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毗陵四家”指董以宁、龚百药、邹祗谟、陈玉璂四人，李邺嗣《学文堂集序》说：“椒峰向与同学琅霞、程村、文友三君子相励，志为古文词，世称毗陵四家。”①可见在康熙初年“毗陵四家”的称号已广为传播。《清史列传》之《文苑传》载有董以宁小传云：
董以宁，字文友，江苏武进人。诸生。少明敏，为古文诗歌数十万言，尤工填词，以是声誉蔚起。同里结国仪社，其启札皆以宁为之。与邹祗谟齐名，时称“邹董”。又与陈维崧及祗谟有才子之目。今所传《国仪集》，皆以宁少作也。性豪迈，慷慨不可一世。喜交游，急然诺。缠绵婉笃，比于胶漆。魏裔介未一识以宁面，而倾倒欲绝。以宁于历象、乐律、方舆之指，多所发明。晚年弃词章之学，专肆力于经，于《易》阐错综之妙；于《春秋》则欲参《三传》，别为一书。执经弟子，恒数百人。其学盖与任元祥相埒云。著有《正谊堂集》、《蓉渡词》。②
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考订他生于崇祯二年，卒于康熙九年，年四十二。③龚百药字介眉，号琅霞，其小传见《光绪武进阳湖县志》：
龚百药字介眉，学问赅博，下笔数千言。年十八，举顺治三年乡试。性落拓不事生产，诗歌倜傥豪迈，与董以宁、邹祗谟、陈玉璂称毗陵四家。坐诖误废，益肆力诗古文辞，性情工力迥出流辈。④
邹祗谟字訏士，号程村，《今世说》载其小传云：
邹名祗谟，字訏士，江南武进人，戊戌进士，天资颖异，过目靡所遗忘。上自经籍子史，下逮艺文杂著，旁及天文宗教百家之书，细至古今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谱，无不悉记，至性沉挚，意气真笃，与人交，久要不忘。⑤《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记其“以奏销案不仕卒”。⑥陈玉璂，字赓明，号椒峰，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中书舍人，康熙十八年(1679)试博学宏词科，罢归，著有《学文堂文集》。《今世说》载其小传云：
陈玉璂，字赓明，江南武进人。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礼乐、河渠赋役诸大事，莫不讲求烂熟，言之娓娓。宾客辐辏，应酬旁午，以致弹琴投壶嬉戏之乐，靡所不为。偶有所触，发为诗文，旬日之间，动至盈尺。见者逊其俊才，比之刘穆之云。举丁未进士，官中书。⑦
袁行云先生根据陈玉璂《癸丑元旦述怀》诗考证“其生岁当为崇祯九年”，⑧卒年不明，康熙三十九年(1700)仍在世。“毗陵四家”中陈玉璂、邹祗谟进士及第，龚百药乡试中举，董以宁是诸生。邹祗谟、龚百药均受到奏销案的冲击，没有进入仕途。
“毗陵四家”性情相近，论文宗旨也大致相同，董以宁曾经说：“予与訏士，非惟文章道同，觉性情俱与我近。”⑨“毗陵四家”提倡古文之学大致在康熙元年(1662)至十三年(1674)这段时间，此时江南士人还处在奏销案的阴影中惊魂未定，四大臣辅政期间推行满洲旧制，汉族官员普遍不被重用。康熙二年(1663)又废除科举考试中头场的八股文，举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二、三场考试的策、论等文体，古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复兴之势，“毗陵四家”的文学活动是对这种趋势的积极回应。陈玉璂《青门集序》说：“吾邑自荆川先生而后，鲜有以古文名者。十余年来，予与程村、文友、琅霞三子以振兴古学为任，朝夕切劘，尝合刻四子文质之当世。无何，邹董相继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无孤立之叹，今得子湘而大振，讵不快哉！讵不快哉！”⑩由此可以看出，“毗陵四家”在康熙初年以复兴荆川古文之学相号召，他们曾合刻四人文集，以此展现四家的群体形象。邹祇谟、董以宁早逝之后，只有陈玉璂倡导古文之学的热情不减。后期陈玉璂将邵长蘅引为古文同志，使“毗陵四家”的古文之学得到推阐并逐渐和清初主流文风融合。
二
“毗陵四家”以继承复兴荆川古文之学相号召，其学术路径、古文理论与唐顺之一脉相承。明中叶后，常州地区的学风、士风和文风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唐顺之青年时期学术兴趣广泛，涉猎了许多学术领域，《明史》本传说：“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11)他深入探究各门学问的热情源于经世致用的理想。明末清初常州务博综、求经世的学风与唐顺之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其后薛应旂、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注重践履，讲求气节，对明清之际常州士风影响甚巨。董以宁在“毗陵四家”中成名较早，在他不算太长的生命中，志趣屡次变化，陈玉璂说：“予自总角与先生定交，见先生初喜为诗词，为排偶之作，越数年摈去排偶，一意于诗。越数年则并诗摈去之，专为史汉唐宋大家之文，尤留意天文、历象、乐律、方舆之学，故为文多所发明。越数年则一概摈去，而专事于穷经。呜呼，此先生将殁之一二年也。”(12)董以宁志趣的转变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之际常州学风和文风的演变趋势。由于他后期致力于天文历象和经学研究，他的文集中也收录了大量的论学文章，如《奉寄魏相公论来瞿塘易注书》、《黄钟三寸九分辨》、《民屯议》等，开启了清人把学术文章收入文集的先例。
