔通过繁复的词源学考察显现筑造的本源含义：筑造，亦即“buan”，在古高地德语中的含义恰恰是“栖居”，亦即驻留、逗留，所以筑造不仅仅是栖居实现的手段与途径，筑造本身已经显现自身为栖居。筑造（buan），等同于现代德语中的“是”（bin），如果使用“你是”、“我是”的句式判断，它的含义则同时意味着“你栖居”、“我栖居”，于是，“你是”、“我是”的句式判断显现成为人类自身在大地之上的存在方式，亦即“栖居”（buan）。但是，在语言自身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筑造”一词逐渐引申其他含义：爱护、保养与建立。于是，“作为保养的筑造与作为建筑物的建立的筑造——这两种筑造方式包含在真正的筑造即栖居中。”[1]（p155）所以，筑造的本源含义，亦即“栖居”，被纷繁复杂的语言的历史性演变遮蔽，筑造与栖居之间本源的亲缘关系被遗忘。在海德格尔看来，重新显现筑造的本源含义被遮蔽的词源学努力绝对不是玩弄肤浅的语词游戏，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关涉栖居被遗忘的先前自身具有的本源意义：“栖居并没有被经验为人的存在，栖居尤其没有被思考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1]（p155）经过以上分析，海德格尔得出如下结论：（1）筑造是本真的栖居本身；（2）栖居是终有一死者，亦即有限性的此在在大地之上的存在方式；（3）归属于栖居的筑造显现自身为“保养”含义的筑造与“建立建筑物”含义的筑造。经过繁难的追问，我们发现筑造本身亦即栖居，筑造与栖居并不存在基于主体性哲学前提之下的目的-手段的二元论对立图式，筑造归属栖居，筑造与栖居之间存在本源性的亲缘关系，筑造亦即栖居。
既然筑造与栖居共属一体，筑造的本源含义显现为栖居，那么，先前被我们暂时“悬搁”的问题重新显现自身：栖居是什么？海德格尔依然借助词源学考察栖居的本质：哥特语“wunian”意指“被带向和平”，“和平”（friede）一词则意指“自由”，即frye，“fry”一词又意指“保护”，所以，“自由”一词的本真含义是保护。栖居与“保护”的密切关系显现成为“栖居，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das frye）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1]（p156）于是，栖居的本质显现自身成为保护。
海德格尔始终认为，人类的存在基于栖居，栖居是此在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之上存在的基本特征，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可能性的方式，人类的栖居不仅仅显现成为此在自身的“在世界之中存在”与“与他人共在”，同时，此在自身存在于天空、大地、诸神、终有一死者纯然一体构筑的“四重整体”（das geviert）之中，因为“‘在大地上’就意味着‘在天空下’”。[1]（p157）栖居与四重整体的关系在于，人类必须通过栖居才能在四重整体之中存在。于是，此在肩负着一种命定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亦即保护天空、大地、诸神、终有一死者共属一体的“四重整体”。人类是隐而不显的“存在”的虔诚守护者，所以，人类必须义不容辞担当“存在”同时也是“此在”的栖居之所，亦即“四重整体”的忠实守护者，于是，“栖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护，终有一死者把四重整体保护在其本质中，由此而得以栖居。”[1]（p158）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之中，唯有人类自身的栖居才能真正实现对于四重整体的保护，但是，如果保护意味着守护四重整体的本质，那么，栖居在哪里保护四重整体的本质？人类作为终有一死者如何实现这种栖居？
面对这些疑惑，我们开始踏上对于第二个问题追问的道路：归属栖居的筑造的本质是什么？
通过以上对于栖居的本质问题的解决，海德格尔对于栖居究竟在哪里保护“四重整体”问题的回答非常明确，规避先前繁复的解释学循环的论证：“作为保护的栖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中，亦即物（dingen）中”。[1]（p159）唯有作为保护的栖居将四重整体带入“物”之中之际，栖居才能真正庇护四重整体。而且“只有当物本身作为物而被允许在其本质中，物本身才庇护着四重整体。”[1](p159)如何实现？原因在于，人类爱护、保养生长物，而且建立建筑物，爱护、保养和建立恰恰是狭义的筑造的含义。所以，栖居将四重整体带入物中之际，作为保护的栖居乃是一种筑造。海德格尔通过栖居追问筑造的本质，认为借助一座桥梁可以沉思物的建立之上的筑造，在这里，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运用臻入炉火纯青的境界：桥梁乃是一物，不仅连接河岸，致使河岸之间彼此衔接，而且“桥梁与河岸一道，总是把一种又一种广阔的后方河岸的风景带向河流，它使河流、河岸和陆地处于近邻关系之中。”[1](p160)桥梁作为一物乃是聚集。在古老德语语词中，“物”（thing）的本源含义显现为“聚集”（versammelung）。桥梁乃是一物，桥梁以其本己的方式将天、地、神、人四元聚集自身，桥梁作为一物乃是建筑物，于是，沉思物的本质亦即追问建筑物或者作为“建立建筑物”含义的筑造的本质。