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是一个基于农村特定社会政治生态，农民与国家进行有效互动，并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对于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态度和行为取向，从根本上取决于农民自身对新农保政策做出的预期评估。而造成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预期评估不高的逻辑因素在于，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难于对政策信息做出有效解读；基层干部公信力的下降，难于对村庄进行有效动员；新农保政策内在激励机制的缺失，无法对农民形成有效刺激。这一切都导致了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预期评估不高，进而表现出观望的态度和低档次参保的行为倾向。
论文关键词：新农保,预期评估,农民素质,干部公信力,激励机制
新农保政策作为国家构建农村社会性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转变农村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具有积极作用。而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新农保政策自身的内在设计，更在于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农民进行的有效互动。作为一项党和国家的支农惠农性政策，新农保政策能否适应农村的特定社会政治生态，获得农民较高的预期评估是新农保政策推行成败的关键。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农保的政策推行的起步阶段，必须及时冷静地思考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和问题，认真分析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在充分解读新农保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方法，使新农保政策在与农村特定社会政治生态进行有效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推行的预期评估不断得到提高。
一、预期理论与农民行为
预期理论(ExpectancyTheory)是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弗隆姆()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种行为倾向的强度取决于个体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期望以及这种结果对行为者的吸引力。”预期是一种客观的心理方法，指行为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各种信息来估测某一变量的未来变化规律和期望值。具体而言,当行为者认为决策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良好的绩效收益,且这种收益对个人具有足够吸引力时,个人的激励程度或动机水平才会最高。他也会因受到这种激励，进而付出更大的努力。“预期理论侧重于激励的过程，关注影响预期评估的各个因素和环节,在进行激励时,注重对该激励过程不同因素分别进行激励,进而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预期评估的高低取决于三个要素。1.投入投入预期(expectancy):当人们做出某一决策行为时,他们必然会为付出一定代价后可能会达到的特定绩效收益做出心理评价。该心理评价则是他们的预期评估,是他们为实现目标必须投入的可行性评估。2.预期收益认知(instrumentality):是人们对一定决策行为可能会导致的预计收益做出心理评价,这就是他们的认知,是他们对预期收益的评估。3.收益率评估(valence):是人们对收益净值的评价,是对投入产出比的评估。
实现合理预期主要有三个基本途径，第一,行为主体在进行预期评估的过程中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作出社会经济决策之前，总要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未来前景做出预测。”但由于人们了解和掌握信息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人们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知识或经验来形成预期,因而他们通常在作出预期时是依据社会政治生态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地修改自己的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政治的变动。第二,行为主体在进行预期评估时是基于自身理性的无偏性的预测。预期理论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在行为决策和行为选择时变动中预期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理性预期会使人们与国家的政策形成有效互动，而不断使个人对国家政策的预期不断得到提高。“合理预期理论强调了预期的理性,是理性行为与预期行为的一种结合。”第三,预期误差的非系统性,即在合理预期模型中,行为主体不会犯系统的错误,即社会经济政策不会使公众产生群体性错觉。预期的形成机制依赖于行为人自身理性的发挥,预期评估的高低是基于整个政策和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在中国农村社会，农民往往是作为理性经济人而存在的。农民也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基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经验形成的农民的理性，具有自身内在的独特性，其主要表现为生存安全保障的最大化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的结合。他们相信能够发挥自身理性，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信息,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面对国家的政策选择时，他们往往基于特定的农村社会政治生态和以往的经验，发挥自身理性对国家政策进行有效解读，并做出自我的预期评估，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政策偏好和行为倾向。他们在主观上也认为该行为选择是其从各种可选方案中,选择最优的策略。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中国农民，在面对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时，也表现为一种发挥自我理性与国家政策进行有效互动过程。但由于受到中国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和以往经验的缺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难于做出较为合理准确的预期评估。这就需要国家政策在与农民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内在设计和政策的推行方式，使农民能够对政策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对预期收益做出准确的认知和评估，不断提高农民的政策预期，进而影响农民的政策态度和行为倾向，形成对新农保政策的有效推动。
二、影响农民对新农保政策做出预期评估的因素分析
