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的存在焦虑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析察，所谓焦虑是指人们对环境变化表现出的强烈担心，特别是对未来存在着严重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因此陷入紧张、矛盾境地。与心理学病理性焦虑不同的是，鲁迅的焦虑是存在主义的焦虑，二者的表现症状虽然近似，区别在于，前者病因多倾向生理障碍，后者则有深厚的哲学关怀。
存在主义思潮是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产物，“焦虑”是其主要的存在状态及精神动机。存在主义关注个体存在处于矛盾环境下的选择困境，因此焦虑直指个体被现代工业社会“异化”后最为基本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
鲁迅的存在主义焦虑同样是时代危机的产物，其根源在于中国的“现代性”裹挟的双重危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导致的意识危机；现代国家制度选择导致的民族生存危机。由此造成了鲁迅精神意象中的各种困惑、焦虑和矛盾。
二、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选择产生焦虑
在鲁迅的各类焦虑中，中国在制度选择上的冲突和碰撞是导致其焦虑的最大渊薮。辛亥革命前后，民主共和一直是鲁迅畅想的未来中国，但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失败与失望，一连串的会错意、表错情，使得鲁迅不再相信制度，而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但这却使他陷入更大的矛盾境地。
其实，鲁迅对社会文化转型所产生的思考和焦虑，在其早期的《说铂》、《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科学史教篇》诸文中便已表现出来，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一开始便存在着某种困惑与内心矛盾，这显然带有一定的普适性。
当时一般启蒙知识分子期待的现代民主社会是既要多数民主又倡导个人自由。从理论上讲，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提倡的由公意选择而制定出来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通常情况下，应当说是西方社会具有可行性而又弊端最少的原则。但事实上多数民主与个人自由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二者间的协调与结合即使西方诸国也难以驾驭，更何况是既无民主传统，也无自由资源，却又要急迫实现现代转型的中国。尽管鲁迅当年对西方的人道主义，乃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原理存在某种误读，导致把“个人主义”原则与“众数”原则完全对立起来[1]，但青年鲁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而产生的预见及忧虑，应当说是符合国情的，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知道，反专制、反封建、争民主是鲁迅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1930年2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来，又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他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积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多项权利；1933年5月13日，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道去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的暴政；再如1933年6月23日，上海《大晚报》刊登了一篇赞扬希特勒独裁政治的文章《希特勒的大刀阔斧》。鲁迅立即撰写了《华德保粹优劣论》一文，予以尖锐的驳斥和讽刺。鲁迅虽然憎恨独裁和专制政权，但又认为：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的民主，尤其要防止“民主”的异化，当“民主”变成对“众数”的崇拜时，“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2]P45
事实亦如此，打着“人民”这个“众数”的旗号，来压制不同意见最终践踏人民利益和权利，这种现象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是屡见不鲜的，鲁迅当时对民主制度的变质的思考与焦虑，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具有深刻的现代性、现实性。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自由民主的传统不应当从其接受哪个国家的什么样的思想学说来判定，而应当从其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是否具有反对专制主义、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实际意义入手，避免借新法以卫旧制。
既反对专制政体但又排斥西方的政治文明，那么鲁迅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心理预期是什么呢？他从19世纪的现代思潮和中国魏晋风度、浙东文化中寻找到思想资料，特别是追寻尼采、易卜生等开辟的“新神思宗”，将个人绝对的精神自由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就是寄希望于少数引导群众的“天才”，即尼采的“意力绝世，几近神明”的超人，以及易卜生的“即忤万众不摄之强者”等“绝大意力之士”，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