清初遗民李长祥晚年寓居常州，和龚百药、董以宁等曾就古文之学展开深入的探讨，对“毗陵四家”的文章观念影响甚深。李长祥对于吴中地区推崇欧阳修古文的风气极为不满，他认为：“总之，未尝读书而即言作文，未尝苦心深久读书而即谓读书，其所读之书不过八大家，其八大家又不过孙、茅之选本，而即谓读八大家，八大家中又不过欧阳而即谓已读八大家，即作文即自谓能文，涂饰人耳目，相命作者。近又且尚罗珪峰、王遵岩、归震川、唐荆川，其为文又趋之下矣。”(13)李长祥的文章好尚比较接近前后七子，推崇秦汉古文，他说：“仆所言者，五经之文也。……仆之又言者，五经以外，战国、先秦、龙门、昌黎之文也。”(14)唐宋八大家中他只承认韩愈的文章，可见他对唐宋古文整体上评价不高。李长祥说：“仆年二十学古文，今四十余年矣。初与虞山先生议论不合，近在锡山，请教太仓先生，复不甚合。”(15)可见他与钱谦益、吴伟业论文宗旨均有龃龉。在明清之际的古文家中，李长祥比较推许侯方域，他从侯方域的古文看到复兴古文的希望：“近归德侯生得其萌芽，久病之后，忽有生气，而长养充发，未敢即云是。”(16)他十分惋惜侯方域的早逝。李长祥论文，特别重视文章作者的学术修养，他自称：“故仆每与人论文，必先论学，则观人之文必先观人之学。”(17)他服膺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和“修辞立其诚”的观点，以“圣人之文”作为文章的最高标准，他这样来划分文章的界限：“大约以文人之文言文易，以圣人之文言文难；以今文人之文言文易，以古文人之文言文难。盖古文人之文，文之外别有以为其文者也。”(18)所谓“古文人之文”，应该是清初与“文人之文”对立的“学者之文”，李长祥在标举秦汉古文的同时又明确提出文章之外的作者的学养，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只注重字句模拟的不足，代表清初在唐宋古文之外的古文风尚。李长祥还就古文叙事、铭辞文体、古文选本等问题与龚百药往复讨论，他们之间结成了古文知己，李长祥《龚介眉文集序》叙说他与龚百药、董以宁在古文上的密切关系：“然予之于今日言文必二子，二子之言文必予，数年于兹矣。”(19)
明中叶兴起的唐宋派是针对前七子从字句上模拟秦汉古文的补救，他们主张通过学习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进而进入秦汉古文的藩篱，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在取法对象上都与唐宋八大家一脉相承。唐顺之继承唐宋古文文道合一、宗经原道的理论趋向，他还受到王守仁和王畿心学的影响，论文主张抒写心源与宗经明道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唐顺之更注重抒写心源的意义，进一步发展为他的本色说。而“毗陵四家”则主要继承了荆川“浸涵六经”的主张，强调六经在文章写作中的根柢地位。董以宁认为：“总之，文章之道始患其不洁与浮，而终患其不化。泛蔓之与粉饰，同一不洁也，同一浮也，必读书多而养之既久，渐渍充足于中，则其发为文也，无支言，无伪词，而自有不可掩之光华，令人矜贵。”(20)明确地标出“不洁”、“浮”、“不化”作为文章的弊端，而其反面必然要求文章要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要有自己的见解，形式要雅洁。宋荦《文友文选序》说：“朝宗古文独为之举世不为之时，以创于北，而其后古学大兴于南方，则自文友开其先。”(21)董以宁对清初江南古文创作提出了标准和方向。龚百药也认为：“吾党之文不传可不作思，所以传必求端于经，盖经者道之聚也。”(22)董以宁对复古派和唐宋派都表示不满，他说：“乃今人不揣，顾欲以向之规摹左国史汉者转而规摹八家，不知规摹之病在于貌似而其实则如仲尼、阳货之迥乎不同，其规摹八家与规摹左国史汉相去固不能以寸也。”(23)从摹仿的角度来看，复古派与唐宋派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取法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董以宁的古文观点代表了常州古文作家的论文倾向，后来被陈玉璂、邵长蘅进一步发挥和完善。“毗陵四家”采取取法乎上的思路，标举传统的宗经明道的文章学思想，他们既不满于复古派和唐宋派，又欲折中二派使它们贯通起来。
