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现代国家
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似乎是当今国人的共识。可历史恰恰相反，东亚大陆的政治现代化远早于经济现代化。《起源》开篇指出，中国在战国后期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这里“现代”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制，而是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统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如官阶和职能严格划分、官员升迁依照能力标准和官僚体系层级分明。福山如此称许中国历史早期的政治成就：“老实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现代国家要素，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存在于中国了，这比它们在欧洲出现早了一千八百年。”
在《财经》杂志去年年底的一次访谈中，福山称秦代中国的官僚政府“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罗马人发明的古典共和制也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代表，并被后世的西方国家所效仿。它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统治方式难以扩展。在帝国鼎盛时期，罗马的辽阔疆域从英伦三岛直至叙利亚，但它很难直接掌控这些地区，不得不给予当地人口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属于帝国(empire)，而中国更像个王国(kingdom)，对辖区人口实施有效的统一管理。
中国最早产生现代国家，其实这并非新观点。福山也承认，早在一个世纪前，日本学人内藤湖南即有此论。让他费解的是，睿智如韦伯者为何会失察?韦伯曾写过《儒教与道教》等历史著作，应比同时代的西方学者更了解中国，他却仍然称中国为“世袭制国家”。福山猜测，韦伯也许困惑于这一事实，即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伴生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在我看来，韦伯生活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时代，受制于整体思想风气，他恐怕不愿作出政治现代化源于东方的惊世之论。
承认中国对国家建设的巨大贡献，并不意味着华夏民族先天就善于组织自己。同已故的美国学者查理斯·蒂利一样，福山相信“战争造就国家”，正是血雨腥风的战国时代推动了官僚机器的理性化。东周时期战争的频率、规模、消耗和伤亡数量持续上升，出于组织军事力量的急迫需要，列国才不得不走上政治现代化的改革道路。近世以来，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崛起。许天田的《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即比较了战国时期的中国和民族国家起源时期的欧洲，并发现两者具有众多相似之处。
中国问题的历史启示
一个世纪前，梁启超曾言：“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天下万国大政治家所来往胸中之第一大问题，即支那问题是也。”这话放在今天更恰当，福山在《起源》书末提出两大悬而未解的政治问题，其一即是中国问题。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缺乏独立法治和责任政府，这样的政治架构能否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福山对此深表怀疑。他提出“坏皇帝难题”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隐患。
作为政治学家，福山对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颇有兴趣，并将她作为坏皇帝的代表人物。他批评武氏取消了几年科举，以任用她中意的官员。看来福山对唐史还不够熟悉，武则天虽专权残暴，却有知人善任的能力。《资治通鉴》这样评价她：“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之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福山还批评武则天清洗李氏贵族，为后来的安禄山叛乱铺平了道路。这里他过分归咎于红颜祸水，其实唐明皇应承担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与其说中国的隐患在于坏皇帝，倒不如说在于皇权高度集中。
作为社会科学家，福山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借助史实构建政治理论，从历史终结论者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演进。或许不愿夸耀自己所在的美国，他以丹麦作为历史终结的样板国家。北欧小国丹麦拥有良好稳定的政经体制，富足安宁的国民生活和包容清廉的社会环境。发展中国家创建现代政体的问题也就被称为“前往丹麦”的问题。
可如果一个中国人问丹麦人如何走到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晓得答案。三足鼎立的政治架构首先在欧洲出现，宗教因素不可或缺，但并不由于宗教本身。虽然同属基督教世界，东欧就不具有西欧的法治传统。东欧主教由拜占庭皇帝任命，教会也从未声明独立于国家政权。可见，宗教组织的制度形式，而非其教义内容，真正干预着政治发展。由于西欧教会不依附王权又影响王权，在带有宗教色彩的数次政治斗争中，各方最终不得不作出妥协。如福山所言：“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宪政政府，正源于这一原未希求也未计划的妥协。”甚至宗教改革也没有直接导致西欧的政治发展。路德发起新教运动后，该派教徒相信人们应当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流。16世纪新教教会在丹麦乡村广开学校，牧师向农民讲授基本的读写技能，结果两百年后该国农民已成长为教育良好和组织有力的社会阶级。这一宗教改革的副产品才是今日丹麦由来的重要原因。
未能形成三足鼎立
《起源》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秩序分解为三项要素：国家政权、独立法治和责任政府。这里“法治”是指先于或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法律体系，并非指中国法家鼓吹的统治术。由于宗教组织的发达，法治传统存在于西方、印度和穆斯林世界，高于统治者并限制其意志。它通常由宗教神化其条文，由教士护卫其权威。这种政治文化是中国所陌生的，法律在中国只反映王权意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仅仅体现了法律的普遍性，不具有限制王权的独立性。
由于政治现代化早于独立宗教权威，“强政权弱法治”一直是华夏政治史的主要特色，很多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中国政治过于“早熟”。法治传统的缺失为中国历代政治带来了有趣的变数，在朝代更替之时尤为如此。当前朝皇帝失去合法性，没有教皇一类人物可以出场召示天命，也没有法国三级议会一类的精英会议选出新统治者。从贫民出身的刘邦到贵族出身的李渊，任何背景的人物都有机会奉天承运。俗语云：“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
历史上中国也未曾见识过古罗马式的共和体制，因此也不具有责任政府的政治传统。以福山“三足鼎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显得“一柱擎天”。这根擎天柱长期屹立不倒，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出于政治需要，对中国传统政治多持负面评价。福山也认为中国政治在法治和民主两方面严重落后，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强大贵族和独立城邦在历史上从未出现。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政治积极的一面。正如《统治史》作者芬兰所言，无论秦汉政府多么残暴，比起战国时期的天下大乱，民生局面已大大改善。那种“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混战状态，比“猛于虎”的苛政更可怕，老百姓也常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相较于罗马崩溃后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古人也许更愿意降生在两百年王朝一更替的中国吧。此外，中国发达的文官制度被东亚诸国所效仿，这对近几十年出现的“东亚奇迹”贡献良多。
至于中国是否要前往“丹麦”，以及如何前往，《起源》也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颇多启示。一方面，今天“中国模式”受到世界强烈关注，我们对传统的政治遗产也应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须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他们的政治成就乃是神来之笔，中国绝无可能仿效。不过，福山认为，国际竞争也迫使统治者见贤思齐。《起源》一书廓清了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历史迷雾，帮助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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