桥梁为什么能够聚集四重整体？原因在于：“桥是一个物，它聚集四重整体，但是它乃是以那种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所的方式聚集四重整体。根据这个场所，一个空间由之得以被设置起来的那些场地和道路才得到规定。”[1]（p162）换言之，桥梁作为一物乃是建筑物，真正的建筑物使栖居成其本质，并且为栖居提供一个场所，场所设置空间，恰恰是在建筑物自身敞开的场所或空间之中，作为“建立建筑物”意义上的归属栖居的筑造才能真正保护天、地、神、人四元共属一体的四重整体。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建立建筑物”意义上的归属栖居的筑造的本质显现为让栖居：“筑造的本质是让栖居。筑造之本质的实行乃是通过接合位置的诸空间而把位置建立起来，唯当我们能够栖居，我们才能筑造”。[1]（p169）
最后的问题在于，“思想”与“筑造”、“栖居”分别是什么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思想本身在相同意义上就像筑造一样——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归属于栖居”。[1](p170)栖居自身切近本源，而且原始召唤筑造与思想，筑造与思想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栖居。那么，思想与筑造又是什么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筑造和思想以各自的方式对栖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只要两者并不相互倾听，而是互不搭界地搞自己的一套，那么，两者对栖居来说也是难以达到的”。[1]（p170）思想与筑造共属一体，具有本源的亲缘关系，思想与筑造是栖居实现的可能维度，两者之间任何细微的隔阂都可能导致不能本真切近栖居本身，所以，“筑和思都是为了居，虽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2]（p367）
（二）栖居的本真样态：诗意的栖居
根据流俗的观点，“诗意”与“栖居”并非能够完全契合，两者在本质之中格格不入，栖居并不具有“诗意”的特征，甚至栖居自身的赢获成为时代的一种虚妄，诸多现实的卑琐诱惑困扰栖居的实现：趋功逐利，娱乐消遣，如此这般。即使勉强留下“诗意”苟且偷生的地盘，也是仅仅将“诗意”片面视为某种文艺形式，于是，“诗意”与“诗歌”毫无二致，诗歌不过只是文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而且，“诗歌或者被当做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到否弃，被当做遁世的梦幻而遭到否定”[1]（p196），流俗的观点认为“诗意”等同“诗歌”，于是，基于对于诗歌的否定态度，“诗意”自身无可避免陷入遮蔽的境域之中。既然诗歌的唯一存在方式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显现，那么，何以断言此在（dasein）的栖居基于“诗意”？流俗的观点自始至终误读“诗歌”与“诗意”的关系，他们认为此在的栖居并非基于诗意，诗意仅仅属于文学之中诗歌的领域，诗歌和诗意具有一种等同关系，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读，海德格尔认为，如果力图本真理解“诗意的栖居”的命题，首先必须廓清“诗意”与“诗歌”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诗意”与“诗歌”的迥异概念恰恰关涉“作诗”与“栖居”，所以，最终必须通过考察“栖居”与“作诗”实现对于“诗意的栖居”的命题的本真理解。
如前所述，栖居并非意指住宅的占有，而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基本特征，作诗关涉真正的诗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意只不过是栖居的装饰品和附加物，栖居的诗意也不仅仅意味着：诗意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所有栖居之中”[1]（p198）。首先，“诗意的栖居”暗示栖居与诗意之间一种相互契合的一种亲缘关系，栖居通过诗意成其本质，这种亲缘关系促使栖居与诗意的一体的实现，那么，栖居与作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作诗是栖居成其本质的前提条件，作诗促使栖居成为栖居，“作诗是本真的让栖居”[1]（p198），作为“让栖居”的作诗乃是一种广义意义之中的筑造，作为筑造的作诗促使栖居的实现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知道如下事实：（1）必须将“栖居”视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特征；（2）作为一种广义的“筑造”的作诗的本质在于“让栖居”，作诗促使栖居成为可能，那么，下面的问题在于：此在置身何处赢获支持以上观点的证据呢？