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和孤独是影响儿童心理社会功能的两个重要因素。已有一些研究表明，信任与儿童的学业成绩、同伴关系、友谊、心理社会功能、自我控制、亲社会行为、自尊和自信有着密切的关系①。此外，还有很多研究者对儿童的孤独进行了研究，说明了孤独与同伴关系、友谊、情感和行为反应、适应、信任等方面的关系②。在儿童信任和孤独的研究中有很多类似甚至相同的因素，例如，同伴关系、友谊、情感行为反应等。信任和孤独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叠的影响因素或效应。究竟儿童的信任和孤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有哪些因素促成、影响了二者的关系？如何解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一些研究者做了富有意义的探索。
一、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的源起
心理学关注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过去30年里，儿童信任和孤独的研究已经各自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操作基础。儿童信任和孤独的理论最初都没有明确的阐释，只是由成人的相关理论扩展而来。大约20世纪70年代，儿童信任的早期研究将Erikson的心理动力学观点和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开始描述儿童信任的多种形式。90年代至今，研究者逐渐建立起信任的多元立体理论模型，如Rotenberg的人际信任的BDT模型③。儿童孤独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儿童是否有孤独体验以及能否对孤独做出可靠报告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儿童孤独研究的发展，儿童孤独迄今还没有一套适合的理论，现有研究的理论指导大都来自于成人孤独的两类观点，即社会需要的观点和认知加工的观点。儿童信任和孤独的研究方法虽然还不太成熟，但是基本上形成了以问卷调查为主体的测量方式。儿童信任和孤独两个领域的各自发展，为两者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操作基础。
第二，对前人研究设想的检验和探索。Rotter注意到高低信任信念对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的影响④。持极高信任信念的成人是否容易被欺骗，从而处于一种被他人欺骗的风险中(如欺骗和愚弄)，结果没有发现对成人的这种假设的支持。高信任者可能经常会被坏人欺骗，但是低信任者同样常因不信任诚实的人而受到愚弄，从而丧失信任他人可能带来的益处。低信任和适应不良之间存在相关，但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Rotter关注儿童的高/低信任信念的发展，认为榜样和直接的教导效应是发展儿童高/低信任信念的最有效力量。从Rotter的结论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一，极低和极高的信任都可能会使人处于某种风险之中，如被欺骗和适应不良；二，极低和极高信任信念的效应对于儿童来说尤为重要。这两点启示勾勒出儿童信任和孤独的关系研究的原始轮廓，即以儿童为研究对象、以极端信任和适应之间关系为研究主体，而孤独正是适应不良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现有为数不多的涉及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两者关系的研究价值，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Parker和Asher将信任作为友谊质量中“肯定和关怀”变量的一个考察项目，检验友谊质量和孤独之间的关系，结果得出，3-5年级儿童的友谊质量和孤独呈负相关⑤。Hewood和Solano发现，1年级儿童的孤独与对人的积极态度呈负相关，对他人的积极态度包含了对大多数人的可信赖性的判断⑥。Ladd和Troop-Gordon得出，4年级儿童的同伴信念(包括同伴信任)可以负面预测学校孤独⑦。Rotenberg等人得出，青少年(9—14岁)的同伴群体的可信赖性与孤独呈负相关，其中孤独是心理适应的一个方面。这些研究确定了信任作为同伴关系的一个因素和孤独作为心理适应的一个方面，两者存在联系的可能性，间接证明了儿童和青少年的信任和孤独之间存在负相关⑧。但是，这些研究多数只是将信任和孤独的关系作为人际关系或适应的一个子效应进行考察，并且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统计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二、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的概述
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初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间接的，将儿童的信任和孤独分别作为同伴关系和心理适应的因素来考察。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对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明确研究，并且研究模式逐渐成形。
1.研究对象从成人过渡到儿童
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对象在2000年以前以成人为主，2000年以后则以儿童为主。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第一，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状况是研究对象转变的一个客观原因。Barefoot等人对55—80岁的老年人进行的信任和健康、长寿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信任和心理幸福感(包括积极/消极情感，其中孤独是消极情感的一个方面)之间呈负相关⑨；Terrell等人对18—21岁的成年早期被试进行研究，得出童年时被教育不信任陌生人的个体成年后会体验较多的孤独⑩；DiTommaso等人发现，普遍信任信念与社会性孤独和情感性孤独的测量呈负相关(11)；这些研究都证明了成人的信任和孤独之间存在负相关，研究对象的范围很广泛，从青年期到老年期都有涉及，而对于儿童来说，是否存在信任和孤独之间的这种关系尚不清楚。第二，儿童信任和孤独的关系研究能够得以发展，Rotenberg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2000年以后的相关研究绝大部分出自于Rotenberg的研究团队，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的基本模式。极端的信任信念和孤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儿童身上可能存在，即极高信任的儿童会容易受到同伴的背叛从而导致孤独。