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vi（2000）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的概念，他们认为积极心理学领域关注幸福感和最优化功能。在过去的十年中。积极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幸福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主观幸福感包括对自己生活和经验的认知性和情感性自我评价，即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消极情绪体验。在个人层面，幸福感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身体健康水平、人际关系以及生活质量有显著相关（王巍，石国兴，2005；肖建伟，石国兴，2005；孙庆洲，王军，2012）；在组织层面上，幸福感可以预测高工作绩效。鉴于幸福感的重要性，其干预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
研究发现。个体的抑郁水平、焦虑水平、压力水平、消极情绪等可以通过干预而有所下降。在积极心理学的推动下，研究者将注意力从消极方面的改善转移到了积极方面的提升，幸福感的干预应运而生。众多理论基础表明，幸福感是可干预的。适应理论认为，当生活中遇到消极事件时，个体可以通过理性行为、精神信仰和赋予意义等方式加以应对，从而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期望理论认为，个体期望值与实现条件之间的差异变小，主观幸福感水平则会升高；由Lyubomirsky（2005）等人提出的持续幸福理论模型认为主观幸福感是由设定点、生活环境和意向性活动三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的意向性活动是指个体自主选择、从事并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进行的活动，具有多变性。因此能够抵御适应性，主要包括认知、行为和意志三个方面。认知活动指以积极视角重构事件、细数感恩事件、希望、宽恕等；行为活动包括定期锻炼、友好待人等：意志性活动指追求重要的个人目标追求有意义的事业。持续幸福理论模型认为，从认知、行为、意志三个层面，通过自主选择并付出努力而进行意向性活动可提升主观幸福感。
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致力于探讨如何有效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Sin和Lyubomirsky（2009）对51项积极心理干预研究的元分析表明，积极心理学的干预的确能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在幸福感干预的研究中产生了一些有效的干预方法，如表达感恩、记录感恩日记、发现自己的性格优势、运用性格优势、助人行为、追求目标等。这些干预方法可以大致被划分为认知层面、行为层面和意志层面的类别中。在认知层面，感恩是一项有效的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途径。前人的研究发现，被试接受感恩干预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会有显著提升，而消极情绪会有显著的下降。在行为层面上，表达善意是一项重要的干预方法，Tkach（2006）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善心在情绪、幸福感和自我评价上可以产生持久的提升作用。意志层面的活动主要包括追求重要的个人目标、追求有意义的事业等。目标制定过程，以及改变目标的意义水平均可以相应地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Green等人（2006）通过团体训练项目。发现目标追求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MacLeod等人（2008）设计了一项关于目标设定和计划技能的训练项目，结果发现，不论是单独参加还是以小组形式参加。相较于控制组，参加者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提升。
幸福感干预方面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往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较少关注在工作场所中幸福感干预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幸福感可以预测员工的高工作绩效，因此工作场所中的幸福感干预研究不仅有助于员工提升个人主观幸福感，还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另外，目前已有的幸福感干预研究基本都在西方国家中进行，国内的实证研究很少，因而有必要探索适用于国内幸福感干预的实施方案。鉴于此，本研究对国内一些企业的员工进行了幸福感的干预及效果追踪。以往研究在设计和实施幸福感干预方案时，多数是立足于认知、行为或意志中的个别层面。本研究基于持续幸福理论模型，从认知、行为和意志层面出发，在每一种层面中选择一种典型的幸福感干预方法应用于企业员工中，探究不同层面的干预方法对提升企业员工幸福感的效果。此外，本研究使用随机分组、安慰剂控制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排除霍桑效应对干预研究的影响。
本研究预期这些干预方案对中国企业员工的幸福感提升有一定助益，提出以下三条假设：
假设1：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相比，记录感恩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假设1a：记录感恩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作用，即在T2上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基线水平：假设1b：记录感恩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持续效果。即在T3上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基线水平。
假设2：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相比，助人行为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假设2a：助人行为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作用，即在T2上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基线水平：假设2b：助人行为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持续效果。即在T3上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基线水平。
