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雨，女，1976—，陕西西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比较文学、幼儿语言教育，工作单位：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无疑是勤勉而坦率的一个。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对西方作家作品的学习，他的作品风格多变，一度被贴上“先锋派”的标签。而莫言对外来文学影响的态度则代表了中国作家学习借鉴外国作家作品不同阶段的典型心态。
1 初期的震惊与模仿
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初，都身处庞大的外国文学体系的影响中。20世纪末期的中国，福克纳、乔伊斯、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作品已赫然列为经典，对于莫言来讲，这些都是随手可取可用的文学资源，他公开宣称在写作的初级阶段就应该去大胆地模仿、借鉴。其处女作书信体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1）就是借鉴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来信》的文体与语言表现技巧。
初见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时，莫言表现出的震惊带有普遍性。传统小说表现以情节为主线，语言繁复，而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与技巧有了巨大的革新，简洁的现代语言，奇异的文学意象，都与传统小说迥然相异。莫言不由得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20世纪90年代初，莫言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成长为熟习外国作家作品的学者型作家。在这一时期，莫言学习借鉴外来文学经验，革新文学观念，模仿外国作家作品形式技巧，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进行语言实验，因此他被冠以“先锋派”作家的称号。
2 焦虑与逃离
然而，莫言的小说革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初期的简单模仿多有失败之处。莫言熟悉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及其作品，特别推崇其名篇《死者》，在创作中多模仿其笔法，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画虎不成反类犬。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于中外文学交流史，是乐观而颇有成效的黄金时期。学习西方文学文化的热情，“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中国作家在模仿外国作家作品时的顾虑，作家们自主自为，坦然将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名著、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一概囊入，表现出极度的震惊与欣喜。同时面对异质文化的庞大文学系统简单化的模仿，难得其神，与本民族文化龃龉难入，也使他们陷入茫然与无措之中。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表现在内容的民族性，创作手法的个人化特色。随着创作的深入，作为中国作家的民族主体性诉求，要表现的民族历史与话语空间的独特性，在学习与借鉴中如何开拓自己的文学世界，都是莫言等中国作家要面对的现实难题。莫言感受到外来影响所带来的巨大焦虑感。1986年，对莫言而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仍然是“灼热的高炉”，而莫言已自喻“冰块”，他只能选择“逃离”。
3 超越模仿：以民间的姿态消解影响的焦虑
此后十数年间，莫言勤于创作，坚持文学实验与革新。在创作中，他依然致力向外国作家作品学习，但其文学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中国的发现，使他的创作根植于挖掘中国民族元素，同时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及政治运动，其中民族精神的彰显与民族性的批判同在。《红高粱家族》（1987）大胆的情欲表现与抗战激情，《生死疲劳》（2006）审视政治运动中对“人”的立场的坚持，《蛙》（2008）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粗暴实施中对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这些都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某种普遍价值观，并且在国内外获得了普遍认可。2008年10月，莫言获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当代中国作家。经历了无数艰苦的文学耕耘，他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除上述提到的作品之外，还有《透明的红萝卜》（1985）、《白狗秋千架》（1988）、《天堂蒜薹之歌》（1987）、《酒国》（1992）、《丰乳肥臀》（1995）、《檀香刑》（2001）等。这些作品，坚持了现实的中国的摹写，同时没有中断过文学技巧的学习与实验。
多年来面对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焦虑已然逐步消解。2008年，在国内某文学研讨会上，莫言作了以《影响的焦虑》为题的发言，表明了在学习外国作家作品时的态度，他认为没有必要焦虑，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也是在广泛、大胆地向同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他提出中国作家要写出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向国外学习，同时要挖掘本土民间的资源。
二
中国当代作家面对庞大的西方现代文学体系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现代西方作家作品裹携着异质文化观念，丰富的文学技巧，极致的文学实验，既使中国作家感到新异的刺激，又要面对东西方不同文化文学系统之间行走的艰难。与美国理论家布鲁姆对西方文学体系中后辈诗人基于文学自我性对前辈诗人的抗拒误读不同，中国作家在面对外来影响时情况要复杂的多。现代性在东方世界的确立，带来了“人”的文学立场，挑战了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的人伦体系，“狂人”对“吃人”的恐惧自鲁迅以来影响深远。然而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决定了文学观念接受的复杂性，其间归化、抗拒与融合皆有，阻隔从未消失。
近代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肯定了形式上的“拿来主义”的合法性，所以，中国作家坦然地学习和承续了现代以来的文学技巧。20世纪种种文学思潮几乎都在中国实验了一番，中国文学面貌大新，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然而，文化观念的障碍注定中国作家“走出去”的道路艰难坎坷。技巧与语言方面的学习与借鉴，必须以民族、民间的生活为表现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以莫言对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的创作的学习和借鉴为例。