Rotenberg以信任的BDT理论为基础，用囚徒困境实验的方法检验了成人的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得出孤独个体的低信任维持他们的孤独，同时孤独个体的信任感容易被破坏的结论。这项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一，首次正式提出了信任的BDT理论，并运用于实际研究；二，综合了实验法和调查法研究孤独；三，检验了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尽管可能有些具体的研究细节还不太成熟，但是这项研究的贡献可以说是开创性的，Rotenberg之后的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脱离这三个方向。Rotenberg等人2002-2010年主要集中于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第三，儿童心理发展的过渡性特征也是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转向儿童的一个原因。儿童心理发展的核心特征为过渡性，此时儿童的认知由具体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逻辑思维，尤其3、4年级(9—11岁)是发生转折的关键年龄。与儿童思维的这种发展趋势相应，儿童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也逐渐成熟起来，而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恰恰是信任和孤独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因为儿童期心理发展的这种过渡性特征，使这一阶段成为了人的心理功能的发展性的缩影。成人的心理已经成熟稳定，发展因素很难导致认知模式上的变化，除非有重大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儿童的心理尚处于发展中，会较多的受发展和环境的影响。另外，由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尚未成熟，与成人相比，他们更容易出现极端信任信念，尤其是极高的信任信念；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儿童更容易遭受孤独情绪的伤害。因此，对于一项试图分析某心理现象的相关因素以及因果关系的研究来说，采用儿童为被试是经济、有效的。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重点正是相关因素和因果关系的探索，以儿童(多为9—11岁)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研究，时间跨度短，容易得出预期结论，也许正因为如此，信任和孤独的关系的研究重心由成人转向了儿童。
2.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儿童信任和孤独的关系研究在方法上不断的走向成熟，包括研究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完善。Parker和Asher研究了童年中期(3-5年级)儿童的同伴接纳、孤独感和社会不满情绪之间的关系(12)。这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将信任作为友谊质量中“肯定和关怀”变量的一个考察项目，检验友谊质量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得出，3-5年级儿童的友谊质量中的每个变量(包括“肯定和关怀”)都负面预测了孤独。在Hewood和Solano对幼童(1年级)及其父母的孤独的研究中，将对可信赖性的判断作为儿童对他人的积极态度的一个考察项目，结果得出，孤独与儿童对他人的积极态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两项研究中，信任都是作为其他测量的一部分而被考察的，因此得出的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而且采用的都是横断研究，未能得出两者之间发展性的因果关系(13)。Ladd和Troop-Gordon对5—10岁儿童的长期同伴困难在心理适应问题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14)。与之前的两项研究不同的是，这项研究采用了纵向研究的方法；信任作为同伴信任测量的一个因素(包括五个项目)得到了直接的测量；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得出，4年级儿童的同伴信念(包括同伴信任)可以负面预测学校孤独，同时，幼儿园阶段的行为的攻击性以同伴信念为中介导致了4年级的孤独，1-3年级缺少朋友也以同伴信念为中介导致了4年级的孤独。这项研究采用纵向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较好的考察了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信任仍被作为同伴信任测量的一个因素进行考察，所以得到的也只是同伴信念和孤独之间关系的一个子效应。
Rotenberg等人对童年中期(9—11岁)的孤独和人际信任之间的明确关系进行检验(15)，得出了信任与孤独呈负相关、低信任信念会使儿童(女孩)处于孤独的风险之中的结论。由于研究方法(横断研究)和统计方法(相关和方差分析)的限制，这项研究只得出了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Rotenberg等人采用聚合交叉法考察了青少年(9—14岁)的可信赖性、社会关系和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16)，其中，孤独是心理适应的一个方面。横断研究得出，同伴群体的可信赖性与孤独呈负相关，而纵向研究没有得出可信赖性可以预测心理适应(包括孤独的变化)的结论，因此也并未得出预期的因果关系。Rotenberg等人依然采用调查法进行纵向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儿童(9—11岁)的信任信念和内化适应不良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其中，孤独是内化适应不良的一个表现方面(17)。结果得出，在儿童信任信念(同伴/最好朋友)和内化适应不良之间发现了横断和纵向的二次相关。但是，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极低信任的儿童比极高信任的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内化适应不良。研究分别考察了信任信念与心理社会功能、内化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并潜在的认为是极端信任导致了心理社会功能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内化适应不良的增加，只是没有明确考察心理社会功能和内化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因果关系是不明晰的，Rotenberg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未来研究的方向中提出要考察因果关系和中介变量，因为实际上心理社会功能充当了极端信任信念导致内化适应不良的一组中介变量，而相关和回归分析不能满足分析这种因果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成为了必需的手段。