董以宁、龚百药在康熙初年均有文名，他们的古文被李长祥称为“著毗陵之文以著今一代之文”，(24)在友人眼里，龚百药“渊冲儒雅，若不胜衣，友会盈庭，辄谦谦不出口，而出口必当其要。于文尚理气，又尝好为儒释精微之辨。观其意，盖深以远者”。(25)龚百药深究性命之学，佛学造诣精湛。李长祥谈其在江南的交游：“与诸君子以道学交者，则恽逊庵；以博学交者，则朱长孺；出入二氏不乱孔孟、文以达之则龚介眉。”(26)他评论龚百药的文章说：“龚子之文，初纵衍奔放，每一篇出，百家之言聚之，近则尽去之，而从《史记》、韩文以窥乎唐虞三代、先秦、两汉，大炉铸九州牧之金，皆有中火与相催，不化不已。”(27)受到晚明文社的影响，清初江南士林编选古文的风气依然盛行。董以宁、龚百药于康熙初年较早从事明清之际古文的编选，先将他们的选本名为《文起》，后又改称《文统》，这个选本“经始于邹、董、龚、陈，收功于椒峰”，(28)编选《文统》是清初文坛颇有影响的事情。
三
“毗陵四家”的中心人物是陈玉璂，他的“学文堂”接纳了各地的能文之士。陈玉璂是冯溥的门生，与魏裔介的关系也很融洽，考取进士之后长期赋闲在家，这样的身份能被不同政治立场的士人接受。魏际瑞《学文堂记》描绘了“学文堂”的环境：“椒峰陈子辟右个作读书之堂、堂三楹，隙地为墀，墀立石，礐礐然。花草梅竹杂植之，岸然而前临者，有亭左通长廊，右曲道栏楯，窗户阁室高下其间，一亩之宫，萦若苑囿。堂东西列书柜八，皆陈子所诵读者也，而自署其堂曰‘学文’。”(29)
陈玉璂在深入钻研经学、史学、农学等各门学问之后致力于文章之学，这样的求学经历使他对文章的社会功能非常重视，明确地提出文章经世的命题，他说：“古今文章虽多，实有关于家国、天下、身心、性命之故，无过理学、经济。言经济而不言理学则无本，言理学而不言经济则迂而无用。”(30)这就是说，文章应该把理学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有天人心性的精微，又关系现实民生，这与魏禧“明理适用”的主张在内涵上是一致的。陈玉璂在《魏贞庵相国文集序》中说：
苟其为文之工，则醇与杂皆可传于后世，然后世或因以为诟厉，刘向曰：“盗蹠凶贪，名并日月，而君子不愿。”故文之传，贵其醇而不徒贵其工也。文之醇者必有其本，圣人之六经，本天地后之文，本乎圣人。圣人之文递流为《史》《汉》大家而文渐以杂，后之人不由《史》《汉》大家以溯于六经而安所得醇？(31)
强调文章思想内容的醇正，显然与清初廊庙和台阁对文章的基本要求一致。在学习古人的问题上，陈玉璂和董以宁、龚百药一样，对复古派和唐宋派都表示不满，他也鲜明地提出要以六经为文章根柢的命题，他说：“仆尝论古文一道，今日能文之士鲜不奉法唐、宋大家，上者秦、汉而止，不知昔人之所以得成其为秦、汉大家者，莫不本于经。今人置经学不讲，第求之秦、汉，第求之唐、宋大家，宜乎不能为秦、汉，为大家。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未有取法乎中而可得上者。”(32)从学术的角度强调六经对于文章的意义，这个思路与李长祥颇为相似。在文章风格上，陈玉璂虽然也主张兼收并蓄，但明显地表现出对雅洁的喜爱，他说：“简劲如左氏，变化如司马迁，典雅醇正如班固，善学者得其一节，皆可成一家言，虽《左》、《史》论事尚有是非抵捂之病，而文章之道，则莫外乎是矣。”(33)既然《左传》、《史记》的论事在陈玉璂看来尚有毛病，那文章的议论必须与圣人的义理一致。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显然追求文章风格的“典雅醇正”。“典雅醇正”落实到文章的语言，就是“洁”，陈玉璂在《与张黄岳论文书》中阐述说：
且夫文以博称固矣，然博则易杂，杂则不能洁。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洁。”知古人未有不以洁为尚者。而苏明允之论史迁，以为其词淳健简直，盖与柳子之言合，独病其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间。六经传记之言非不善，杂之则不善。试尽去其裂取者而观之，太史之洁固在也。然古人之裂取止乎六经传记，今人则泛滥而莫可穷诘，甚至释氏之言亦得窜入，文体之败一至于此。求洁之道既以此为大戒，而又从篇省句，从句省字，至排偶对仗之句尤所痛绝，宁少句多，宁以质胜而不以文胜。譬如五品之金，惟金为最贵，金之质清，质清之体重，而洁庶几矣。(34)
要达到“洁”这个最高境界，文章就不能用佛家的语录、排偶对仗和六经传记之语，在此基础上“从篇省句，从句省字”，文章“典雅醇正”的风格主要通过对语言的严格限制来实现。艾南英首先开启这一思路。陈玉璂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推进，到了方苞手里形成了系统的“雅洁”说。艾南英提倡“雅洁”，主要针对时文而言，清初逐渐转入古文领域，学术因素、政治因素和地域文化因素介入其中，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可操作的写作程式。在这个过程中，陈玉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清初文人对陈玉璂的古文评价甚高，邵长蘅《陈椒峰文集序》说：“椒峰集最富，多至二百余卷，其为文不名一体，大要主于明经论史，而识力卓绝。”(35)屈大均说：“陈子为文甚众，义本儒先，能于五经四子书多所发明，而易解诸序尤为精醇，其殆有得于圣人之文耶？”(36)二人均从陈玉璂古文的内容义理立论，称赞其长于议论，能够阐明儒家义理。而《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说经之文及辨议诸作，亦颇有源委，不同剿说。然大致逶迤平衍，学宋格而未成。”(37)四库馆臣肯定了陈玉璂论说文章的学术根基，而对其艺术成就则未予首肯。从艺术性来看，陈玉璂的古文总体上比较平淡，缺乏鲜明的特色。张舜徽先生盛赞《学文堂文集》中的一些考证名物的文章：“若是集卷七农具记、宁古台方言记之类，比叙繁杂，考核详明，尤有裨于实用，他家文集中所未有也。”(38)
