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下半叶见证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发展，作为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无我性宣告着人类主体地位的消解。本文从历时角度探讨了美国文学中“人类本位”情结的消解，集中体现为英雄主义传统的丧失，将后现代的“无我性”追溯到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对“人类退化说”的宣扬。
关键词：英雄；人类本位情结；人类退化说
20世纪下半叶见证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发展。作为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紧密相连。后现代主义日益成为西方社会无法回避的主导思想，侵蚀着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音乐、绘画、建筑以及文学。美国文学，也从1960年开始大踏步进入了后现代。轰动美国学界一时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大讨论进一步确立了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触角已深入现代文明的每一个角落，其定义却无法明确。后现代理论家们不断探寻和挖掘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为我们揭开了这一“文化幽灵”的神秘面纱。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多元化》一文中，哈桑尝试性地总结了相对与现代主义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十一个主要特征,认为“无我性(self-less-ness)”是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毁灭性的最后一击，宣告“消除长期以来居于中心地位的主体或心灵”[1]。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人”的主体地位，迫使人类全方位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从艺术到整个星球的‘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宣告了人类主体地位的终结”[2]。
本文以文学的“非人性化”为起点，探讨美国文学中“人类本位传统（anthropocentric tradition）”的逐步消解，直至最终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中消失殆尽。通过对美国文学史的共时研究，笔者发现，美国文学的“人类本位（Anthropocentrism）”情结，集中表现为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主义传统。为更好阐释这一“英雄主义传统”，笔者根据《美国遗产大辞典》的解释，认为“英雄”既指“神话或传说中出身高贵的人，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并且得到神的垂青”，也指“具有勇气，高尚目的或在某个特定领域取得成就的凡人”，拓宽了英雄的评判标准[3]。笔者将从这一定义出发，揭示美国文学塑造英雄、树立“人类本位说”的传统。
美国早期文学作品确立了“人类本位说”。《五月花号公约》记录着首批新大陆移民们远渡重洋，不懈追求“美国梦”，这是美国英雄主义传统的开端。在殖民时期的公文、日志、信件、条约和布道中，美国文学从一开始就热烈欢迎并高度赞扬各种各样的追梦人，将他们描绘成“英雄”。早期文学作品中，无论出身是否高贵，人们都可以在新大陆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理性和不断完善实现了自我价值，从印刷工成为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以及独立战争的伟大领袖，从此树立了美国梦经久不衰的典型，成为美国英雄的原型之一。他使美国人相信，人可以通过理性的约束和不断提升臻于完善。这一时期美国文学赞扬人的主体中心地位，是“人类本位说”的确立时期。
在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作品中，人类作为整体得到公开赞扬和歌颂。文学家们通过对作品中“人”的各种形象进行赞美和歌颂，使人类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早期浪漫主义作家詹姆斯﹒库珀在《皮袜子故事集》中塑造了荒野英雄那蒂﹒班波，被劳伦斯誉为“美国文学的核心”[4]。他意志坚强，经受各种风险困难的考验而从不抱怨妥协。他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能够超越困境，并从中追寻快乐。此时，人的能力在荒野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和拓展。浪漫主义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放声高歌，自由奔放地赞扬美利坚民族的每一位普通人，他们是长满美国大地的芳草，永远生气蓬勃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使《草叶集》成为美国诗歌史上一座灿烂的里程碑，充分反映着十九世纪中期美国英雄辈出的时代精神。超验主义者居于浪漫主义的高峰，他们认为，人类不仅可以趋于完美，人性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人类既可以通过五官从外部世界学习，也可以通过从内心的直觉和先验的知识感知一切，并能够通过超验感知宇宙万物，将人类主体地位宣扬到至高的地位，因而，在爱默生笔下，人类具备神性，得以“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是他的微粒”[5]。
1865年，美国文学进入现实主义时期。在现实文学力求客观和准确反应生活的准则下，人作为文学中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人物塑造成为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现实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普遍采用社会道德准则来审视和约束笔下的主人公。伴随道德准则的确立，人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固若金汤。文学对英雄的期待从未停止。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威廉﹒豪威尔斯讲述了一个极度自信并充满独立奋斗精神的商人在破产后依然坚守自己人格的故事。拉帕姆虽然在经济上失败，却获得了道德上的升华。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家亨利•詹姆斯同样对个人道德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他赞美优美而淳厚的品德，主张把个人品质置于物质利益和文化教养之上。主人公们往往具备高贵的品质，尤其是他笔下的新女性，独立，勇敢，而又充满智慧，同样能够成为“英雄”。现实主义文学时期，伴随着美国文学对道德标准的关注和宣扬，美国的英雄主义传统和对人类中心地位的强调也达到了顶峰。
19世纪后半期，达尔文主义和法国自然主义从欧洲传入美国，伴随着美国社会生活环境每况愈下，美国文学在90年代进入自然主义时期。首先，自然主义打破了启蒙主义时期美国文学中积极乐观的理想主义，打破了对“人的尊严和完美的信仰，对民主体系的信仰以及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希望”[6]。随后，自然主义否定人类的进化，解构了浪漫主义对人类神性的确立和在宇宙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笃信。最后，自然主义否定和批判现实主义对道德的关注，认为“道德准则没有意义”[6]。自然主义将人类等同于社会性的动物，解构了道德合法性。道德的解构，使人类的完善和评价不再有法可依，“英雄”自此退出美国自然文学的舞台。自然主义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和弗兰克诺维斯笔下，既没有“英雄”也没有任何道德评价标准。他们的作品不过是对人类在自然和社会法则作用下的真实写照。人类在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生活中挣扎，其命运就如前者笔下那叶飘摇无依的海上扁舟。
当英雄在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缓缓谢幕，“人类退化说”预示着美国文学以英雄主义为代表的“人类本位”情结即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当后现代主义如幽灵般席卷全球，文学作品中的传统英雄也销声匿迹，“反英雄”取而代之。与勇敢高尚的传统英雄不同，他们卑微琐碎，不是社会的主流，也无法成为詹姆斯笔下，占据人类道德制高点的圣人，只是一个个在生活中漠然挣扎的普通人。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主人公约赛连就是典型的“反英雄”，他既无勇敢的精神，也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和坚韧的意志，在传统的道德标尺下，他甚至有些贪生怕死，为保存自我生命不惜成为战场上的逃兵。
参考文献：
. Prentice Hall, Inc, 197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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