研究方法上的完善主要取决于研究关系的不断复杂化，即从简单的相关和差异的描述发展为因果关系的探索。相应的，为了满足相对复杂的关系的探索，信任的研究方式发展为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相结合、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统计分析方法则由起初的描述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发展为结构方程模型的使用。
三、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的主要结论
1.性别差异
儿童孤独和信任关系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而这种性别差异在儿童孤独与其他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中几乎没有被发现。性别是人口统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多心理现象都会因男女生理结构和心理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是有趣的是，在孤独这个心理现象上却很少发现性别差异。
对于儿童孤独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儿童孤独与同伴关系(包括同伴接纳和社交地位)、友谊和学习困难之间的关系，同样，在这些关系中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Cassidy和Asher检验了5—7岁儿童中的孤独和同伴关系(18)，结果发现，在男孩和女孩身上同样发现了孤独与接纳水平、积极/消极提名之间的相关，并且在儿童的社交地位和同伴接纳水平上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Parker和Asher对童年中期(3-5年级)儿童的友谊与同伴接纳、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19)，对于所有同伴接纳水平的儿童来说，友谊可以降低孤独，并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研究者在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上发现了性别差异。Terrell，T.等人得出(20)，在童年时被教育不信任陌生人的女孩要比受到同样不信任教育的男孩在青年期体验到更多的孤独。Rotenberg等人用调查法和囚徒困境实验考察了儿童信任与孤独之间的关系的同伴模式和性别差异以及儿童的低信任信念和低信任行为是否会使他们处于孤独的风险之中(21)。结果得出，信任与孤独呈负相关，女孩与男孩相比，孤独和信任之间的相关更加强烈，这个结果支持风险模式——当儿童表现出低信任信念和信任行为时，他们会处于孤独的风险之中。
为什么研究者会在儿童的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上发现性别差异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儿童信任与同伴关系之间存在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通过同伴关系的作用影响了儿童的孤独。在Betts和Rotenberg的研究中明确得出(22)，女孩具有比男孩更高的同伴报告的可信赖性，并且这种可信赖性与同伴友谊之间的关系的强度要高于男孩。可信赖性会促进同伴接纳，而同伴接纳又与低水平的孤独相关。儿童信任的性别差异可能通过同伴关系的质量影响了孤独，使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了性别差异。同样可以按照以上的线索来解释儿童信任和孤独的关系的性别差异，儿童期的女孩比男孩更依赖于同性同伴的亲密关系网络，这个亲密同伴网络是靠频繁的信任行为(承诺的交流和秘密的共享)维持的，如果女孩不相信她们的同性伙伴会保守秘密和履行诺言，那么她们会被她们互动的偏好和主导形式排除在外(即同伴拒绝/排斥)，导致社会融入的缺乏，因而更容易感到孤独。
2.二次曲线关系模式
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二次曲线模式主要是Rotenberg团队的研究结果，虽然Rotenberg明确提出了二次曲线关系模式并加以检验，但是其他的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得出的信任和孤独之间呈负相关的结果也在客观上补充和验证了这个关系模式，因此，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以二次曲线关系模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整体。
Rotenberg对儿童信任和孤独的关系的二次曲线模式的探索源自于Rotter对极端信任对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的影响的阐释，从中可以推知，极低和极高的信任都可能会使人处于某种风险之中，如被欺骗和适应不良。信任和孤独的二次曲线模式的核心含义是：极低和极高的信任信念都会导致孤独。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是：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是否存在这样的二次曲线模式？如果存在，极低和极高的信任信念哪一个更易使儿童处于孤独的风险之中？极端的信任信念是如何促进孤独的？根据这些问题，Rotenberg等人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首先，Rotenberg用囚徒实验的方法检验了成人的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得出成年早期信任和孤独呈负相关，儿童的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以及极端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检验。于是，Rotenberg等人着重对童年中期的孤独和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23)，得出了信任与孤独呈负相关、低信任信念会使儿童(女孩)处于孤独的风险之中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但是由于仅在女孩身上发现了这种二次模型，所以这个结果的解释力是有限的。