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切近“栖居”问题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人只可能在他由以接受这个要求之处取得这个要求”[1]（p199），那么，“接受这个要求之处”是什么？答曰：语言。我们唯有置身语言之所才能赢获“栖居”与“作诗”共属一体的明证，在此，海德格尔表述个人基于“存在”维度的语言观。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之中，海德格尔提出一个关于语言的独特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强调“存在”建基之上的语言的本体地位，此在并非语言的主宰，语言并非表述世界、命名万物的功利主义工具，而且，此在不能借助语言践履任何事情，事实恰恰相反，此在只能基于语言之中存在，借助语言的力量，此在自身的历史状态才能显现出来，于是，语言才是此在真正的主人，其实，并非此在说话，而是语言说话，此在首先倾听语言，倾听本能先于说话本能，此在只有倾听语言从而应和语言之际才能说话：“语言说话。人说话，是因为人应和于语言说话。这种应和乃是倾听。”[3]（p27）于是，唯有通过倾听语言的允诺，我们才能本真理解“栖居”与“作诗”之间的共属一体的亲缘关系，显然，诗人作为“语言”家园的虔诚守护歌者深谙语言自身本真的“道说”（sagen），这种“道说”促使诗人的“作诗”显现成为“诗意”，于是，“诗意的栖居”首先表征自身成为诗人的“作诗”。
但是，栖居的“诗意”造成一种假象，如前所述，根据流俗的观点，“诗意”只是属于“诗歌”的一种特质，因为“诗歌”仅仅出于对于现实熟视无睹的一种想象而已，所以，栖居的诗意仿佛离弃大地、遁入一种虚妄的幻想维度，海德格尔指出这种对于“诗意”的误读，进而认为，虽然栖居基于诗意，但是并非“幻想般飞向与现实上空”，因为荷尔德林诗说：“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于是，栖居具有成其自身的本真境域，亦即“大地”，唯有置身“大地”之中，作诗才能显现成为栖居的“诗意”：“作诗并不飞跃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1]（p201）唯有通过“作诗”，此在才能复归大地，从而促使栖居的“诗意”成为可能。
作诗促使栖居的诗意成为可能，但是，栖居置身何处才能实现这种“诗意”？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必须凭借一个“区域”，这种“区域”通过“仰望”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此在恰恰置身这个“之间”（das zwischen）实现自身的栖居的诗意，海德格尔将这个“之间”称为“维度”（die dimension），“维度”正是此在的栖居成为可能的居所，此在置身贯通天地与大地之间的“维度”之中实现栖居的诗意。一种“仰望”贯穿天空与大地“之间”，根据荷尔德林的诗句，“人以天空度量自身而得以贯通此尺度”，为了实现在大地之上栖居的诗意，此在必须需要借助某种“尺度”，这种“尺度”恰恰来自贯穿天空与大地“之间”的“天空之物”，亦即神性：“神性是人借此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1]（p205）只有借助这种神性的尺度“测度”栖居，此在才能实现自身在大地之上的“存在”（sein），那么，这种神性是什么？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进入大学之后首先研习神学，后来因为身体缘故改学哲学，他曾经坦言：“没有这种神学来源，我绝不可能走上思想的道路”。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 但是，不能简单将海德格尔的“思的工作”视为某种宗教神学的隐晦表征，我们只能这样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有一定神秘主义色彩，但不能说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也就是说，他的哲学是一种有神秘色彩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宗教哲学（这和克尔凯郭尔不同）。”[5]（p198）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中，“诸神”、“神性”与基督教体系之中的“上帝”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较于“上帝”或者“诸神”，海德格尔认为“神性”更加具有“本源”特性，所以，他的“诸神”、“神性”概念更加接近“前苏格拉底”（pre-socrates）时期希腊神话之中的神灵，或者“早期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然和人的概念”。[5]（p198）