假设3：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相比，追求目标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假设3a：追求目标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作用，即在T2上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基线水平；假设3b：追求目标对提升主观幸福感有持续效果。即在T3上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基线水平。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在中国江阴市选取3家企业，其中1家船舶制造企业以男性员工为主，1家纺织企业以女性员工为主，1家包装材料企业男女性别均衡。每家企业随机抽选5个车间。每个车间随机选取10人作为被试，共计150人，三次施测均有效的被试人数为140人。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
2.2研究工具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三部分组成。其中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采用Pavot和Diener（1993）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题，采用Likert 7点量表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测量采用由Waston，Clark和Tellegen（1988）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共20题，其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各10题，采用5点计分，1-5分别代表：从不、很少、偶尔、经常、总是。对各个量表在三次测量总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分析发现，生活满意度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积极情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消极情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1。各个量表的信度可接受。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从前测的所有问卷项目中抽取出18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总体变异的15.51%；第一次后测抽取出17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总体变异的14.92%：第二次后测抽取出18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总体变异的16.74%。可见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不大。
2.3研究过程
2.3.1前测
被试完成主观幸福感问卷。为避免社会称许或个人偏好，以及期望效应，问卷中未出现“主观幸福感”字样，问卷名称定为《企业员工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告知被试研究目的是对其记忆能力进行调查和干预。根据每个车间的工作安排，在工作空余时间对3家企业的5组被试分别发放第一次问卷，包含测量生活满意度、积极和消极情绪的量表以及社会人口学信息问卷，填写时间为10分钟左右，当场填写并回收。为保证随机分配，本研究事先在150份问卷上做好编号并随机发放给每个工厂的5个车间。
2.3.2干预宣讲
第一次问卷填好后，当场进行干预宣讲，宣讲内容首先以成人记忆能力训练的重要性和可开发性作为宣讲内容的第一部分。然后，宣讲根据不同组别的不同要求进行说明和举例：感恩组记录自己感恩的事件：助人组记录自己亲自完成的助人行为：追求目标组记录自己设定的目标或愿望：安慰剂控制组随意记录自己想要记录的事情；空白对照组不做任何说明。最后被试就宣讲内容中不明白的地方自由提问。
2.3.3干预实施
各组宣讲结束后，当场发放本组第1天的记录表。其余6天的记录表分别在每天的早上回收完前一天的记录表之后，由工作人员（即研究助手）发放。每天的早上上班前或利用晨会时间，由工作人员回收各组前一天的记录表，共持续7天。
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和干预的有效性，向每组被试都提出相同的填写要求：包括每件事请的记录字数为50-100；记录时，请平心静气，使大脑安静下来。认真回忆并记录：晚上7-10点为最佳记忆时间段，请在此时间段内完成每日记录：请连续填写7天，休息日照常填写。本研究的干预过程的总体实施见表2。
2.3.4后测
本研究共进行2次后测，研究材料与前测相同。即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以及社会人口学信息问卷。第一次后测是在干预结束后的第二天立刻进行，第二次后测是在干预结束2周时进行。
3 结果
3.1描述统计结果
各组在三个时间点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原始分数见表3。
3.2生活满意度差异分析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5个组在三次测量中得到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干预分组的主效应显著，F（4，135）=3.45，p=0.01，η2=0.09，测量时间点的主效应显著，F（2，270）=166.60，p<0.001.η2=0.55.测量时间点与分组的交互作用显著，F（8，270）=8.18，p<0.001，η2=0.20。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时间点之间的差异在五个组内都显著（ps<0.01），即所有五个组被试的生活满意度均随着时间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以T1满意度得分作为协变量，分别检验五个组在T2满意度得分上的差异，以及五个组在T3满意度得分上的差异。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五个组在T2满意度得分上差异显著，F（4，134）=14.43，p<0.001，η2=0.30.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三个干预组在T2满意度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三个干预组中感恩组得分显著高于追求目标组：五个组在T3满意度得分上差异显著，F（4，134）=12.18，p<0.001，η2=0.27.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三个干预组在T3满意度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三个干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基线水平的差异之后，干预组相比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而言其生活满意度有更为显著的提高，说明记录感恩、记录助人事件以及记录追求的目标这三种干预方法均能提升生活满意度，且有一定的持续效果。各组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见图1。