Rotenberg等人使用纵向研究的方法，专门研究了信任和内化适应不良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24)。结果成功的得出了儿童信任信念和内化适应不良之间的横断和纵向的不对称的二次相关，证明了持有极高/极低信任信念的儿童都处于内化适应不良的风险之中，极低信任的儿童比极高信任的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内化适应不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统计的需要，Rotenberg等人将体现了内化适应不良的抑郁、焦虑和孤独因素合并起来，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带有最大旋转的探索性主成分分析，结果发现，主成分分析在T1(学年的12月份)得出了一个因素，即内化适应不良，解释了65%的变异，其中各变量的负荷分别为：焦虑.83；抑郁症状.83；孤独.70。而主成分分析在T2(转年的7月份)也得出了内化适应不良一个因素，解释了80%的变异，其中各变量的负荷分别为：焦虑，.89；抑郁症状.90；孤独.90。可见，孤独对适应不良的负荷从T1到T2的变化最大，也就是说，至少在研究中，一段时间内适应不良的变化可以主要的从孤独的变化上体现出来，孤独有理由成为儿童适应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儿童信任和适应不良之间的二次关系的发现预示着孤独很可能也与信任有着预期的二次曲线关系。
这项研究继得出低信任儿童会处于孤独的风险之中的结论后，进一步扩展得出，极高/极低信任信念的儿童都处于孤独的风险之中，且极低信任更易促进儿童孤独的风险。但是由于统计方法的局限，这项研究只得出了信任和孤独之间的相关关系，究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尚不清楚。据此，Betts和Rotenberg的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25)，结果得出，对于男孩来说，同伴报告的可信赖性以同伴接纳为中介预测了孤独的变化，初步证明了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因果关系。Rotenberg则进一步说明了儿童信任和内化适应不良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的不对称性(26)，与持有其他两种水平的信任信念的儿童相比，极高信任信念的儿童体验着较多的孤独，极低信任信念的儿童拥有较少的友谊。这两项研究仅是对二次曲线关系的补充说明。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解释机制在Rotenberg等人2010年的研究中得到了检验(27)，至此，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模型得到了较充分的论证。
在对儿童信任和孤独的二次曲线关系模型的验证和探索的过程中，儿童信任和孤独的研究方法、统计方法以及理论解释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二次曲线模式分别说明了极高和极低信任信念对孤独的影响，使信任作为孤独的一个解释因素从它的类型的层面扩展到了程度的层面，从而更具有针对性，解释力也更强了。
3.解释机制
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解释机制的探索表明了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已经开始从现象的描述和因果关系的检验深入到了对产生现象和关系的机制的关注，尽管这种尝试很少，且存在一些不足，但是这样的工作对于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理解和应用来说是有意义的。
Rotenberg等人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低信任信念促进孤独(LTBPL)假设(28)；并以Weiss关于孤独的社会需要的观点及其社会性孤独和情感性孤独的分类为基础，提出了认知图式机制和社会脱离机制两种解释机制；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相反的因果假设，即孤独负面的导致了低信任信念；然后以信任的BDT理论为引导，采用调查法和启动实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纵向研究；最后，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证明了LTBPL假设及其解释机制的合理性，并在成年期发现了相反的因果模式——孤独负面预测低信任信念。Rotenberg等人的工作在试图解决之前研究遗留的问题的基础上，又对新的问题进行了探索。首先，将研究对象的年龄扩展为童年早期、童年中期和成年期，有助于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第二，集中研究了低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中心假设和两种解释机制，并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相反的因果假设，使研究开始深入到现象背后的解释机制的探讨；第三，在信任的BDT理论的指导下，用三个纵向调查研究和一个启动实验研究最终证明了相关假设，验证了理论的合理性，也体现了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第四，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分析方法，实现了对中介变量和因果关系的考察。
探索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解释机制的意义在于：一，不仅证实了低信任是导致孤独的一个因素，而且通过两种解释机制说明了低信任是如何导致孤独的，证明了儿童信任和孤独的研究从关系的探索深入到关系的作用机制的探讨。二，以词汇启动被试的信任或不信任认知，进而考察信任和孤独的关系，得出不信任认知的启动会导致较高的孤独的结论。尽管在这项研究中，启动实验仅用于成年被试，但这也为儿童孤独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或许可以用不同的启动方法来检验儿童信任认知和孤独之间的关系。三，只有明确了信任和孤独关系的解释机制，才能有针对性的发展出儿童孤独的干预措施，实现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的实践意义。
四、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的价值与局限
1.价值