陈玉璂以“学文堂”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在康熙十年前后影响甚大，他为自己的《学文堂文集》广泛征序。明代中后期已经开始流行多人为一部诗文集作序，作序者多为作者的师长和志趣相投的朋友。这种风气至清初达到极盛，一部诗文集动辄有七八篇序文已属司空见惯，陈玉璂《学文堂文集》正文前有序文23篇，其作者分别为冯溥、吴伟业、王崇简、周亮工、卢浤、黄与坚、奚禄怡、盛符升、陆阶、魏际瑞、姜宸英、周启集、程世奠、钱肃润、汪懋麟、魏禧、戚藩、越闓、何洯、李颙、关颖、杜濬、张侗，此外，钱澄之、邵长蘅、李邺嗣、屈大均也为《学文堂文集》作了序，只是序文没有列入文集之中。陈玉璂为自己的文集广泛征序除了文人标榜之习，也还有文章学目的，李邺嗣对此作了分析：“其《学文堂集》成，椒峰请当世文章之伯、巨公上流十余家叙其首，意在观诸公所论定以自考。”(39)由上列名单可以看出，为《学文堂文集》作序的文人既有贰臣，又有遗民，既有身居高位的权贵，又有落拓江湖的布衣，他们以陈玉璂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商榷古文创作的群体。
陈玉璂还实际主持了《文统》后期的编选工作，他在《文统序》中说：“予自丁未为是选，迄今逾六七年，四方投赠之文不啻万计，又恐深山穷谷之中，其人身名不见于世者多致湮灭，广为探取，又得千百篇有奇。精而择之，共得若干篇。一文经数十翻阅，又质之程村、文友、琅霞诸子，求弗畔乎昔圣贤之道而后登之，其间或得其全，或得其偏，则在乎阅者之自审焉而已。”(40)丁未为康熙六年(1667)，陈玉璂考中进士之后即开始编选《文统》，至康熙十三年才告竣工。陈玉璂广泛征集当代古文作品，并进行精心的选择。他又说：“予为《文统》之选，搜罗天下之文几遍，犹恐有挂漏，不敢遽峻选事，如是者五六年。凡人文有一义足录者必录，裒然有集而文无甚足取者亦必委曲以存其名，盖不欲使苦志之士或至泯灭无闻也。”(41)陈玉璂在《文统序》中阐述编选的目的：
客谓予曰：“文何以统名？”予曰：“我朝抚有区宇，至今皇帝缵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统非其时乎？予欲以国家所统之人文，犁然毕备，以为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道相传，称曰“道统”，所传者道，而道赖以传者文，故曰：文者，载道之器，文与道固未可歧而二之。然自尧、舜至于今数千百年，统之不过此数人，今所载文人不可缕指，岂皆得谓之统乎？统有以人统文者，有以文统人者。以人统文，上之如尧、舜、孔、孟所谓斯文未丧，次如左、史、韩、欧之属皆足以承先起衰者是也。以文统人，则凡偏而未全、大醇而小疵者，皆可以与夫文之内。(42)
由此可见，《文统》的正统意识和学术色彩非常明显，已表现出向官方靠拢的倾向。盛符升评论《文统》的编辑特色说：“是人皆以文为学，陈子独以学为文，其所得不有过人者乎？今陈子既取其平日所为文示之当世，而又取当世贤人君子之文聚于一室，相为是正而论次之，务在匿其短著其长，由是《文统》一书裒然成集。此其学术正大，尤与世之抑扬为标榜者异，如东莱吕氏以宋人选宋文，极为考亭朱子所推重，陈子不更得其遗意乎？将使天下之人观陈子所选之文，确见本朝一代文章所自始，而因以知陈子之文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相为后先以成不朽。”(43)《文统》在清初影响颇大，因得到大学士魏裔介的支持而备受关注。魏禧《答友人论选文统书》说：“承惠书，推誉仆过当，皇恐。又赐佳文，欲仆选入《文统》，意谓仆寓陈君所，必与选政，得率意出入，则甚不然。”(44)当时不少文人都以自己的文章能被编选为荣，魏禧的这位友人甚至动用人情关系来达到目的。
四
“宁都三魏”与“毗陵四家”的交流是康熙初年文坛的重要事件。邹祗谟首先把魏氏兄弟的文章从赣南传播到江南地区，魏礼说：“初，予兄弟学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钞一策置行箧中，武进邹程村祗谟见之，唶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于是携去，注乡贯姓名，逢人辄称说。今吾兄弟文得以遍质海内君子者，盖自程村始也。”(45)魏禧自康熙元年开始东下游历江淮吴越等地，此时他已形成了自己的古文理论，他的“积理练识”说和对法的独特理解都回应了清初古文理论的核心问题。魏禧以其江西地区的学术背景和古文统绪介入江南的古文创作及讨论之中。“学文堂”是魏氏兄弟长期居停的场所，他们与主人和其他能文之士就古文创作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在这个过程中，陈玉璂接受了魏禧“文章经世”的观念，魏禧也充分肯定了“毗陵四家”以六经为文章根柢的主张，他在《学文堂文集序》中转述陈玉璂的主张说：“椒峰之论文曰：世人于唐宋大家，学大家，所以终其身不能至；五经而下，秦汉而上，皆秦汉所自出，逐其流而遗其源，固未有能达者。椒峰由唐宋溯秦汉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调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46)陈玉璂还为魏际瑞、魏禧刊刻文集，加强了易堂士人群体与江南士人群体的联系。陈玉璂与魏氏兄弟往还密切，融洽的关系的纽带在于他们论文主张的相通。