3.3积极情绪差异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分组的主效应不显著。F（4，135）=1.53，p=0.20，测量时间点的主效应显著，F（2，270）=138.24，p<0.001，η2=0.51，测量时间点与分组的交互作用显著，F（8，270）=2.64，p<0.01，η2=0.07。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时间点之间的差异在五个组内都显著（ps<0.01），即所有五个组被试的积极情绪均随着时间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以T1积极情绪得分作为协变量，分别检验五个组在T2积极情绪得分上的差异，以及五个组在T3积极情绪得分上的差异。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五个组在T2积极情绪得分上差异显著，F（4，134）=3.27，p<0.05，η2=0.09，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只有助人组在T2积极情绪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五个组在T3满意度得分上差异显著，F（4，134）=2.92，p<0.05.η2=0.08.事后比较结果显示仍然只有助人组在T3积极情绪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基线差异之后，助人组积极情绪的提升比其它组更显著，说明记录助人行为这种干预方法可以提升个体的积极情绪，并且有一定的持续效果。各组积极情绪的变化趋势见图2。
3.4消极情绪差异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分组的主效应不显著。F（4，135）=1.08，p=0.37，测量时间点的主效应显著，F（2，270）=84.38，p<0.001，η2=0.39，测量时间点与分组的交互作用显著，F（8，270）=9.60，p<0.001，η2=0.22。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三个时间点之间的差异在五个组内都显著（ps<0.01），即所有五个组被试的消极情绪均随着时间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以T1消极情绪得分作为协变量。分别检验五个组在T2消极情绪得分上的差异，以及五个组在T3消极情绪得分上的差异。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五个组在T2消极情绪得分上差异显著，F（4，134）=6.18，p<0.001，η2=0.16，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助人组和追求目标组在T2消极情绪得分上均显著低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五个组在T3消极情绪得分上差异显著，F（4，134）=10.60，p<0.001，η2=0.24。事后比较结果显示仍然只有助人组和追求目标组在T3消极情绪得分上均显著低于安慰剂控制组和对照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控制基线差异之后，助人组和追求目标组在消极情绪得分上的下降程度显著大于其它组，说明记录助人事件以及记录追求目标事件这两种干预方式有助于降低个体的消极情绪，并具有一定的持续效果。各组消极情绪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4 讨论
4.1记录感恩对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记录感恩能提升生活满意度，即从认知层面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且有一定的持续效果。而比较三种方法发现，记录感恩法是最有效的。之前的研究也同样发现，感恩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Wood，Joseph和Maltby（2009）在控制了大五人格后仍然发现感恩能够解释生活满意度的改变。
有研究者认为记录感恩能够唤起感激的情绪，而感激的情绪中含有正效价。这种积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存在关联，故感恩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但本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解释，记录感恩的方法仅仅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而对提高积极情绪和降低消极情绪并没有显著作用。这说明记录感恩的方法并不通过产生感激情绪起作用。本研究认为感恩记录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原因为：感恩记录是在认知层面的干预。生活满意度也属认知层面。二者更易产生连结：同时，在记录感恩事件的过程中，个体能够从事件本身体验到生活的美好与人际和谐，在这种情况下会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4.2助人行为对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助人行为的干预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且能够显著降低消极情绪，并且有一定的持续作用。说明助人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最有全面地提升幸福感的方法。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Otake，Shimai，Tanaka-Matsumi，Otsui和Fredrickson（2007）的研究让被试在一周的时间内数自己的助人行为，结果发现仅仅这一计数行为就能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Piliavin和Siegl（2007）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做志愿工作与幸福感的提升有关。