问题是，鲁迅一方面反对以新卫旧，反对立宪法开国会，理由是“众以凌寡”，多数压制少数，另一方面又担心“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2]似有进退失据之感；另外，天才人物要达到个人的自由，避免“众以凌寡”，是不是需要某种制度的保障，需要“庸众”在法律强制下的自我克制，才能有机会横空出世呢？同时，鲁迅为了使独异的个人不被庸众所吞没，又主张改造国民性，使民众皆善于独立思考、具有独立人格，这种力图在精神主体层面发掘和唤起新生的中国人的思想，无疑是具有深刻现实性的，问题是，当民众的独立思考与超人的任情使性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取舍呢？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局限，青年鲁迅是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与难题的，尽管鲁迅后来对早年表现出来的认识局限也有相当程度的觉悟和克服，但根本的悖论却始终未能彻底摆脱。所以，他只能不断地反抗社会的文化环境，同时也反抗着自己的绝望与孤独。
三、超前意识的焦虑
身处一个新旧势力混杂，新兴思潮的正邪性质尚难估判的大时代，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的深刻之处表现在他非凡的超前意识。别人思考的终结点往往就是鲁迅思考的起点，他不断超越着他人和自己，想寻求一条最正确的救国道路。正因为这种强迫性的思考难以停歇，理想的冲突相伴相随，加剧了鲁迅的精神焦虑与彷徨。
鲁迅早期对现代科技的思考与焦虑，应当说是很前卫的。他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中，固然对科技进步促进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做了肯定，但又认为，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甚至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的发展，可能构成对人类的潜在威胁，即“物质”对“精神”（神思）的侵害以及民众对“个人”的压迫。因为“科学”思维以物质为对象，它带来的物质利益驱使人们忘却了人文关怀，最终导致自身的异化：“诸几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3]
鲁迅对科学的怀疑还源自洋务派改革的失败。他发现那些维新志士从西方带来的不过是西方文明的武事、技术、制造之类，造成认识上的“短视”，所以，他不惜以偏激的方式笼统地否认“物质”，以呼唤“精神”的回归。同时指出，对科学的理解不应该囿于狭义的“自然科学”，还要包括认识主体——“人”的认识能力和创造思维，提醒不能忽视人的解放与民族精神的重建。这些看法无疑是超前的，不合时宜的，但从今天科技的高度发展，仍存在许多人不能控制的灾难来看，鲁迅的思考和忧虑并非多余。
一般而言，置身于时代的旋涡之中，要对这个时代的本质作出理智而清醒的判断并非易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现状，使整个社会革命势在必行，但对于现实中的革命行动，鲁迅却与其他革命者不同，他采取了冷静分析的态度，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中国的榜样本是西方列强，但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却危机重重，远没有现在的成熟、自信和稳定。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让欧美诸国几近破产，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为了解决各自难题，在国际协商机制脆弱无力的情况下，各国尔虞我诈磨刀霍霍，欧亚上空战云密布，西方文艺复兴以降形成的近代启蒙文明危若累卵，而这本是中国“五四”新青年们奉为圭臬的改造模板。另一方面，各种新兴的反资本主义势力或蹒跚起步，或晦暗未明，无法看清发展路向。苏俄社会主义面目模糊，德国纳粹主义渐露狰狞，这一切都令天性善于怀疑、善于超前思考的鲁迅感到困惑。
但即便如此，鲁迅仍以超常的洞察力，既卷入时代的漩涡，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又能以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进行超越的审视，深刻揭示出其中的底蕴和实质。他清醒地认识到，有些所谓革命，尽管表面轰轰烈烈，内底却是换汤不换药，并未改变专制主义的基本框架：“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4]无怪乎周扬晚年对鲁迅的伟大有两点感悟，一是对中国历史有极深刻的认识，二是对中国社会现实有极深刻的认识。
由于鲁迅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力图超越自己的时代，思想起点甚高，越超前就越焦虑、困惑，甚至茫然。因此，在坚持批判旧制度、旧文化同时，鲁迅的言行又往往充满了失败感和虚无色彩，如他写给许广平的信所说：“有时竟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5]譬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且弱小，他就思考摈弃资本主义；民众尚待启蒙，便开始警觉科学崇拜的迷信；办工厂兴事业刚起步，又忧虑拜物质主义的弊害；娜拉终于出走，赢得自由，鲁迅则提出娜拉今后如何生存的问题；一般人不去思考死亡，他却以异常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坟”。
鲁迅不断地从一种困惑走向另一种困惑，不断严峻地思考，不断地洞悉自我的矛盾与分裂，“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炼出“历史的中间物”[6]这一具有社会性与人类普遍性、历史性与永恒性的哲学命题。他向大众宣布，自己远不代表终极真理，只是过渡性人物，要“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7]
四、追求完美的性格特质带来的焦虑
在鲁迅的人格中，表现出对信仰的无比坚贞，他曾经盛赞唐玄奘舍身求法、忠于信仰的精神以明心志，而怀疑、批判、反对虚伪、具有反抗的韧性，又构成鲁迅追求完美的基本性格特点。历史转型期，最难改变的是人们的社会心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结构，面对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与启蒙的渺茫，以及顽固的世俗传统偏见的压力，鲁迅追求完美、不妥协的个性导致了更激烈的反抗，但内心却独自承受着人格分裂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无奈更多的反映在其对于未来的悲观情绪中。
