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以提供专科以上层次的全日制高等教育为目的，具有规模大(校园面积广、师生人数多)、开放性强、管理复杂等特征，时时刻刻面临着校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威胁。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四种：一是高校在管理上的漏洞甚至严重的失职;二是高校校园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场所与公共设施，不可避免要面临由校外渗透、侵入的隐患和威胁;三是学生安全教育不足，忧患意识和法律意识缺失;四是社会整体治安恶化所造成的冲击，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地区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对校园造成了波及。
诚然，学生安全管理活动是实现高校教育、科研职能的重要前提，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实践。然而，我国相应的法律资源却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立法进程缓慢，③直接针对校园安全的立法成果仅上海市2001年制定的地方法规《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未涉及高等教育阶段)、四川省政府2002年制定的地方规章《学校安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④、教育部2002年制定的部门规章《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寥寥几部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⑤，以全国性、高位阶性为特征的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缺位;另一方面，虽然《侵权责任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等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亦有部分规范可供适用，但是因为其分散性、间接性，并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所需。一言以蔽之，制定一部专门的《校园安全法》势在必行，高校学生安全管理则理应是其重要篇章。因此，笔者将对高校学生安全管理活动进行法理分析，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尝试完成相应制度的建构。
二、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的行政法理分析
(一)学生安全管理活动的公共行政性质
1.学生安全属于公共安全范畴
“公共”，含有不特定(或多数)、共同性、社会共享性等要素。通常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重大公私财产安全，重大生产安全，公共生活安宁以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安全”[2]。显然，高校学生安全符合这一界定，属于公共安全范畴。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公共安全就是秩序的一种良性状态”[3]。而“秩序(order)”，是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4]，与“无序(disorder)”、“混乱(chaos)”相对应。众所周知，秩序由制度来进行设定与维系。因此，安全对秩序的依赖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安全管理对制度资源的需求。
2.学生安全管理属于公共行政范畴
公共行政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组织、管理与调控活动”。[5]公共行政的特性在于以下五点：[6]一则以公共权力为基石，二则指向公共事务，三则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亦即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共同利益)，四则具有公开性与程序性，五则具有服务性与非营利性。一言以蔽之，提供公共产品是公共行政的旨趣，管理是公共行政的发挥功能的路径——行政从本质上来说正是组织(社会共同体)为达成共同目标而进行的组织与管理活动，此点在法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得到广泛承认。具体而言，学生安全管理活动是政府、高校以法律、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高校内部规章为准据，为维护学生群体的人身、财产等各种权利，所采用的各种措施之总和。依据大陆法系对公共行政的分类，学生安全管理活动属于秩序行政，而秩序行政是“最典型、最传统的行政类型。这种行政是在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及社会之危害”[7]。
此处的难点在于对高校行使行政权力的理解。在我国，行政主体既包含国家行政机关，也包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校虽然在《民法通则》中被明确为事业单位法人而非机关法人，但是因为其行使着来自《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所赋予的行政管理权力，所以是一种授权行政组织，从属于行政主体范畴。高校在行使这些行政职权时，处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此时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指导案例[8]也明确支持了这样一种定性。考察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和法律实践，将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实为普遍。例如，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将高校(尤其公立高校)定性为公营造物。而公营造物(德语Anstalt，简称“营造物”，亦译为“公务法人”、“公法设施”、“公共机构”等)是国家或地方为达成一定的公共目的，依据法律或由法律授权，结合人与物，使其能持续提供一定给付而设立的一种组织体。其通常具备法人身份，属于公法人⑥中的一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自然享有行政主体资格。
教研活动是高校提供高等教育资源、完成行政给付任务，实现公民受教育权与学术自由的直接体现。在教研活动中，存在着因参与者违规、失误而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可能性。教研活动安全的重要性，对具有实验危险性的各类自然科学专业和体育、舞蹈专业学生不言而喻。2012年2月15日，南京大学化学实验室便发生了一起甲醛泄露事件○11。