古文法度是清初古文理论讨论的焦点问题，魏禧在“学文堂”与江南文人就此有多次深入的交流。他曾围绕汪琬的古文作品展开了对古文法度的讨论，《答计甫草书》对此有详细的阐述。陈玉璂《张古迂古文稿序》说：
辛亥冬，宁都二魏子主予家，越一月，宜兴任王谷亦至，古迂方为予八九岁儿师，居学文堂东偏，四人者朝夕相友善也，而好论文。冰叔曰：“文之为道不一，其妙在转，转易流便无力，故宜用驻法。骏马下坂，虽疾驱若飞，而四蹄著石处，步步有力。又当明于断续之法，如复冈断岭，望之各成一山，察之各有脊脉相连，故文有上下意绝不相属，合之自成片断者。”而王谷方出所为卢中书、阎典史二传、序侯朝宗遗稿诸文，善伯叹曰：“至矣哉，信如吾冰叔所云。”(47)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四人论文的情景，既有理论阐发，又有作品分析。辛亥为康熙十年(1671)，任王谷即任元祥，与陈维崧、侯方域相友善，工诗古文辞，“文初学六朝，一变入韩欧，再变浸淫汉氏，熟于明制”。(48)魏禧《任王谷文集序》说：“宜兴任王谷，隐君子，学古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气，而又深于古人之法。壬子春，予同客毗陵陈椒峰家，日夕论古文，各出所作相劘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平生好侯朝宗文，今观子，殆胜之也。’”(49)由于侯方域与陈贞慧的密切关系，清初宜兴的古文作家都受到侯方域的影响。任元祥与侯方域有过密切的交往，曾就古文创作进行深入的讨论。侯方域以“骨气”论文，他认为：“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其他如老、韩诸子，《左传》、《战国策》、《国语》，皆敛气于骨者也。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50)在学习古文的途径上，侯方域主张走“运骨于气”的道路，他对“运骨于气”在写作中的具体实践作了详细的阐发：
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需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余地矣。譬如渴虹饮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态，转更夭矫。(51)二魏、任、陈的相聚论文，侯方域的观点会通过任元祥介入讨论之中。这次谈论的中心问题是写作过程中对法度的灵活运用，魏禧所谓“转法”、“驻法”、“断续之法”都涉及文章结构的安排和节奏的把握，与侯方域的论述有着内在的一致。魏禧《陆悬圃文叙》进一步阐述说：“言古文者，曰伏、曰应、曰断、曰续。人知所谓伏应，而不知无所谓伏应者，伏应之至也；人知所谓断续，而不知无所谓断续者，断续之至者。”(52)这种灵活自然地运用古文法度的观点与侯方域所标举的“运骨于气”在实践的层面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是任元祥折服魏禧的主要原因。陈玉璂在《与张黄岳论文书》中也对魏禧的这个观点作了发挥：“仆又谓用法之妙，大略有三：曰起曰转曰止。起不知其所自起而后可为起；转而不转，不转而转而后可为转；欲止不即止，不应止竟止而后可为止。”(53)于变化和神理之中求法，而不拘于章节字句的相似，正是魏禧论法的精义所在。
魏禧居停“学文堂”期间，与邵长蘅也就古文的几个重要问题有过交流。邵长蘅《魏叔子文集序》说：“宁都魏叔子兄弟皆以能文章名海内，客冬，叔子来毗陵，余识之寓楼，握手语移时，恨相知晚。盖余亦喜为文章，持论颇与叔子合。顾余碌碌度无所用于世，聊以文墨自娱。叔子磊落喜交豪杰士，其智略辐辏之气时露眉宇间，故发为文章，每至谭说经济，议天下古今之变，卒凿凿副名实，不为无用之言。”(54)“客冬”应是康熙十年冬天，邵长蘅《赣江舟中忆亡友魏叔子三首》第一首云：“十年踪迹怅离群，宿草青青黯墓云。苦忆毗陵秋雨夜，竹楼灯火对论文。”(55)生动地描绘了二人当年对坐论文的情景。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云：
