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自我理论的建构和深化是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中讨论的热点话题。通过梳理文献，从存在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世界感、存在感、认同与共情三个维度上探讨了生态自我的内涵建构，整合三个维度为进一步对生态自我做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为生态教育和生态文明提供世界观上的理解和阐述。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厄尔尼诺现象、2003年的SARS病毒、沙尘暴、臭氧层的破坏等无不预兆着一个信号，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一场可怕的生态危机。研究者们认为，当代环境大多数的变化主要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其实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始终存在。人类谋求生存、繁衍和变化、舒适、安逸和发展，就必然和自然界发生矛盾，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环境、挖掘自然资源，尽管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己作用于自然的行为的“管控”，但是由于人口爆炸、文化差异、科技进步，促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社会各界人士都做出了应对和努力。学者吴继霞 [1]提出在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范式上进行变革，确立一种新的、生态的世界观，从哲学的上位理念和人的意识形态上重新认识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认识现实事物、认识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赞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在新的、生态的世界观里，人类个体如何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呢?生态自我的建构可以从世界感、存在感、认同与共情三个维度进行。
一、世界感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世界”理解为“由天、地、神和‘终有一死者’所组成的‘四重整体’”[2]，人在此被去中心化，人类成了世界四个维度中的一个。在这样的哲学思想建构下，人类的生存图景被表达为不同于传统主体形而上学的形式，有了一种更加宏大的生存论观念。在这宏大的生存论观念中，人的地位被边缘化，人不再是万物之灵，不再是高于自然界的存在。尽管人类的活动必定影响自然环境，并与在这个世界栖息的其他的终有一死者发生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就可以在这种新的、存在倾向的世界观的理解和诠释下，因自我边界的扩张，以社会指向的“自我”向与自然融合的“生态的大我
”转化而得到解决和修复。“生态的自我”不仅包含原有的社会层面的自我意义，还包含了所有的动植物、山川、河流和土地等，意味着“我”能从所有存在物种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物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物我的“我—它”关系，而是和谐共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你”关系。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就是对自身物种的保护，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关爱就是对自身物种的关爱。
生态大我使得人们在这个“诗意的栖居”之所，对自然多了敬畏之心，少了贪婪之心、自大之心。
二、存在感
在世界感中，人类又应该如何理解自身的存在呢?人类的进化史无疑是一部蔚为壮观的历史画卷，地球从最初的无机状态经过亿万年的演变、进化、生成，最终出现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帕斯卡尔说人类是一个脆弱的芦苇，但大自然却情有独钟赋予了人类智慧，使其能够享受自然界中能够享受到的一切。”[2]人类的存在，是如此的独特。在自然界中，没有哪一种物种，能像人类那样拥有在主客体中变换角度认识事物的能力，人既是认识的主体，也可以是被认识的客体。人类的自我认识和反省意识让他能够有别于其他的物种，知识、文化、技术、语言等一系列人类世界的产物，让人类在地球上有了无以伦比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的造就不是人类独立完成的，恰恰相反的是，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从未离开过自然的关怀和推进。大自然用她特有的方式孕育人类，“以某个生命的死亡来孕育新的生命的产生，以弱者的消失换取其他生命的延续，大自然正是以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使生命之流渊源流淌。”[3]
但当人类成了万物之灵后，人类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物化。海德格尔认为，近代开始的形而上学把自然看成是一幅图像，成了人类可以随意计算、组合、征服的被动，当自然不和人的意愿时，人就整理自然、修理自然。这样的观念系统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技术的春天和生活的舒适状态，但也带来了生态危机。气候极端化、物种的畸变和急剧减少、土地的沙化和流失、水体污染和短缺，这个生态系统已经十分脆弱，而人类又该作何选择呢?
有机体只护卫自己的身体或同类，而生态系统却是编织一个更加宏伟的生命故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应该具有维护生命数量和质量增加、提高的责任和义务，主动化解生态破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恢复生态平衡状态。
存在主义把人的自由意志看作是人类最高的属性，人类之所以成为独特的、有高度智慧的生物，就因为他具有选择的自由。这次，又该何去何从呢?
三、共情与认同
深层生态学代表人物Allan Naess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无意中在显微镜中，观察到一个非人类的生物——一只跳蚤蹦到酸性液体中，经过几分钟的痛苦挣扎就死亡了的过程。整个过程表现得很可怕，我体会到了一种痛苦和怜悯，而共情并不是根本，而是‘我在跳蚤的死亡挣扎中看到了自己’，认同才是根本。”[4]可见，人类不仅仅和同类能够产生共情，与世界的其他终有一死者也存在这种情感共鸣。其实，人类在自己创造的文学、绘画、音乐、影视的艺术领域中，常常会有这种共情的表达。惠特曼的诗歌《我自己的歌》中“ 草叶”成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象征;屈原《离骚》中借由多种植物抒发自身的情怀;梵高《星空》中表达着忧愁和迷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因为人类可以透过他人、他物看到自己、了解自己，能够从其他生物的生殖、繁衍、死亡的过程中看到自然的规律。如果“认同”了人类不是地球生态圈的唯一，而与天、地、神和其他的终有一死者共同组成了世界， “认同”了动植物、天与地、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共情得以发生，自我的边界得到扩展，人类的个体不再是疏离于大自然的个体，而是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处于对立的二元位置，才会主动地、自觉地关爱自然，保护环境[5]。
四、生态自我的建构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又有别于其他的自然产物，因为人类能对物化的事物产生感情，而这种感情会影响人的行为。人类的自然之情从进化之初的“恐惧”到农耕时代的“敬畏”，慢慢地走向工业文明的“疏离和冷漠”，人类的行为也从“跪拜”变成了“统治和掠夺”。但是正如恩格斯警告世人的“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因为当下人类已经意识到这种“征服”已经惹怒自然，生态危机一触即发，如果人类再不节制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迎来生态旧账一日清算的时刻。电影《2012》《后天》中的场景就不再是想象了。如何才能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境?只有在世界感和存在感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之下，才能产生正确的生态观念和生态行为，为解决生态危机寻找到正确之路。Allan
Naess在1985年圣地亚哥出版的《认同：作为一种深度的生态态度的来源》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自我”的概念，他认为，自我的成熟需要经过本我、社会自我和生态自我三个阶段。生态自我是一个广泛的、扩展的、类场意义的自我[1]，由生态认同、生态体验和生态实践三重结构组成，结合上述的三个维度，可将生态自我的内涵建构为下面这个模型：
综上所述，生态自我的建构在世界感和存在感的认识、理解下，才能够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宏观的建构维度，围绕人类对世界及自身存在的认识和体验来建构生态自我的内涵[6]，才能从世界观的角度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才能对生态自我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和解读，为生态教育和生态文明提供世界观上的理解和阐述。
作者：李苇 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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