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倾向，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姆巴赫同样认为：“认为海德格尔对神话没有批判态度，或者认为他保持原样不加批判地崇敬神话事物，这种看法是幼稚的。……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有意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建立一种神话语言，他的大部分基本术语……都是在一种为展开存在的隐蔽领域而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词汇的努力中使用的，而并不仅仅是一位神话作家的浪漫表达。海德格尔对于为了表达存在之运作而追寻一种关键性语言是极端严肃的。”[6]（p95）海德格尔的神秘主义思想反映他一贯的运思路径，亦即对于现代技术的严厉批判，犹如尼采，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只有“前苏格拉底”时期才是人类置身“四重整体”（das geviert），实现天、地、神、人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的时代，所以，海德格尔借助“诸神”、“神性”的隐晦概念表达对于基于“集置”（ge-stell）本质的现代技术时代的批判，显现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
如前所述，此在只有借助神性“测度”自身之际才能实现在在大地之上的栖居的诗意，于是，“人之栖居基于对天空和大地所共属的那个维度的仰望的测度”。[1]（p205）那么，“测度”（vermessung）是什么？首先，“测度”不是通常意义理解的几何学或者科学，测度的功能在于测定“天空与大地两者相互带来的那个‘之间’”[1]（p205），亦即测度提供一种“尺度”，对于此在的栖居之所“维度”的测度是实现此在栖居的前提条件：“测度是栖居之诗意因素”[1]（p205）。作诗恰恰正是一种“测度”（vermessung），亦即“度量”（messung），“此在可以通过“度量”采取一种“尺度”，作诗乃是一种“度量”，“度量”显现自身成为一种“采取尺度”，于是，“作诗乃是尺度”。[1]（p206）作为“诗人的诗人”，荷尔德林恰恰在“采取尺度”之中洞见栖居的“诗意”本质，那么，这种“尺度”是什么？答曰：神性：“尺度乃是人借此度量自身的这种神性”[1]（p206），“神性”是诗人的尺度，保证诗人的“作诗”成为可能，诗人借助“神性”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而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1]（p215）
诗人通过采取“神性”的尺度实现栖居的诗意，那么，神性的尺度如何实现？此在通过什么方式把捉这种隐而不显的神性尺度？答曰：借助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的贯穿天地的“维度”显现神性尺度，“维度”贯穿天地之间的纯然机体，此在只要栖居在大地之上，必然穿行这种贯通，只有通过“维度”的实现才能把捉神性的尺度，对于诗人来说，“采取尺度”本真显现成为“作诗”，唯有通过作诗，才能首先实现诗人进而实现此在（dsein）在大地之上栖居的诗意：“只有当作诗发生而成其本质而且其发生方式的本质是我们所猜度的，就是作为一切度量‘采取尺度’，这时候栖居才会发生。” [1]（p212）“采取尺度”乃是一种本真的测度，亦即“度量”，作诗恰恰显现自身成为“采取尺度”，于是，作诗乃是对于栖居的“维度”的本真度量，作为“度量”的作诗乃是一种原初意义之上的“筑造”（buan），如前所述，筑造的本质正是一种“让栖居”，所以，作诗显现自身成为一种“让栖居”，作诗促使栖居称为可能。
于是，“作诗建造着栖居的本质，作诗与栖居非但并不相互排斥，毋宁说，作诗与栖居相互要求，共属一体。”[1]（p213）虽然我们已经确证作诗与栖居之间的纯然一体的亲缘关系，但是，此在的现实的栖居恰恰显现成为一种“非诗意”，因为我们饱受住宅短缺的困扰，那么，如何能够断言此在的栖居的诗意？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栖居的“非诗意”恰恰说明栖居的本质的“诗意”，栖居首先基于“诗意”，但是，因为栖居置身“集置”（ge-stell）本质的现代技术的时代，深受技术的霸权行径的胁迫，于是，栖居被迫沦落成为一种人类普泛的无家可归，所以，栖居的“诗意”本质显现自身异化的对立层面：“非诗意”。在海德格尔看来，导致“非诗意“的栖居的出现的原因在于：人类没有采取一种“神性尺度”，没有能力借助一种神性尺度深入批判现代技术时代自身的诸多劣迹，所以最终导致“狂热度量和计算的一种奇怪过度”。[1]（p213）
所以，栖居的“非诗意”并非任何不幸，原因在于，只有我们真正洞见栖居的“诗意”本质之际，才能以之作为“尺度”衡量当下栖居的非诗意以及造成栖居的非诗意的真正原因，所以，“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这一转折做出贡献。”[1]（p214）
（三）结语