夫文者，非仅辞章之谓也。圣贤之文以载道，学者之文蕲弗畔道，故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夫六经，道之渊薮也，故读书先于治经。愚意欲画以岁月，《易》象，《诗》《书》《春秋》《三礼》诸书，以渐而及，不必屑屑拘牵注疏，务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后综贯诸史以验其废兴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参其邪正得失之故。至于文之法，有不变者，有至变者。文体有二：曰叙事，曰议论，是谓定体。(56)这里讨论了古文的根源和法度，邵长蘅坚持“毗陵四家”的论文宗旨，以六经为文章的根柢。他对法度的理解也受到魏禧的影响。
五
“清初三大家”得名于宋荦编选刊刻的《国朝三家文钞》，这个选本是江南地区古文风气和文学活动影响的结果，“毗陵四家”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顺治及康熙初年，除了侯方域之外，古文名家当推钱谦益、王猷定。董以宁《黄庭表文集序》说：“文章之道其难哉！无捷得之途而又无遽进之境，必与为终身焉而甘苦日深，始能历变逾工而不穷于所至。数年以前，天下言文章者自虞山钱氏而外皆推南昌王于一、归德侯朝宗。”(57)朱彝尊也说：“文章之难，古今不数。仆频年以来驰驱道途，幸不后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于作者盖寡。二子又未尽其蕴以死，仆诚痛之。比来京师，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视者何啻百计，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况夫与古人方驾者哉？”(58)钱谦益入清之后的文章写得已不如从前，董以宁说：“在先朝之时深得于读书之功，博而能通，碑版大文尤为精采昭耀，其气之厚，力之大则并且过于朝宗。乃名望既隆，视天下为无与敌，至晚年于是非所系之处必为遁辞，而且秽杂不经，全无检束，遂觉年寿之永其足累虞山者反多。”(59)钱谦益《有学集》中的文章在处理敏感话题时不得不依违回护，钱澄之也惋惜牧斋文章“词胜而义掩”，并分析其原因：“惟理不明，故见不稳，不能辨别古今之是非得失，自出一论，虽有论说，依傍而已。”(60)董以宁和钱澄之的观点代表清初文坛对牧斋文章的主流看法。王猷定是清初遗民，他志在复兴古文，曾向钱谦益请教古文之学。计东《赠姜西溟》记述王猷定古文在清初的影响说：“于一为古文高自标置者三十余年，天下之大，真知于一者，周栎园、宋荔裳诸先生外不过数人。至饥寒困顿，频年作客老死，可谓穷矣。而今天下知于一者，见其遗稿，一字一句珍重爱惜之不置，当时于一宁屑屑焉求知于天下乎？”(61)可见王猷定的文名是在他去世之后遗稿刊印才逐渐传播开来。他和侯方域一样，传记文喜用小说笔法，这自然不符合宋荦的选文标准。董以宁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王猷定古文的不足：“王于一年六十作，老矣，其文正而不诡，密而不漏，切实而不浮，遂足以高自标置，而人亦称之。但其病为琐为庸，数篇之后意调略同，则又为隘，波澜未见而急欲其老成，声光未吐而遽求其淡穆，譬如不花而实，吾未见其可也。夫敛才息气之说，朝宗不能捷得之于将成之候者，于一当四十之年为之甚晚，即欲捷得之于初学之时，宜其不易也哉！”(62)这代表了常州古文作家对他的评价，王猷定的古文缺乏才气焕发的阶段，因而显得先天不足，格局狭小。
“毗陵四家”基本上是肯定侯方域的古文的，受到李长祥的影响，董以宁十分惋惜侯方域的古文未能更臻载道之境：“其病也每伤于露，而爱憎所在，又以意造事而多失之诬，设天假之年，稍稍根柢六经，敛才息气，以归之于沉厚，则庶几有载道之文，而惜乎其不永也。”(63)魏禧的文名是在游历江淮吴越之后才逐渐被江南士人认可的，他与“毗陵四家”的交游和讨论对他文章的传播更有重要的意义。汪琬在康熙初年以继承唐宋八大家的文统和道统自许，影响逐步扩大，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受到南巡的康熙皇帝的褒奖，确立了他的古文的正统地位。
邵长蘅从康熙七年(1668)由诗歌转向古文写作，受到“毗陵四家”的青睐，陈玉璂《青门山人传》说：“山人束发能诗，弱冠即又以古文雄一时。既谢举子业，则尽弃其少作，盖沉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潜心经学凡六七年，涣然有得，而后山人之文乃大昌。……是时邑人邹祗谟、董以宁方与玉璂以古文相劘切，皆愿交山人。”(64)他广泛地与当时的古文名家交流，“与阳羡陈维崧、秀水朱彝尊、盐官陆嘉淑、慈溪姜宸英、宣城梅庚相友善，皆一时知名士”。(65)邵长蘅与汪琬也有往还，《寄寿汪钝翁先生三首》第一首云：