首先，30年来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并得出了相应结论；奠定了二者关系研究的基本模式，包括研究重点(信任和孤独的二次曲线模型)、研究方法(聚合交叉式研究、调查实验相结合)和统计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因果假设及其解释机制的提出不仅深化了研究，而且丰富了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其次，丰富了儿童信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上，儿童信任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信任与学业成绩、同伴关系、友谊、心理社会功能和适应等方面的关系，孤独这种情感体验作为同伴关系质量的影响结果、心理适应水平的主要体现，与信任有着紧密的联系。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将信任的研究扩展到了孤独领域，儿童信任的研究内容更加细化了。研究方法上，迄今30年，儿童信任的研究方法主要可分为三类：调查法、访谈法和实验法。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一些研究，将调查法和实验法结合起来使用，体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融合了调查法的简洁和实验法的精确、针对性强的优点，完善了儿童信任的研究方法。
最后，促进了儿童孤独研究的发展。儿童孤独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同伴关系、友谊、情感行为反应、适应等领域，主要关注于探讨孤独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尽管儿童的信任和孤独之间有着很多共通的因素，但是很少有研究者试着从信任的角度去描述和分析孤独。这种情况下，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将信任作为一个考察因素融入儿童孤独的研究，为儿童孤独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其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将儿童信任领域较丰富的理论和研究经验与儿童孤独现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为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第二，通过对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研究的实践得出，除了调查法之外，实验法也可以用于儿童孤独的研究，使儿童孤独的研究方法更加灵活多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信任因素的加入为儿童孤独理论解释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使研究者在探讨导致儿童孤独的原因时考虑到不同性别的儿童同伴群体的交往特点；二次曲线关系模型使信任对孤独的解释从类型的层面扩展到了程度的层面；对低信任导致孤独的机制的探索，具体说明了信任是通过什么机制对孤独起作用的。这些都丰富了儿童孤独的理论解释，使其更加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从现实意义上看，人的生活，本质上是在未知的世界中寻求安全和满足。纷繁多变的环境增加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为了避免伤害、获得关怀，他们会各自采取自认为对己有利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改变着环境，也改变着自己。其中，信任和孤独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例如，人们也许会致力于彼此信任以达成和谐的关系，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但是，当事与愿违，人们发现自己已无法完全信任他人，而不得不以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来寻求自我保护时，也许孤独就会随之而来了。儿童的生理机能和认知、情感水平尚未发育成熟，在充斥着各种变化和未知因素的外界环境中，儿童是弱小的、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他们对安全和满足的期望更加强烈，但是，由于心理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往往无法正确认知自我和他人，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只能采取相对被动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如不信任、退缩)，而多数情况下，这种被动的方式非但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甚至会加重当前以及未来的困境，这时儿童就会体验到更加强烈的消极情绪(如孤独、抑郁)，这些消极的情绪转而促进消极的认知和行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对儿童的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由此可以认为，儿童对安全和满足的需求的相对强烈和心理发展水平的相对薄弱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更易形成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的不良模式，从而对儿童的身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儿童的信任和孤独的关系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从理论意义上看，信任和孤独之间有着潜在的联系。首先是两者在理论上存在共通性。孤独的认知加工取向认为，孤独是一种情感，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感是个体认知、评估的结果。如果个体评估到在预期的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差距，孤独就会发生。Rotenberg继承了Rotter预期理论中的认知成分，认为信任信念也是一种认知图式，由社会关系的个人表征所组成，会影响个体的情感状态和社会行为。在此基础上，他加入了情感成分，认为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负载情感的预期，违反这些预期将会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由此可以得出，信任是一种认知图式，会影响个体的情感；而孤独则是一种情感，是个体认知的结果。所以，在认知加工的观点下，信任作为一种认知是可能引发孤独这种情感的。信任和孤独的这种理论上的共通性，有助于实现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解释，从而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另外，信任自身的特性也决定了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的研究价值。信任作为一种认知图式会影响个体的情感(包括孤独)，信任本身又是由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共同决定的，而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则会受到外界的人际环境的影响。因此，信任既可以充当孤独的前因，又可以充当孤独的后果，还可以充当环境因素以及其他认知因素与孤独之间联系的中介，这样的因素并不多见。由儿童信任和孤独的关系延展出来的研究空间是广阔的。
