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教育”，是基于大学生理论层面不断丰富、现实领域不断成长的需要，也是源于时代的“信息不可或缺性”，也受信息自身意义不断解蔽，并受“伪信息”逐步呈现的影响。当下，大学生信息道德问题日益引起高校、社会等层面的关注，需要从学术层面理清“信息道德”的兴起以及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相关问题的存在背景、理论内容和反思。
一、“信息伦理道德”理论的兴起
信息技术不是“中立的”，不仅仅涉及“技术探索领域”，也关联到“现代道德伦理领域”，两个方面都是“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互联网社会”等等概念实指的客观时代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属于信息技术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信息技术不仅仅促生着新技术理念的产生，而且也一直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等汇聚技术一起，被学者们认为是“可实证的道德问题的源头”，对于当下大学生而言，如何在一种“信息鸿沟”、“数据民主”的环境中寻找一种“信息平等”、“信息高尚”、“信息道德”呢?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自身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参与实践的道德方式呢?这些疑问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贯穿本文的逻辑主线。
万维网(www)逐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同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所言，“IT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代名词”[1]，在信息环境中，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编程”，实现“办公自动化”、“购物消费”、“电子游戏”、“获取新闻”等等，甚至与“我”沟通的对象也在发生着“信息化改变”，潜移默化地，互联网还影响着人类的感官体验、思维方式以及道德概念认识。比如，在“信息道德”方面，如何认识“分享”与“产权”道德问题?网络友谊真实吗?“信息道德”的全球性问题如何认知?计算机能对所谓的“道德失范”负责吗?“道德评估”如何认识?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不断涉猎，比如华南理工大学的肖峰教授，2013年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就是试图在此领域进行体系化研究，国外的学者在此领域的投入更是十分强大，比如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的詹姆斯·伯海曼(James Bobman)，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学院教授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挪威卑尔根大学达格·伊拉斯姆(Dag Elgesem)，牛津大学的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等等都是信息道德研究领域的排头兵。
综上所谓，“信息道德”正在全面升温，成为显学，同时，这也折射出“信息道德”问题的严重性。笔者在过去几年里面，先后围绕“伪信息”作为话题，对“信息道德” 展开了相关研究，说到底，“伪信息”，就是“人为”的信息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的问题，反而产生了更为让人苦恼的信息问题，其中就凸显出“信息道德”问题，比如，漫天飞舞的“谣言”，“各式各样的专家之间的争吵”等等，可能涉及到这个方面。在“信息道德”重要性和矛盾性不断叠加的过程中，“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的理论探究不得不提上日程。[2]
二、 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梳理
本文的研究基于两个理论假设，那就是“大学生现在并将来一定会生活在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技术时代”，同时，“大学生不能再依照往常的道德规范那样去生活”。大学生是信息环境下的“道德受体”(moral patients)，在当下，信息道德问题严重，比如信息伤害(information-based harm)、数字鸿沟，远程监控问题以及游戏作弊和个人隐私问题等等。
显然，当下95后的大学生，作为“信息社会的土著居民”，他们没有经历过“前信息文明”的太多熏陶，与生俱来地就处于这样一种“现实与虚拟”高度融合的环境当中，无疑会遇到这样一种“道德真空”的问题。针对大学生的“道德重建”，教育，无疑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是，将“信息移民”迁移到“信息情境”中去教育“信息土著居民”，从逻辑上来讲，这显然是一个异常不合理的论断。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问题探究的第一关，就是“信息道德教育”是否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信息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信息道德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属于“信息教育”的两个分支，先前人们观念中存在的“青年是信息时代的引领者”，这种论断的主要意思在于表达“青年，是信息技术时代的引领者”，这是一种不断开天辟地的事情，但是作为“信息道德教育”，则与“信息技术教育”有着截然不同的语境，最起码，道德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内在认同，是一种“传承的”产物，显著的特征区别，就意味着大学生要从“前信息文明”前辈那里获取“人与人”的生活原则，毕竟，信息文明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创造，更多是一种社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组成部分。解决了这一认识上的束缚，“信息道德教育”似乎就是一种“十分紧迫”且又“可行”的。[3]