文章载道器，讵曰小伎为？作者递纷纶，六经乃根荄。根蠹花不实，枝叶徒葳蕤。哲匠亦代出，寥寥知者希。先生探道要，起衰托修辞。贯穿经史奥，矩矱先民遗。高谈慎许可，得失了不疑。毗陵震川后，代兴谅在兹。(66)在诗中，邵长蘅赞誉汪琬的文章以经史为根柢，遵守古代大家的法度，是唐顺之、归有光之后古文统绪所在。陈玉璂《青门山人传》也说：“而吴门汪钝翁琬乃言青门文章似柳子厚，人品高旷似陆鲁望也。人言钝翁喜嫚骂人，龂龂少许可，顾独心折山人，有以哉！有以哉！”(67)邵长蘅的论文宗旨与“毗陵四家”基本一致，他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是故通二千年之源流论则后往往不及前，盖气运为之，莫知其所以然。画代而论则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其家，不相掩故能各标胜于一代。”(68)这是对“毗陵四家”文论的重要补充，邵长蘅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散文的演进，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的命题，肯定了当代散文创作的价值。康熙三十一年(1692)七月宋荦任江苏巡抚，年末邵长蘅入其幕，参与《国初三家文钞》的编纂。邵长蘅关于清初古文的观点与“毗陵四家”一脉相承，《国初三家文钞》的编选体现了鲜明的“毗陵四家”的主张，可以视为《文统》的延续和提炼。
“毗陵四家”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和文学活动展示了清初古文演变多元而生动的景观，他们呼应了明清易代之际古文演变的趋势和方向。在理论上，“毗陵四家”持有一种包容的文章观念，采取折中唐宋古文和秦汉古文的立场，即便学习唐宋八大家，他们也兼容并蓄，不废欧、曾之外的其他诸家。“毗陵四家”明确提出文章经世、根柢六经的主张，把学术文章编入文集，开启清代学者之文的创作风气。“毗陵四家”的创作成就并不突出，特色不是那么鲜明，带有某种过渡的性质，然而正是看来平淡的状态蕴涵着向多个方向演变的可能性。从这一点说，“毗陵四家”在清初古文演变乃至整个清代文风演变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对桐城派古文和论学之文都有导夫先路的作用。“毗陵四家”是在江南士人普遍受到压制，八股文一度废除的背景下倡导古文创作的，他们接纳清初各派古文作家，编选《文统》，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古文创作的繁荣，对“清初三大家”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毗陵四家”在康熙初年的古文活动表明古文是一个并未衰老的文体，在狭仄的时空里仍然寻求发展新变的契机。通过对“毗陵四家”的考察可以看出，清初古文创作风貌非常繁富，其演变过程也曲折而复杂，许多侧面需要我们深入探索。
注释：
①《杲堂文钞》卷二，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28页。
②《清史列传》卷七十，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705页。
③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29-430页。
④汤成烈等：《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三，《中国方志丛书》本。
⑤王晫：《今世说》卷三，《笔记小说大观》本。
⑥汤成烈等：《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三。
⑦王晫：《今世说》卷三。
⑧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十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365页。
⑨王晫：《今世说》卷四。
⑩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丛书集成续编》本。
(11)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五，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992页。
(12)《董文友遗集序》，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13)《与龚介眉书》，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4)《与龚介眉书》，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三。
(15)《与龚介眉陈椒峰论古文选本书》，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三。
(16)《与姜西溟书》，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三。
(17)《与周伯衡书》，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三。
(18)《与周伯衡书》，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三。
(19)李长祥：《天问阁集》卷四。
(20)《周栎园文集序》，董以宁：《文友文选》卷一，《丛书集成续编》本。
(21)董以宁：《文友文选》卷首。
(22)《龚琅霞文集序》，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23)《周栎园文集序》，董以宁：《文友文选》卷一。