通过对于海德格尔的栖居问题的深入追问，我们可以发现：在海德格尔的思想深处蕴藉一种强烈的对于现代技术时代的深刻质疑与严厉批判，以及对于人性的救赎的渴望与对于此在的“存在”（sein）的忧患危机意识，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上帝的缺席”：“上帝的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他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合为一体”。[7]（p281）海德格尔始终认为现代技术时代是一个“弃神”的时代，它处于双重否定之中：“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双重的不中：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来的神之尚未中。”[8]（p52-53）现在，人类仅仅依赖强大的现代技术处理自身事务，完全缺失自身原初保有的“神性尺度”，借助“神性尺度”度量自身更加成为“贫困时代”的一种虚妄的神话，人类早已忘记自己栖居的“诗意”本质，甚至忘记“栖居”本身，最终只能沦落成为无家可归（homelessness）的悲惨境地：“这种‘无家感’并不仅仅是在其他人中间的一种奇异性形式。相反，它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类的奇异性，这种在存在本身之中与其他人一道、却孤独的不在家的存在者的奇异性”。[6]（p352）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上帝不再存在，一切都可以允许”，海德格尔关于“上帝的缺席”的悲观主义思想依然可以视为尼采“上帝之死”的思想的深沉回音，“上帝的缺席”导致人类全然忘记自己栖居的诗意，无力借助“神性尺度”重新赢获自身的本真“存在”。（2）现代技术时代的典型表征是欲望膨胀的现代技术甚嚣尘上，进而代替“存在”，成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唯一价值，现代技术的“集置”本质籽平一切事物，于是，事物显现成为平整、划一的千篇一律样态，此在丧失本真的自我，沦为毫无个性的“常人”（mess man），成为现代技术高歌猛进的可悲祭品。（3）置身物欲横流的现代技术时代，此在早已遗失自己的死亡本性，不能“向死存在”，不能担当作为死亡的死亡，甚至不能直面自身死亡的事实，此在的基本存在维度：痛苦、死亡、爱情，早已因为“上帝的缺席”弃离人类而去：“死亡遁入谜团。痛苦的秘密被遮掩起来。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7]（p287）已经失落的痛苦、死亡、爱情重新加剧时代的贫困，“上帝的缺席”造成“神性尺度”的付诸阙如，此在不能借助“神性”度量自身，于是，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
追问栖居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沉思栖居困境的问题，在现代技术统治的贫困时代，庸常、肤浅的人类将抱怨当下居住条件的艰难视为自己思想深刻的表征，人类不仅热衷谈论住房困难，而且试图通过规划建筑业、促进住房建设力图解决自身的居住问题。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没有真正把捉栖居的困境，安逸生活的追求遮蔽形而上维度的本真栖居本身，指出：“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比地球上的人口增加和工人状况更古老。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寻找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1]（p170）栖居的困境并非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自身异化的历史产物，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命定的宿命，人类自身的悲剧恰恰在于依然没有将现代技术时代的无家可归视为真正的栖居困境与世界黑夜时代的历史性命运，人类看似无所不居，其实，一无所居。关键问题在于，人类如何才能救渡自身，重新赢获业已失却的栖居的尊严？荷尔德林诗云：“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人类自身的无家可归并非不幸，无家可归的悲剧命运恰恰重新唤醒了人类久已遗忘的“在家之感”，蕴藉召唤人类“返乡”的呼声：“一旦人去思考无家可归状态，它就已经不是什么不幸了。正确地思之并且好好地牢记，这种无家可归状态乃是把终有一死者召唤入栖居之中的唯一呼声。”[1]（p170）
可见，海德格尔依然基于生存论存在论维度追问终有一死者“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特征——栖居，依然坚持存在、筑造、栖居、思想的纯然一体，苦心孤诣为现代技术时代困顿的人类自身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和皈依之根，寻找人类与大地的共属一体的植根状态。无论何时何地，人类自身必须首先学会栖居，栖居自身显现成为“诗意”。当然，在现代技术时代，“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对抗技术性栖居的救赎力量的实现必然艰难，栖居自身蕴藉“诗意”与“技术”的二元价值的抗争。但是，无论如何，“诗意”的实现切近可能，一旦发生，人类可以借助神性度量自身，由此实现人类在大地之维的栖居，恰如荷尔德林所说：“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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