学校所组织的课外活动，虽非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本职，却对繁荣校园文化、促进学生人格完善意义深远。由于课外活动以文体竞技为普遍形式，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风险不容忽视。目前实施的《学生安全事故处理办法》为解决这类纠纷提供了一定思路。该《办法》第9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第12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五)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然而，在实践中如何认定一项课外活动是否由学校组织，并藉此厘清学生与学校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属不易。现通过一个典型案例○12进行解读：
某医学院的临床医学系组织“迎新”篮球赛，由临床医学系负责比赛场地和比赛管理事宜(包括聘请精通篮球运动的学生担任裁判)，在比赛过程中一名球员因抢球意外遭受重伤。事后，高校主张本次学生伤害事件不属于校园安全事故，理由为：首先，篮球运动属于对抗性、风险性的体育竞赛;其次，临床医学系本身并不同于体育系或公共体育教学部，篮球运动不属于其教学内容;再次，迎新球赛属于学生与学生之间联谊的文娱活动，高校学生作为成年人，应自己作为民事主体，承担比赛造成的民事侵权责任;最后，临床医学系所起的作用是提供场地、后勤和组织观众的服务，并且已尽到管理职责，何况球员受伤纯属意外而非另一球员恶意违规造成。故此，学校只愿意提供人道主义的补偿，而不承担赔偿责任。伤者不服，现提起诉讼，要求学校承担赔偿责任。依赖目前的《学生安全事故处理办法》，该校主张虽有过分为自身开脱责任之嫌，却并非于法无凭、毫无可取之处。
2.制度建构
(1)教研安全制度建构。立法授权相关组织制定出可操作的专业规范(特别是实验规范、实践规范)，明确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的各自职责，特别是对教研事故发生时的处理措施要有详细规定。任何学校均负有贯彻执行规范的义务，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负有检查监督的义务。前述实验、实践规范本身虽然不属于“法”的范畴，但是法律却课以相关行政相对人遵守的义务和行政机关保障实施的义务。同时，立法还应赋予各高校根据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专业规范，通过本校内部规章进行相应细化补充的权责。高校所作的细化补充规定不得与前者相冲突，补充规定的内容应包含学校如何组织有关教研的纪律教育活动，包含时间、场合和方法等，既针对学生也针对教职人员。教研活动的开办过程中，以此强化教师、实验人员岗位责任感和建构学生的教研活动安全文化。
(2)课外活动安全制度建构。根据前述案例，笔者提出三点立法建议：
第一，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并非学生意思自治的个人行为，而是体现着学校意志，应与教研活动同等对待。该受伤学生并非由于自行约定的体育锻炼行为而致伤。其比赛由院系组织(实践中可表现为院系的团总支、学生会)，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应认定为学校活动。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作为教研活动的拓展，学校须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义务和责任。原因在于，高校是实现公民发展和人格完善的公共机构，开办第二课堂、组织课外活动是兴学的必要，而课外活动也是考察一所高校办学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实践中无法避免且应当鼓励。本案中的体育活动虽非临床医学系的办学内容，但仍系学校活动之一环、符合高等教育宗旨，如完全由学生承担风险，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学校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学校确实无过错的，承担无过错责任，对学生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较低限度填补即可;由受损学生以外的其他学生、第三人恶意造成损害的，应由他们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学生安全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所谓“学校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学校已履行相应职责”过于原则性、抽象性，所以《校园安全法》的法律条文在吸收其要旨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具体化，要求此类群体性课外活动应经过学校严格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得到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像本案中的篮球赛，还应强制要求必须聘请体育系或公共体育教学部的专业师生担任裁判，并且应有校医和指导老师在场，活动前还应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
第三，对于学生纯粹出于私人意思而使用学校设施、设备进行课外活动的，如网球场、田径场、游泳馆及其设备，学校也应在开放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值班进行安全监管，否则仍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
第四，对“校园”的解释应适当延伸。教研活动和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有可能发生于本校校园以外，此时应将“校园”的范围进行适当延伸，而非针对狭隘的地理空间。
(二)寝室生活安全及其制度构建
1.问题分析
寝室生活既涉及学生的人身安全也涉及财产安全。在我国，学生在高校校园内通过集体住宿方式生活(较为例外的是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寝室一般为单人间)——寝室既是学生的个人空间，又带有一定的公共色彩。较常见的问题有公寓管理人员或学生违反学校寝室管理规定私自接纳外来人员造成财产被窃，以及学生在寝室内进行饮酒等禁止性活动从而引发斗殴等。
2.制度建构
虽然学生寝室缺乏作为私人独立空间的色彩，但是将其视为临时住宅、予以保护却十分必要。住宅不可侵犯，乃是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将有利于实践中制止其他学生、教职员工、外来人员的不当闯入。诚然，高校强制分配宿舍、禁止学生在学期间校外居住在实践中属于常态。然而，此点对于基本上是成年人的高校学生群体，尤其对于学校离家很近的学生以及年龄较大的研究生群体是否必要?窃以为，离家较近的学生应当有选择住家的权利;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而言，强制住校则很可能会冲击他们的婚育权。因此，在《校园安全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学生有权自主选择住校与否，高校拥有对住校生实施寝室安全管理的职权并承担提供寝室安全保障的职责。
(三)校园设施设备安全及其制度建构
1.问题分析
