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其伦理价值观直接主导二千多年来人们的思维模式，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阶段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优秀的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体的完善和社会的整体和谐。
中华民族一向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二千多年来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即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时至今日，它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儒，《说文》谓“术士也”，实际上是指周朝专门掌管礼仪作吹鼓手之类的人。孔子出生于儒之家，他生活的时代，周天子徒有虚名，仅掌管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天子的职责只是例行宗届的祭祀而已。是时，各国诸侯群起争霸，或合纵，或联横。思想家们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纷纷发表言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就是在此大背景中产生的。孔子集儒家之大成，开创了儒学这一思想流派。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与弟子对答而成文的《论语》一书中，内容涉及对王权、社会、道德、个体价值的诠释。孔子主张维护殷商礼乐，忧虑其走向崩溃。他主张知识分子修身明礼，采取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
有关儒家思想的定义，现代中西方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许倬云认为信仰的领域是儒学内在的空隙，并认为它是一个伦理思想体系，勿须进行经验理性的证明。它没有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论述，没有对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理论性的探讨。从儒家讲求“仁”、“忠”、“义”，维护“孝悌”等内容来看，它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说。杜维明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
西方学者如马克斯·韦伯等在研究儒学时，大多把它看成一种宗教，称之为儒教。把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它没有关于天国和极乐世界的内容，没有空泛的偶象崇拜。即使是对于“天”，儒家也赋予它自然规律的意义。孔子本人多言“人事”，而少谈“天命”，主张读书人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的目的是对社会的积极参予。儒家的思想不能使人超脱于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它是人世的而非出世的，它是教人怎样安身立命的一门学问。
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其社会理想是“大同”，它是原典儒学的真血脉。儒家伦理体系的创立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孔子创立儒学，其根本动因就是有感于当时礼乐崩坏社会秩序的混乱而倡导“克已复礼”的，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因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秩序的根源，而社会秩序又是政治稳定和天下安定的基础。如果每个人都能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样整个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变得安定和和谐。
但是，在群雄纷起的时代，各国诸侯考虑的是怎样开疆拓土，因此孔子的这种说教愈发显得苍白无力。“他曾周游列国，寻求一个愿意聘请他作为顾问，并愿意成为一个改造了的世界的中心的国君。柏拉图，在两个世纪之后到锡腊库扎的僭主狄俄尼修斯那里去当顾问，完全出于相同的精神”于是，在他的主张未获采纳的情况下，孔子终日牺牺惶惶，居无定所，最后选择了退隐而从事私教的活动。
因此，孔子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坑杀并代之以法家精神，直到汉武帝接受经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才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才成了统治者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这之后，儒家伦理才逐渐由维护统治秩序扩展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儒家的伦理思想发展至宋代日趋保守，甚至反动，成为束缚人们头脑的桎梏。程颐、朱熹等人“存天理，灭人欲”，“君臣父子夫妻”等纲常伦理违背原典儒学的民主性，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这种等级之问不可逾越的观念历经晚清至近现代，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伦理对于人格的塑造，直接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子，人的言行直接关系社会秩序是否正常。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伦理道德领域中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儒家强调积极的人世态度，其实就是追求与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整体和谐。隋代创科举选官经唐至宋大盛。读书中举为官成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选择，也成了统治者宠络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
个体道德的塑造和个体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儒家人文主义的潜移默化。樊迟曾问孔子：“何日仁”子日：“爱人”。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也。”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还主张“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这些思想使读书人往往形成匡扶济世的使命感和崇高的个体人格，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
个体道德提高还需经常的内省自身。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丽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四十年代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自我批评，自我教育的内容就已经包含了儒家文化中内省自身的积极因素。
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价值观强烈冲击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十九世纪晚期，张之洞等人主张用西方科技补儒学重说教轻实践的空疏，即“中体西用”论。但是，在传统的封建体制下，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仍然显得非常的尴尬，西方工业化的大浪潮还是无情地宣告了除政治儒学外其他儒学的没落，而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之后越来越暴露出人情淡漠、世态炎凉、关系疏远、家庭破裂、精神颓废等伦理危机。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痛楚，导致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能量，只剩下一个“经济冲动力”。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时预见到现代工业主义产生的各种“异化”现象，到本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社会进入高额大众消费新阶段后，变得更加突出，有时还会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严重失调、失衡、失控。人们在物化倾向加剧的情况下，渴望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涌进国门，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传统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主张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导致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盛行，在中国大地上早已灭绝多时的吸毒、卖淫、嫖娼、纳小妾等丑恶现象也死灰复燃。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们期待着重建新的伦理价值体系。
四
由于上述原因，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高举儒家优秀伦理文化的大旗，结合当前实际。加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共建的力度，对个体的伦理道德和现行的社会秩序进行全新的荡涤和再造。
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正确的文化观，那种对传统文化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时，要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合理性的批判，既要肯定其优秀的、合理的因素，又要否定其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如果一种文化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话，它必须经得起任何形式的批判，反之则会走向消亡。我们在批判儒家维护宗法制度纲常名教的同时，应大力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体系中人文主义，“天人合一”等进步思想。
其次，要赋予儒家智、仁、勇、忠、孝、信、耻、廉、公等伦理道德规范新内涵。传统儒学提倡的仁智礼义信等道德观，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其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在现阶段赋予儒家伦理新的内涵，既是个体道德提高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们要批判儒家宣扬的忠君思想，赋予“忠”新的时代含义，即忠于本职工作，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要批判儒家宣扬对父母的愚孝观念，做到从内心里真正地理解他们；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诚实守信、公正廉洁、知耻近乎勇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继承传统，开创未来，已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新秩序的首要任务。
再次，要用发展的眼光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传统文化中的务实、团结、重亲情等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不能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因为一个民族的文明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纯粹的现代意义的文明，而文明传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凝集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剂。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儒家追求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天人合一”观值得我们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就与儒家伦理的内动作用密切相关。“以新加坡为例，由于它是一个城邦国家，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传统都是多元的，因此只能说是处在儒教文化圈的边缘。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都市化使传统观念沦丧殆尽，文化上退化被人称为不东不西的‘伪’西方社会，但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政府大力提倡全国礼貌运动、讲母语运动、儒家伦理教育运动、大力抓廉政建设等等。这些措施加强了国民的凝集力，促进多元社会的人民的认同，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明显效果9900专门从事解释儒家伦理对东西方经济作用的赫尔曼·康恩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利益等”。他还认为，这种儒家伦理强调了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以及责任，他称之为“新儒教文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儒家伦理文化中讲究的“天人合一”，讲究人与人，人与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和睦相处。因此，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学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将有利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合理运作，增强人们的环保观念，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儒家伦理在大一统的皇权政体下，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农业社会的家庭结构全靠儒家伦理来维系，从而使整个社会秩序也必须由儒家伦理来支撑。在现阶段，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个体人格的完善和建构面向二十一世纪社会伦理秩序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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