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提出，就暗含着一种“信息矛盾”、“信息断裂(fracture)”的出现，信息技术文明的到来，并没有真正满足人的道德需要，而是出现了一种“道德冲击”、“道德层面的翻天覆地”[4]、“道德分化”[5]、“道德碎片”[6]等等类似的存在，这种道德期望与信息技术现实之间的“差异”，“文化中断(cultural discontinuities)”，体现出信息道德教育的背景意义。基于此去理解“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的本质，就特指我们去弥补“信息技术在开化人”方面的不足，我们在延续“传统道德”，在促使其与“大学生信息道德”相协调。探究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本身属于“形而上”学问与“形而下”科学的复合，也是“微观伦理学”与“宏观伦理学”的交叉，信息道德教育属于环境伦理学的一种形式。我们必须首先要肯定，信息技术从宏观上讲，是一种“道德提升”，比如，丰富了“信任的内涵”，帮助大学生“实现了更多意义上的交流”等，但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所传递的信息并不是“自由的”，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大学生的体验”，同时，对于大学生来讲，存在着一个“信息是否可靠”这个前提问题， “越来越多的QQ群”能够解决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吗?能够促使大学生获取真实的友谊吗?性格方面，又受到信息技术多大的影响?
大学生在信息环境中存在着多个角色，这里的信息道德教育是针对哪一个?大学生是现实中的人，但研究发现，很多大学生很在乎“信息情境”中的虚拟道德形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去解读?每一个国家的大学生都存在着自己国家民族的价值理想，作为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会不会趋向同一，有没有一种全球性的道德出现?
三、 关于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电脑的普及，网络成为大学生信息来源的重要的途径之一。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有利又有弊，在增强大学生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同时，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带来信息道德问题，很多大学生信息道德问题能够通过当下的政策与教育来解决，但是一些信息道德问题，如，“信息霸权” 、“人际疏离”、“网络犯罪”、“情感冲突”等道德失范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些“道德中的真空问题”是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理论反思的重点所在。
如何对大学生进行信息伦理道德教育是新时期的研究课题，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的把手有哪些?笔者认为，第一，加强道德相关的教育与政策完善，加大网络立法和网络行为监控力度，依靠现代技术手段，对有害信息进行技术过滤，从源头上把好信息关口，尽可能减少有害信息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与蔓延;第二，加强大学生相关的责任教育。正如技术人员需要对自己信息产品的生产负责一样，大学生需要对自己信息产品的消费负责。大学生对于信息生态负有创建性管理责任。家庭、高校、政府、社会教育是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的一种外在力量，大学生信息道德教育还需要一种内在力量，需要大学生把外在力量转化为内在力量，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强化自律意识，切实做到科学上网、文明上网。在信息面前，大学生需要提升辨别、分析、取舍信息的能力，同时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第三，提升德育工作者素质和技能，切实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新形势下，高校迫切需要建立一支既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又懂得网络技术的德育工作者队伍。德育工作者对于个别“过度沉迷于网络”的大学生要给予提醒，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作为高校，要举办讲座、文体比赛等多种活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不断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减少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过度依赖。[7]
信息(通信和控制)本质是“人内在生命的实质”，信息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我们都要重新审视人性和美好社会，但是，我们既要避免走上“道德教条路线”，同样，我们也不能无视大学生道德问题以及出现的教育问题。目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信息技术与信息道德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概念与歧义不断，并且将会伴随着问题不断增加起来，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技术将会参与进来，一些概念性的理论问题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作为研究者，应该尝试预期更多的伦理问题，尽可能促使高校道德学家、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无缝合作，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
作者：赖泽源 王诚德 来源：中国科技博览 2015年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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