莫言对乔伊斯《尤利西斯》作品的语体特点、语言变异的借鉴很是生动，颇为有效地增强了本土文学的表现效果。他作品中充满气势磅礴的响音字、形式丰富的叠音词、形象生动的拟声词、生动轻灵的儿化词，与表现主观情绪的色彩描写，陌生化的语言变异包括词的理性意义、色彩意义、语法意义的变异，和词语变形等语言表现的实验，其中多有模仿乔伊斯的痕迹，只是他用得较为保守。《红高粱家族》中奶奶被迫嫁给麻风病人的一段描写，其中用了“嘀嘀嗒嗒……哞哞哈哈……吗哩哇啦……咿咿呀呀……叽哩（炎欠）啦”五个极其形象并且互相押的韵拟声词，表现主人公内心歇斯底里之感。意识流表现与传统戏剧语句模式和情绪的搀用，使这段文字生动而颇有感性色彩。《欢乐》中“绿浓血”让人想到斯蒂芬回忆母亲临死前吐出的“浓浓”的“绿色胆汁”，“唯二的衬衣”无疑是对斯蒂芬提到的莎士比亚留给妻子的“次好的床”的模仿。
中国当代作家几乎都熟知乔伊斯《尤利西斯》中莫莉那段长达一章的无标点独白文字。莫言早期作品《酒国》（1993）第九章第四节也模仿了这段文字的意识流手法，“想起了幽灵般的非法卖馄饨的老汉和看守陵园的老革命以及那扎着红绸腰带跳舞的茅台酒的精灵和那匹威风凛凛的金毛大狗”，这段文字只采用了小段个人话语独白形式，而非人物内心意识流程的再现。前世界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欧洲文学理论家佛克马认为莫言《酒国》是中国作家成功学习借鉴《尤利西斯》现代主义文学手法的典型个例。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难度，莫言的标点去得不够干净彻底，有意犹未尽之感。当然，在面对乔伊斯时，中国作家的焦虑感十分强烈，乔伊斯对20世纪小说观念巨大的、无以避免的影响曾经让贝克特等西方作家都感到无以逃脱，何况刚刚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中国作家。但这段文字中，莫言可以在民间的、民族化的意象与语汇之中，实现民族化的文学表达，他实现了“挖掘本土民间资源”，借鉴文学技法用于本土文学表现，传统的文学语言鲜活了，民间形态的价值观被赋予新的生命。
《酒国》在文体的杂糅方面也颇得乔伊斯等文学大师的影响。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授予《酒国》，认为这部作品是小说文体的“满汉全席”，融汇了种种小说文体，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正是这种作品，以反讽、戏仿和悖缪的话语方式成功地表现了作家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书中人物丁钩儿墓志铭写道：“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这句话以控诉的姿态表达了面对人性黑暗的绝望和无奈。莫言以乔伊斯式的文体杂糅，沿袭了鲁迅“吃人”批判主题，成就了一部成功的作品——成功的借鉴和与本土化的书写。这部作品长期被批评界忽视，但莫言却认为这部作品是他完美的长篇。
三
在学习与借鉴中，莫言以他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大胆的态度，成功地克服了中国作家身处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创作繁荣期之后，丰富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巨大的焦虑感。他坦然地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莫言提出中国作家要走出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他以身践行，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个人友谊和文学交流，展现了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界的良好沟通交流。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成为首此获此殊荣的中国本土作家。其获奖作品《蛙》中虚拟的日本友人关注中国，家有病儿，读者会自然理解为大江健三郎。而莫言这次之所以能诺奖折桂，与大江健三郎的高调认同也不无关系。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演说中就曾提到当时在世界文坛还名不见经传的莫言：“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外文学交往的成功例证。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是东方作家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成功例证，他学贯东西，精通英文和法文，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了解。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感言《在暧昧的日本的我》中，大江健三郎提到的影响其创作的作家、学者就有乔·奥威尔、米哈伊尔·巴赫金、米兰·昆德拉等十三位之多。正是基于对西方文学系统的整体把握与学习，大江健三郎才能创造出根植于日本却具有普遍性的“形象系统”。莫言也曾坦言对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欣赏，言语中间接表达了对西方文学的认同与学习态度。他认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立足日本的现实，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形成风格鲜明的“大江体”文学。大江健三郎在造访莫言老家时更是称其是世界文学的同行。这是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与借鉴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基点，而以民族民间生命的姿态书写，超越文学技巧与文化域限，彰显文学的普世价值则是他们成功走向世界的原因所在。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成功，没有尖锐的政治对立，却有观念的根本革新，坦然外来影响带来的焦虑，却能于民间的生命姿态挖掘之中，吸收新的文学文化观念，革新并超越技巧。莫言的创作是中国作家在大胆借鉴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的观念与技巧，发掘与重整中国民族、民间的价值观念与话语表达之后的成功，在这条路上耕耘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但莫言是其中最为大胆和坦然的一个。他以民间的姿态消解了外国作家作品影响之下的焦虑感，确定了其创作的民族性主体价值与个人化表达方式。莫言的成功肯定了中国作家学习借鉴西方小说技巧，掌握民间民族话语权力的合法性与光辉前景。
参考文献：
[1]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2] 莫言：《影响的焦虑》，《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3] Fokkema，Douwe.“Cross-Cultural Intertextuality.”Tamkang Review 34.1（Autumn 2003）.
[4] 大江健三郎、许金龙：《我在暧昧的日本（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摘要）》，《外国文学动态》，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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