2.局限
当然，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的方面，首先，孤独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如前所述，儿童信任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大部分的儿童信任的研究都是以Erikson的心理动力学观点、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或Rotenberg的人际信任的BDT模型为指导的。相比之下，孤独的理论基础就显得单薄了。现有的研究大都来自于成人孤独的两类观点：社会需要的观点和认知加工的观点。显然，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儿童孤独和成人孤独存在差别，套用或简单的发展成人孤独理论是不合适的。
其次，由于孤独理论的相对薄弱，在探讨信任和孤独的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时，对不同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阐述就不够清晰。Rotenberg认为(29)，可能存在认知图式和社会脱离两种机制可以解释低信任促进孤独的假设。认知图式机制认为，低信任信念会发展出一种缺乏联系、被“隔离”的认知，使人体验到孤独感，这里强调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社会脱离机制认为，低信任信念会使人不能融入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进而导致孤独的体验，这里强调个体不能融入社会网络。这两种解释机制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分别强调自我的认知和行为导致了孤独的情绪，但是自我的行为往往是由相应的认知促成的，因此，这两种机制的分界模糊，易使人误解为它们可能会一起起作用或者本质上它们就是一种机制。实际上，孤独的机制除了认知加工和社会需要的观点外，还包括生物进化的观点；而孤独除了会受个体的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孤独理论基础的薄弱部分导致了儿童信任和孤独关系研究中对孤独测量的不成熟。由于儿童的认知能力的限制，词汇启动实验能否用于儿童还需要考虑。
最后，对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零散，不是将信任作为同伴关系信念的一个因素就是将孤独作为适应的一个方面加以检验，或者只对极高或极低信任信念加以研究，至今尚未得出可以直接证明信任和孤独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是否存在的集中的证据。这些都可以成为研究者未来工作的出发点。
五、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1.研究方向
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前景是广阔的，未来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当前得出的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是由儿童信任和内化适应不良之间的二次关系间接推知的，尚不存在可以直接证明两者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是否存在的集中的证据，并且只集中探索了低信任信念促进孤独的假设及其解释机制。因此，一方面，可以继续探索儿童信任和孤独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着重研究儿童的极高信任信念和孤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试着探索其解释机制；另一方面，可以探索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动态关系，即儿童的极高信任信念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直至转变为极低的信任信念？这种情况是否更易发生在孤独的儿童身上？儿童的孤独会随着信任水平的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二，Rotenberg等人并没有在儿童中得到相反的因果模式，即孤独负面的预测信任的变化，他的解释是这个结果反映了渐趋稳定的人格。Caciopp的研究得出，孤独的遗传作用并不是不变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环境的影响(30)。因此Rotenberg等人没有得出相反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还和环境对儿童的影响还不够深有关？如果我们适当的控制环境因素，是否能在儿童身上得到这个因果关系？三，研究者们虽然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儿童信任，但是他们都很关注儿童信任的发展性变化。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可以考察孤独的发展性变化，进而考察信任和孤独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四，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信任和孤独的生理神经科学取向逐渐发展起来，揭示了信任和孤独的生理机制。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手段研究信任和孤独的心理现象和机制背后的生理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将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信任孤独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更好的测量两者的身心反应。这样，信任和孤独就可以从人的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得到全面的诠释了。五，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会通过信任行为影响学校适应或者直接影响学校适应，孤独又是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说明自我控制和孤独之间的关系。