众所周知，鲁迅在仙台因“幻灯片事件”的触发而弃医学文，后来又激情满腔地创办启蒙杂志《新生》，或许是他对启蒙寄望过高，希望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太迫切，一旦行动受挫，便陷入消沉之中，加之“五四”退潮，《新青年》团体解体，更增加了他的寂寞、悲凉和迷惘，很长一段时间，鲁迅沉浸于一种焦虑与痛苦的反思之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析察，这也正是一种强烈的求索精神的表现，他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题写在《彷徨》书前，正表达了这种忠于信仰、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正因为鲁迅追求完美，从不满足于现状，反对任何麻木的或不麻木的“戏剧的看客”，他看待身边事物的眼光，显得有点挑剔、偏执，心境没有片刻的宁静和悠闲，“无地彷徨”是他贯穿一生的宿命。青年时代“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8]，中年以后由绍兴“逃到”北平，然后厦门、广州、上海，一路下来，越看越不顺眼。在这些城市和地区，他确实是个异端，诚如有些论者所云，产生一种“本体性的黑暗感”。在鲁迅笔下，儿时美丽质朴、生气勃勃的故乡变得丑陋死寂、凋敝苍凉，应是繁华的城市却象个荒原——北京到处是灰土，如同沙漠，街道、衙门、民居差不多都罩在黑暗里；作品中屡屡出现病态人、夜色、死亡等主题，甚至故乡农村的习俗、民间祭祀、礼仪也失去原先的祥和气象。这种对病态民族文化悲剧性的展现，实际上皆是鲁迅主观心理状态在外界的投射，毫无疑问，因为现实环境的艰难困顿，决定了他的抗争只能变成“绝望的反抗”。
追求完美使得鲁迅永远不愿宽容，对论争不愿调和折中，他反对“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恕道”，主张“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的“直道”。他最后得到的人生经验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的不宽容有着现实的根据，在《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中，他写道：“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最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
鲁迅不仅对于同一阵营内部的“暗箭”、“流弹”感到惶惑、愤怒，对于外部那些以软刀子攻击他人的为人为文风格，他也极端厌恶，他总是一方面要抵抗黑暗，另一方面要保卫自己。如1926年1月25日，他在《学界三魂.附记》中，谈及因“女师大风潮”后与陈源等帮闲文人的笔战时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的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9]P209在这场笔战中，陈源含糊其辞，存心混淆视听，个人气质偏于“老吏断狱”、用笔辛辣的鲁迅十分厌恶这种行径，但此番话又分明流露出自己在现实中已没有更大的力量来应付各种明枪暗箭的无奈和疲倦。
可以说，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因为他是完美主义者，他看待身边事物的眼光是那么挑剔、偏执、不妥协，这一点与胡适恰成对照。胡适在学术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社会领域，都倡导一种宽容精神。在晚年，更提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政治格言，提倡能够容纳不同意见的民主态度和科学思维方式。诚如夏济安所说：“他（鲁迅）从不曾得到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和周作人所曾享有的那种宁静的心境。”
世界本不可能完美，正如老子所说：“大成若缺”。鲁迅和胡适都是旧世界的敌人，但胡适的认知方式显然更平和，他知道世界并不完美，特别是面对历史负担如此沉重的中国，只有依靠每个人的韧性和耐心，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希望在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实现个人的真正解放，显示出鲜明的平民色彩。但鲁迅却绝不依靠平民，因为他觉得平民，比如润土，缺点太多，只是被改造的对象，但自己也是靠不住的，“感受着生命无可避免的消逝的悲剧性，人的一切挣扎终不免毁灭”。鲁迅不愿苟且，只求速死，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给出了另一个回答，“我以我血荐轩辕”。
结语：生与死的选择
自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史诗般的转型即徐徐拉开大幕，时至今日，这篇宏大的历史长诗仍然没有最终写就，无数民族的精英、不屈的斗士还在为心中的中国勾画美好的蓝图。但蓝图画成什么样子，却一直是百年中国心头最大的焦虑。所以，鲁迅的焦虑代表着两层涵义，第一层折射出的是转型期中国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形象的集中体现。另一层代表的则是纯粹的个人。鲁迅焦虑的个性奠定了鲁迅精神的基本风格。这使他的反抗带有浓烈的牺牲意象，其生命能量中充分表现出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之本能”。
诚如胡适所言，救国最先要救自己：“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
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鲁迅对自己的存在主义焦虑亦有所觉，他的精神世界仍有儒家生生哲学所倡导的生之希望，那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用鲁迅的话讲，即“绝望的反抗”，是使自己陷入“灵魂的荒凉和粗糙。”最终的期望是以自己“灵魂的黑暗”为代价，照亮我们民族未来的道路，从而使后来者“不惮于前驱。”
参考文献：
[1]邓晓芒.鲁迅思想矛盾探源[J].鲁迅研究月刊，2001，（2）.
[2]鲁迅全集：文化偏执论（第1卷）[M].
[3]鲁迅全集：科学史教篇（第1卷）[M].
[4]鲁迅全集：热风·随想录六十五（第1卷）[M].
[5]鲁迅全集：两地书·二四（第11卷）[M].
[6]鲁迅全集：坟·写在坟后面（第1卷）[M].
[7]鲁迅全集：坟·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M].
[8]鲁迅全集：呐喊·自述（第1卷）[M].
[9]鲁迅全集：第3卷[M].
作者简介：陈锐（1971-），男，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个体心理咨询，高校德育，亲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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