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他两年多。从中国访问回来的当年底，德里达就病上了身，日本的访问取消了，巴黎的活动减少了，他开始与病魔较上了劲儿。记得他曾半开玩笑地在电话那端问我：“您不是说本命年要当心吗？我怎么过了本命年才生这个危险的病？”我说，“我没敢告诉您七十三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劫，过了就能再活十年。”电话那头“哦”了一声。
三个月化疗之后，他出现在加利利出版社的新书发布会上，但那一头秀美的银发稀疏了，声音走了神气，手颤抖得不能握笔。我见了他这样，哑然不能言语。他夫人告诉我：“他好多了！”我无法想象之前坏成什么模样？但是，他那天的露面就是要跟大家说，这一仗打下来了！我对他说：“我每天为您祈祷。”他笑着问：“中国人也有上帝吗？”，我说：“没有上帝，但心中有神灵。”
死亡的逼近改变了他周围人生存的方式。我不再敢打扰他，时不时打个电话，从声音中去猜测和判断他的健康状况，他倒总是提高些声量，说病情在控制之中。看到他开始活动，出国访问的消息，心想这一仗打得还行。万万没想到我夏天回国前在蒙巴纳斯咖啡馆见了他一面，竟成了永诀！他住在郊区，病了以后就很少到巴黎来，那一次我跟他说想见他一面，他将好几个约会安排到这一天，我去的时候，他正与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谈去加州讲学访问的事。旅行是他生存的方式之一，安排旅行也是一种疗治，恢复旅行也就是恢复生活的常态。他说他还请过一位越南籍的中医进行针灸治疗，但只坚持了两天。他神气地跟那位美国教授说，他看到了繁体版的汉译《书写与差异》，棒极了。他说出于迷信决定明年继续上课，还神秘地告诉我，一本将要出版的照片集收入了在北京北海公园跟一位中国老太太手握手在地上写汉字的照片，到时送给我；我答应将我近来发表的文字寄给您。他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延异死亡的逼迫，冲淡死亡聚集的阴霾。
死亡一直是德里达思想工作中的一个主题，他一直希望直面这个神秘的使者，拷问它，通过写作与思想穿透它，与死亡对岸的柏拉图，康德，海德格尔，勒维纳斯，德勒滋，富柯，拉康，弗洛伊德，马克思，布朗肖，巴塔耶作长期的精神交往，他用独特浓郁的文字为许多思想史中的才俊塑像。在2003年问世的<独一无二的每一次，世界的终结>中一书，汇集了他为每一位精神挚友撰写的悼念文字。<世界报>2004年8月19日第1213版上发表的“我在与自己作战”是他生前最后一篇公开的文字，他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式写作”(écriture de la survivance)，他说学习生存，意味着学习死亡，了解并接受生命的绝对有限性，从而去面对遗产，面对责任，有所承诺，有所扬弃，有所承担。这是他对一生频遭误解的解构工作的总结：对传统的置疑和反省，是个体伦理承担的开始，也是其基点。
在与死亡搏斗的这些日子里，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没有停止过写作，从2002年以来发表的近十部作品中有解构“流氓”概念和流氓国家的<流氓>(2003)，有反省9-11以后的国际格局的<9-11概念>(2003)，精辟地将恐怖主义分成三类：一类是国家恐怖主义，一类是具有政治诉求的政治恐怖主义，还有一类是以恐怖为目的的纯粹恐怖主义。而以后一种特征为标志9-11恐怖主义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方式，敌人形态，也改变了人类当前与未来的政治生态。因此，他更坚定地呼吁另一种世界化进程，呼吁他曾在中国反复强调的新国际思维。他没有放弃对以色列自杀性政治决策的强烈批评，认为以色列不再代表犹太精神也不能代表多种形态且充满矛盾的世界犹太复国运动。他不畏强权地指出：美国自称货真价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不乏原教主义者，他们的集团利益远远超过犹太人社群的利益。他对欧洲建设充满期待，您心目中的欧洲是不同于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另一种世界主义的欧洲，这个欧洲将肩负着转化主权国家及国际法的传统概念与实践的责任。它应当具有独立于北约与美国的军事力量，但那既不是侵犯性的，也不是自卫性或防性的，欧洲的军事力量应当只在必要时为新联合国的决议获得遵照而进行干预。在他眼中，欧洲也应当是能够更好思考非性与社会公正的某些形态的理想之地。他还义无反顾地支持同性恋的结合，甚至主张从民法中消除结婚这个词。这是个多大胆的设想！
那一本本上架的新书，那一期期连连问世的专号都是他与死神抗争的印记，是敏锐思想的见证。我相信死亡斗不过他，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以他的方式，思想的印迹抛离死亡的轨道，它穿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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