2.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实际的研究中，需要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如何选择一个契合点将信任和孤独联系起来？尽管已经发现有一些研究表明了信任和孤独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因素，但是，实际的研究中要同时考虑如此多的因素并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很难。所以，我们可以综合文献，分别找出与信任和孤独相关的因素，尤其要注意已发现的因果关系。因素如有重叠，则可以直接将其假设为二者的中介；如果类似，则可以对其进行整合，再假设为二者的中介。如，有研究表明，低信任信念会导致低水平的同伴接纳(即同伴拒绝)和低水平的自我感知的社会接纳，而低水平的同伴接纳和社会接纳的自我感知又会导致孤独。这样，同伴接纳和社会接纳的自我感知就是信任和孤独共同具有的影响因素，它们可以成为两者关系的中介。另有研究表明，低信任信念会导致社会排斥，社会性融合与社会性孤独呈负相关，其中，社会排斥和缺乏社会融合是两个相似的因素，也可以将其融合在一个机制中加以检验，Rotenberg的研究已经对此做出了验证：低信任会导致缺乏社会融合从而导致社会性孤独。随之出现的就是整合后的因素如何测量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整合量表或设计实验的方法尝试解决。
第二，在信任和孤独关系的探索中，如何提出合理的解释机制？Rotenberg等人提出的认知图式机制和社会脱离机制存在一定的局限，即这两种解释机制均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分别强调自我的认知和行为导致了孤独的情绪，但是自我的行为往往是由相应的认知促成的，因此，这两种机制的分界模糊，易使人误解为它们可能会一起起作用或者本质上它们就是一种机制。我们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结果，试着将孤独的因素进行分类，得出导致儿童孤独的因素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内源性因素包括：1特质性消极情感(右半球优势)、人格；2自我认知：自我接纳、自尊、归因、人际关系(社会性供应)的自我评估；3社会认知：对他人的社交倾向的评估、对他人的责难和人际接纳的评估。外源性因素包括：1依恋；2同伴关系：排斥、拒绝、忽视、责难、背叛；3亲密友谊：最好友谊的数量和质量、秘密共享、与亲人(父母或主要照料者)的关系。与之相对应，信任和孤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机制可以分为内源性机制和外源性机制。内源性机制主要通过个体的认知起作用，包括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这两种认知可统一于消极认知模式中，这种消极的认知模式导致被孤立的感觉，即孤独。外源性机制主要通过人际环境起作用，包括同伴关系和亲密关系。同伴的拒绝和排斥会使个体缺乏社会融合，形成社会性孤独；亲密关系的缺乏会导致缺乏依恋，形成情感性孤独。我们假设，外源性因素通过内源性因素起作用，即认知因素会成为环境因素的中介；同时，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
第三，现有的文献对信任和孤独的定义比较繁杂，如何选择适用于研究儿童的信任和孤独之间关系的定义？儿童的心理机能尚未发展成熟，处于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不同阶段的儿童的信任和孤独的含义可能是有差异的。Clement，Koenig和Harris的研究表明(31)，与较年幼的儿童相比，4岁儿童持有一种“持怀疑态度的信任”，即使是在自己缺乏检验信息提供者当前信息的准确性的经验时，也不会盲目的相信之前被证明是可靠的信息提供者。Koenig和Harris的另一项研究探索了早期信任中社会认知的作用(32)，得出了16个月—4岁儿童的认知信任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关键在于，儿童是否能够通过已被证明可靠的信任提供者身上学会以一种选择性的方式来扩展信任。可见，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信任信念是不同的。同样，对于儿童身上是否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孤独的考察也在影响着儿童孤独研究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研究表明儿童具备理解孤独概念的能力。Cassidy和Asher在1992年的研究中指出，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儿童具备一种有意义的孤独概念。与年长的儿童相似，他们把孤独与缺失朋友和交往不力相关联。研究还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孤独能够做出可靠的报告，有不少(超过10%)儿童表达出孤独情绪和对同伴关系的不满意。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类似的研究发展出与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社会性发展相适应的信任和孤独的定义，或者提取出信任或孤独的发展性变化中不变的核心成分，给出一个普遍的定义。
第四，如何选择与儿童的认知、社会性水平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在信任和孤独的各种理论中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认知能力的强调，因为不论是自我认知还是社会认知，都是决定信任和孤独的重要因素。如果儿童的认知能力尚未达到完成研究所需的基本标准，那么这项研究的效度就会大打折扣了。儿童的言语能力对问卷调查的影响无须多言，除此之外，实验研究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儿童认知水平的影响。例如，Rotenberg等人的形容词启动研究可能会很难适用于童年早期的儿童，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年龄段的儿童能否理解这些信任或不信任的启动词的含义，如果不能，启动就会失去意义；类似的，对于研究信任的囚徒困境方法来说，年幼的儿童可能根本无法理解采取合作或竞争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对自己而言有什么意义，那么强化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实验的失败。据此，我们可以设计适应儿童认知能力的实验程序，如将词汇启动变为图片启动，将囚徒困境游戏中的奖励改为玩具或糖果等。
注释
①(22)(25)Betts, L. R., Rotenberg, K. J., & Trueman, M. "The early childhood generalized trust belief scale."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4(2009): 175～185.