Buchanan和Bardi（2010）的研究同样发现助人行为的干预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Rilling等人（2002）使用脑成像技术考察了女性在进行囚徒困境游戏时的脑活动。结果发现，当她们相互合作帮助他人获得利益时，大脑中加工奖赏过程的脑区开始活跃，而获得奖赏能够激发积极情绪。并且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会令人产生热情、自豪、强壮有力等积极的情绪体验，故积极情绪的分数在干预后会有显著提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助人行为能够缓解人的消极情绪。Wayment（2004）的研究发现，在9.11恐怖袭击后那些帮助他人的妇女的沮丧程度显著低于那些没有进行帮助行为的妇女，在负向状态解除模式中，Cialdini和他的同事（1987）认为，那些心情不好的人更倾向于帮助他人，从而来改善自己的情绪。这可以解释本研究中助人组在干预后消极情绪显著下降并有一定持续作用的现象。
4.3追求目标对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追求目标的干预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降低消极情绪，并在两周后仍有一定的持续效果。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认知评价和有机地整合成分都含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一种基本的需要满足就能够产生健康和幸福感，但是如果不能满足就会导致疾病和不幸福（Ryan&Deci，2000）。而追求目标的过程是不断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所以他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
Kasser和Ryan（1993，1996）的研究发现，追求关于内部需要的目标与幸福感的各项指标有显著正向关系，与抑郁或焦虑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追求外在需要的目标则与幸福感的各项指标有显著负相关。Ryan等人（1999）使用俄罗斯被试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在本研究中追求目标的干预方法仅对降低消极情绪有效，而对提升积极情绪没有显著效果。在本研究中并未对目标类型进行控制，所以可能有一部分被试是内在需要的目标，而另一部分被试为外在需要的目标，两类被试在积极情绪上的变化趋势不同，导致整体分析时在积极情绪上差异不显著。
4.4研究意义
本研究从认知、行为和意志三个层面比较了记录感恩、助人行为和追求目标这三种干预方法的有效性，结果发现三种干预方法均能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而比较三种方法发现，记录感恩法是最有效的；助人行为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并降低消极情绪；追求目标可以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并降低消极情绪。此外，本研究采用了随机分组、安慰剂控制的方法（RCT），排除了霍桑效应对干预效果的干扰。如果存在霍桑效应。那么安慰剂控制组应该同样存在霍桑效应，但结果发现干预组成绩优于空白对照组，也同样优于安慰剂控制组。故在排除了霍桑效应的影响后，干预组的效果依然存在。
本研究不仅探究了三种层面干预方法的有效性，并且对这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其中助人行为的干预是对主观幸福感各个方面最为全面的干预方法。其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有作用。而记录感恩的方法是对认知层面最有效的干预方法，即它在提升生活满意度方面最有效。追求目标同样可以从认知和情绪两个方面提升主观幸福感，但更多的是从缓解消极情绪的角度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以上三种干预方法虽都有效，但干预层面却各有侧重。
4.5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的后测共有2次，分别是在干预结束时和干预结束后2周，没有在两周之后进一步追踪干预效果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也不能考察出其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以后的研究可以加长追踪的时间，这有利于比较不同干预方法的持续效果。
本研究选择的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升了主观幸福感。Suldo，Savage和Mercer（2013）的研究让中学生被试参加一个为期10周的小组幸福感提升项目，该项目包括了记录感恩、助人行为和追求目标等10种干预方法，结果发现干预组比控制组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但是在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将不同干预方法捆绑在一起，探究捆绑之后的干预效果。虽然每一种干预方法对幸福感的某个方面会有显著提升作用。但这并不能保证捆绑后就是各种方法效果的简单加和。从Suldo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也能看出，并不是方法越多干预效果就越好，有些方法的结合甚至可能抵消或减弱某种方法的作用，干预的可叠加性值得进行系统的探讨。
5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认知、行为和意志的干预对工作场所中员工的幸福感干预有一定的效果。具体而言立足于认知层面的记录感恩的方法能够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行为层面的助人行为的方法能够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并降低消极情绪；而意志层面的追求目标的方法能够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并降低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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