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包磊（1987.8-），男，山东东营人，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学研究生。
关键词：《狼山喋血记》 寓言化叙事 国防电影
一
1936年11月，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由著名导演费穆执导的电影《狼山喋血记》，在评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后人有将其比作国防电影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首先就得益于它采用的寓言化隐喻的叙事手法。
单从影片叙事讲，《狼山喋血记》无非是在讲述一个简单乏味的单线故事：村民们齐心协力把害人的狼打死。导演费穆对于这部影片曾说：“或者有人看了，说别有象征；但，那决然是别有会心。在我的初意，却企图写实——因为猎人打猎，原本寻常”。[1]按此阐释，《狼山喋血记》就不便称为国防电影的开山之作，更不会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多少印记。但只要联系时代背景和创作环境：“抗日救亡，反抗外敌入侵等时代性主题已左右着时潮，厌弃风花雪月和神怪充斥的情绪普遍存在”[2]，我们就会发现其寓言性的必然存在。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即，当时只有知识分子阶层才具有时代视野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而普通民众亟待在思想上得到启蒙、政府尚不主张公开宣传抗日情绪和主张，它的寓言性警示意义不容忽视：狼群象征日本帝国主义，不同人对待狼群的态度喻指对待外来侵略的不同思想。影片意在揭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更重在表达外敌面前不抵抗的可恶和无耻。
导演在人物群像上注意不同个性的区别，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性格的发展：一种是自始至终坚决打狼（抗敌） 的，坚定不移的打狼派（抗战派）。其代表是村姑小玉、猎户老张，所以影片给了二人许多持枪出击、勇于战斗的剪影式镜头；一种是可以争取的、用血的事实教育改造过来的中间派。这以刘三妻子为代表，当她自己的孩子被狼拖走吃掉以后，立场随即发生急剧变化，成为一个坚定的打狼派；再就是胆怯的逃避派，对狼（敌人） 采取能躲就躲、能忍就忍的避让妥协态度，茶馆老板赵二就是其最突出的代表，他那句“关紧大门、画上白圈”就可以把狼吓跑的名言， 既是影片对他不无鄙视的滑稽角色定位，也是当时民众心目中对中央政府及其绥靖政策充满讽刺的写照。《狼山喋血记》中这三种人物类型，基本上可以反映到当时国民的心态以及中国各政治势力对日政策的走向，其现实指向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分表叙述的套路最终归结出一个道理：只有团结抗日、共御外辱才是中华民族“躲”过此难的唯一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狼山喋血记》所采取的寓言化、象征性的叙述方式及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二
当然，我们在看到《狼山喋血记》的寓言化叙述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它并不是一部成功的影片，最主要的是影片中人物性格扁平化、缺少性格发展的内在张力，指导思想上依然存在着概念化、口号化的弊病，且从其时产生的影响看，该片对国民的启蒙性并未尽如人意。
首先，《狼山喋血记》这部影片中的人物性格扁平化，缺少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导演在强调人物性格共性的同时，有意或无意之中回避了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这是这部影片最大的诟病。回顾一下《狼山喋血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简单到乏味，“也许只有几只狼可以引发出观众观影的兴趣。”在这部电影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没有张力，缺少语言表述和心理描写的段落，不能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其次，《狼山喋血记》暗存着影片口号化、概念化的弊端，并且明显地出现了“为创作而创作”的表征。费穆导演的气质更像他所拍摄的《小城之春》一样清新、隽永，其电影风格更是常常以情说理，情理交融，曲折含蓄而又内涵深邃。“他非常注重从电影本性出发，运用电影特有的拍摄手段和表现方法，来尽可能完美地体现自己的银幕构想，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增强影片的感染力量，使观众在受到启发的同时又能得到艺术享受。”[3]但观看完这部电影后，我们会发现，这部讲述民族大义的影片并没有创作出他所独具的艺术风格。或许，《狼山喋血记》并不是费穆所擅长的表现主题。它只是费穆迫于左翼影评人的巨大压力而在艺术上作出的妥协，因为当时“左翼人士一方面热情赞扬费穆的艺术才华，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他的思想错误，其目的是扶植和帮助他，希望他尽早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电影工作者”。[4]这并不表示他不爱国，只能说明评论的过激与偏执没有照顾到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不看影片的实际情况，以主观代替客观，用政治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艺术作品，”[5]其后果当然只会是“为创作而创作”，导致了影片的概念化。
第三，从《狼山喋血记》公映后的市场反映和社会反响来看，它并没有产生编导期许的启迪民智的艺术价值。影片在公映后，在普通民众中并没有产生十分强烈的共鸣，反倒是在评论界引起了关注。“当时的32位影评人联名举荐给《民报》等新闻机构，将之誉为‘在中国电影史上开了一个新的纪元’”。[6]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两极反应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影片所阐释的主题太过于隐喻、曲折，真正能够将观众带入特定情境的段落是只有在唱《打狼歌》时观众才会有些许反应，因为广大的底层民众不具备欣赏这种影片的审美思维，大多只是将其看成了一个过时的农村故事。应该说，这种隐喻象征的叙述方式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而也是这种表述方式使得它的启迪民智的表现力大为削弱了。它只能在具有一定艺术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而非具有凝聚民族抗战决心的精神能量。
注释：
[1] 费穆：《〈狼山喋血记〉的制作》，《联华画报》，1936 年复刊号。
[2]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57页。
[3] 郦苏元：《电影史上的费穆》，《当代电影》，1997年第5期。
[4] 郦苏元：《电影史上的费穆》，《当代电影》，1997年第5期。
[5] 郦苏元：《电影史上的费穆》，《当代电影》，1997年第5期。
[6] 袁庆丰： 《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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