②Xinyin Chen, Yunfeng He, Ana, M. D. De Oliveira et al. "Loneliness and social adaptation in Brazilian, Canadian, Chinese and Italian children: A multi-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5.8(2004): 73; Rotenberg, K. J., Addis, N., Betts, L. R., Corrigan, A., Fox, C., Hobson, Z.,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trust beliefs and lonelines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middle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8(2010): 1086～1100.
③Rotenberg, K. J. "Lonelines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3(1994): 152～173.
④Rotter, J. 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1971): 443～452.
⑤(12)(19)Parker J. G., & Asher, S. R. "Friendship and friendship quality in middle childhood: Links with peer group acceptance and feelings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dissatisfac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4(1993): 611～621.
⑥(13)Henwood, P. G., & Solano, C. H. "Loneliness in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55(1995): 35～45.
⑦(14)Ladd, G. W., & Troop-Gordon, W. "The role of chronic peer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oblems." Child Development 74(2003): 1344～1367.
⑧(15)Rotenberg, K. J., MacDonald, K. J., & King, E. 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5(2004): 233～249.
⑨Barefoot, J. C., Maynard, K. E., Beckham, J. C., Brummett, B. H. H. K., & Siegler, I. C. "Trust, health and longevity."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1(1998): 517～526.
⑩(20)Terrell, F., Terrell, I. S., & Von Drashek, S. R. "Loneliness and fear of intimacy among adolescents who were taught not to trust strangers during childhood." Adolescence 35(2000): 611～617.
(11)DiTommaso, E., & Spinner, B. "Social and emotional loneliness: A re-examination of Weiss' typology of loneli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2(1997): 417～427.
(16)(21)(23)Rotenberg, K. J., McDougall, P., Boulton, M. J., Vaillancourt, T., Fox, C., & Hymel, S.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relational trustworthines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in the UK and Canada."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88(2004): 46～67.
(17)(24)Rotenberg, K. J., Boulton, M. J., & Fox, C. L.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children's trust beliefs,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very high as well as very low trusting children at risk?"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3(2005): 595～610.
(18)Cassidy, J., & Asher, S. R. "Loneliness and peer relations in young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63.2(1992): 350～365.
(26)Rotenberg, K. J.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 basis, domain, and target framework." Rotenberg, K. J. Eds. Interpersonal Trust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8～27.
(27)(28)(29)Rotenberg, K. J., Addis, N., Betts, L. R., Corrigan, A., Fox, C., Hobson, Z.,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trust beliefs and lonelines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middle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8(2010): 1086～1100.
(30)Cacioppo, J. T., Norris, C. J., Decety, J., Monteleone, G. & Nusbaum, H.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 predict regional brain activation to social stimuli."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1.1(2008): 83～92.
(31)Clement, F., Koenig, M., & Harris, P. "The ontogenesis of trust." Mind & Language 19.4(2004): 360～379.
(32)Koenig, M. A. & Harris, P. L. "The role of social cognition in early trus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9.10(2005): 45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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