(24)《龚介眉文集序》，李长祥：《天问阁集》卷四。
(25)方孝标：《龚介眉文集序》，《方孝标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33页。
(26)《与周伯衡书》，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三。
(27)《龚介眉文集序》，李长祥：《天问阁集》卷四。
(28)魏禧：《答友人论选文统书》，《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六，《魏叔子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82-283页。
(29)《学文堂记》，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30)《文统序》，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31)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32)《与张黄岳论文书》，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九。
(33)《澹木斋文集序》，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34)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九。
(35)邵长蘅：《青门簏稿》卷七，《丛书集成续编》本。
(36)《学文堂集序》，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3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56页。
(38)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页。
(39)《学文堂集序》，《杲堂文钞》卷二，李邺嗣：《杲堂诗文集》，第429页。
(40)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41)《青门集序》，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42)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43)《学文堂集序》，陈玉璂：《学文堂集》卷首。
(44)《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六，魏禧：《魏叔子文集》，第282页。
(45)《先叔兄纪略》，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46)《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魏禧：《魏叔子文集》，第393页。
(47)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
(48)《清史列传》卷七十，第5705页。
(49)《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魏禧：《魏叔子文集》，第398页。
(50)《与任王谷论文书》，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51)《与任王谷论文书》，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
(52)《魏叔子文集外编》卷八，魏禧：《魏叔子文集》，第428页。
(53)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九。
(54)邵长蘅：《青门簏稿》卷七。
(55)邵长蘅：《青门旅稿》卷二，《丛书集成续编》本。
(56)邵长蘅：《青门簏稿》卷十一。
(57)董以宁：《文友文选》卷一。
(58)《与查韬荒弟书》，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一，《四部丛刊》本。
(59)《黄庭表文集序》，董以宁：《文友文选》卷一。
(60)《书有学集后》，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399页。
(61)计东：《改亭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62)《黄庭表文集序》，董以宁：《文友文选》卷一。
(63)《黄庭表文集序》，董以宁：《文友文选》卷一。
(64)邵长蘅：《邵子湘全集》卷首，《四库存目丛书》本。
(65)邵长蘅：《邵子湘全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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