高校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无论是教学楼、公寓、运动场等公共设施，还是教研用的仪器、设备，都与学生安全密切相关。消防安全是设施设备安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鉴于国家已为各种校园设施、设备设立了详细标准，同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第1、2项也规定了学校对维持设施设备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故此，笔者不再赘述，将笔墨集中在其未作详细规范的一类特殊情况上：校园施工所引起的安全问题。
校园施工者大都是从校方的建筑招投标中中标后承包下来的，作为施工者的承包方和发包方高校之间存在一个建设工程合同，但这一合同法律关系仅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承包方与学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承包方因施工侵犯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时，施工方与学生之间就发生了侵权法律关系，此时的学校是否需要对施工方的侵权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88、89、91条有关物件损害责任的规定，学生因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施工方承担侵权行为带来的法律责任。但是，实践中的困难在于现实中，施工方与承包方往往不是同一个主体，并且学生对学校建筑工程的相关信息难以了解。此时，作为与侵权法律关系双方中“桥梁”的高校理应有所作为。
2.制度建构
应规定高校在校园施工期间负有以下义务：
首先，学校有义务将工地设为禁区，防止学生进入。建筑材料也应放到学生难以接触的固定位置;其次，有危险性的工程，应避免在教学期间进行，而是利用寒暑假进行;再次，如果发生学生受损事件，学校必须作出积极回应，及时与承包方联系。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承包方的必要信息，避免学生无法找到适格的侵权主体，从而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校园交通安全及其建构
1.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高校校园的开放性日益增强，在校园中穿行的学校公车、教职工与学生私车、途经校园的城市公交车、校外来访车辆所带来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在阴雨天气、上下课期间，道路转弯处和食堂等地点。2010年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13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2.制度建构
第一，设立财政专款，用以加强校园交通硬件设施的投入和改造。该工作由学校会同交通部门和城市建设部门来完成。内容包括：拓宽人行道、划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与人行道，设定各道路时速限制;设置警示标志和校内红绿灯;在十字路口、教学楼、食堂、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段设置斑马线、减速带和人行天桥，必要位置可实施单行道和道路封闭。
第二，基于前述校园警察与保卫制度的建构，由校园警察和保卫人员切实承担校园内的交通管理，在一定路段设置交通岗亭，并对停车场和校门实施重点管制。同时，各校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依法建立一套校园交通事故处理的应急处置机制。
第三，鉴于目前我国对中小学校车安全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校也应予以同样注意，此点对拥有多个校区的高校尤为重要。
(五)校园卫生安全及其制度建构
1.问题分析
校园卫生安全包含食品、药物、医疗、疾控四个方面。食品安全対映的是校园食堂和校园商店，食堂、商店依据与学校签署的协议而进驻校园，在经营过程中还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因此受到合同和法律的双重规制;而药物、医疗和疾控则対映的是校医院。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的不断推进，校园卫生安全监管的两大难题也日益显现：
一是食物中毒事件不时发生。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学生食堂如果管理不善，极易发生学生群体食物中毒事件。例如2010年3月30日，安徽外国语职业技术学院43名学生在本校第三食堂内面馆吃完面条后，有39人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14;二是校医院运行状态堪忧。校医院广泛存在着规模小、经费少、技术和物资差强人意的现象，然而，校医院在实践中却往往承担着本校学生医疗保健、卫生检查和疾控工作的重任。2003年初，我国爆发的“非典”疫情，更是对该问题提出了挑战。
2.制度建构
在本领域，我国制定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三部法规与规章。因此，《校园安全法》中所需的立法工作是整合这些立法成果，并与《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公共事件应急条例》等卫生法律、法规进行衔接和补充。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根据行政区划，高校的卫生安全监管工作应列为相应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可以考虑为行政检查次数设立下限。
第二，通过立法为各高校校医院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按照校区数量、校园面积、师生人数，对校医院的规模特别是医务人员编制设定下限，其中多校区的高校可设立数个校医院，针对地理位置偏僻、本区域内医疗条件较差的高校还应增高其校医院的设立门槛;授权各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本校的医务资源配置，包括校医院位置、诊所和医务点地规划，规划应报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并接受二者的监督管理;明确校医院进行疾病防控与组织校园卫生检查(含学生寝室和开放性场所)的职能，以及在突发校园伤害事故时紧急救治伤员的职责，对于设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学校，还应实现校医院与它们的衔接。
第三，赋予学校后勤管理部门一定的食品卫生监管职责，包括听取学生意见、与食堂、校园商店的运营者进行磋商、沟通卫生行政部门等。
五、结语
早在一百余年前梁启超先生曾言道：“少年强，则中国强。”笔者进一步主张：“高等教育强，则少年强。”高校学生安全管理是发挥高等教育职能的重要前提，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实践。社会主义法治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原则，其中“有法可依”乃是先决条件。因此，《校园安全法》的立法研究刻不容缓。本文所作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建构或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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