作为一项利民惠民性工程的新农保政策在农村的初步推行中并非十分顺利，而且存在一定阻力。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推行也大多持有观望态度，参与积极性较低。这一行为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农民自身行为的内在逻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在面对新农保政策推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是农民发挥自身理性做出的行为选择。
这一行为选择是由基于农村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对新农保政策所作出的预期评估的高低所决定的。而造成农民对新农保政策做出预期评估不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难于对新农保政策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降低了农民的政策预期。行为主体准确充分的掌握各种相关信息资源，并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行为人作出合理预期的基础。在农村社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往往基于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并发挥自身理性对农村政策进行解读，做出自我的政策预期评估。但由于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性，限制了农民对政策信息的充分准确解读，降低了农民对政策做出的预期评估。在新农保政策推行中，某些农民将“年满60岁的农民可以直接领取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资格的子女必须参保”的规定理解为用子女的钱来为父母养老，认为这种规定违背了参保的“自愿”原则。农民没能切实看到自己的缴费是存在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上，是在为自己养老进行积累。而部分尚未达到60周岁需要缴纳一定的参保费用的群众，因个人自身对政策的解读能力有限，难于对国家新农保政策及当地政府制定的新农保推行方案进行较为准确有效的解读，无法从相关政策中看到实惠。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宣传材料，也未能将农民参加新农保所获得实惠较为明细化，具体化的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较为关心的参保经费的管理，保费的保值增值，保费银行利息等问题也未能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容易让农民产生一定的歧义，降低对新农保政策的解读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自身的保守性以及受到过去农村合经会倒闭等事件的影响，认为现在新农保政策还在试点阶段，政策不稳定，为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维护自身利益，存在等待观望思想。这就导致新农保政策中对农民参保具有诱导性和激励作用的条款和措施难于很好的发挥作用，使得大多数农民在参加新农保的过程中，彼此相互观望，严重影响了新农保政策的积极推进。这些因素都使得农民难于对新农保政策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无法做出较为准确的政策解读，降低了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预期评估。进而导致了新农保政策推行过程中，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较低和低档次参保的特点。
二是基层干部公信力的下降，难于对村庄进行有效动员，降低了农民的政策预期。预期评估是一种客观的心理方法，行为者在进行预期评估往往受到对行为客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影响。在对新农保政策进行预期评估时，农民在心理上受到对政策推行机构的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信任感的影响。在乡村社会，基层干部作为新农保政策推行的主导性力量，其自身形象和公信力直接关系到新农保政策在农村的推行效果。由于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基层干部往往是作为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和对村庄秩序实行控制的职能存在于农民心目当中的，而作为对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性地位则极其微弱。近几年来，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而基层组织的职能却未能及时得到很好的转变，使得基层干部的服务意识仍然极其低落，导致了基层组织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极其式微。以此同时，还有某些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更是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在农民心目当中的形象，导致基层干部公信力的严重下降，致使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缺乏对村庄社会进行有效动员的能力，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各项农村政策贯彻执行。“在农村社会，村干部往往是作为农民异己性力量存在的”，但作为新事物的新农保的推行又离不开村干部的广泛宣传和对新农保政策细致的解读，这就可能导致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下降。另外，某些基层干部为了彰显政绩，在新农保的推行工程中，急于追求高参保人数，高参保率，而实行某些“要办事，先参保”的强制性规则，导致农民了的反感和抵触。这种具有附带性因素的参保，严重背离了新农保推行政策的自愿性原则，增强了新农保政策的推行阻力。由于农民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不信任感，延伸到其推行的国家政策上，导致了农民对于新农保政策推行的心理预期的下降。使得新农保政策在基层干部推行下的低效性。
三是新农保政策内在激励机制的缺乏，弱化对农民参保的诱导力，降低了农民的政策预期。政策的内在设计和涵盖政策信息是农民做出政策预期评估的基础和逻辑起点。而政策自身的制度缺陷和不足是造成农民政策预期评估的根本性因素。在新农保的政策推行中，由于政策自身的内在设计中缺乏对农民参保，特别是高档次参保和长期缴费的内在诱导和激励机制。一方面，在新农保的政策推行过程中，为刺激农民参保地方财政往往将补贴发放在参保缴费上，并且不论参保缴费档次高低一律是政府每人每年补贴30元，这就使得农民在发挥自身经济理性的过程中，往往选择100元的参保缴费档次，而把多余的钱转向其他的投资方式。另一方面，在新农保的推行政策中，没能很好的体现出农民参保缴费越多，财政补贴越多的优势，也没有具体做出缴费年限越长，基础保险金越高的制度性规定。这使得新农保政策缺乏对农民高档次参保，长期缴费的内在诱导和激励机制。这就往往导致农民在参加新农保的过程中，大多只停留在按最低档次缴费每人每年100元的参保标准上。
这种由于政策设计中内在激励机制的缺乏，使得政策对参保人员长期缴费，高缴费档次参保的刺激作用较弱，农民长期缴费，高缴费档次参保的积极性低落。此外，作为基础养老金的每人每月55元的标准相对现有的农村物价水平和消费标准而言实在太低，在乡村社会，这种低水平的农村养老方式对农民生活的保障能力是极其脆弱的，使得农民无法将其作为自身养老的唯一依靠，而必须寻求多元化的养老保障。而15年的缴费期限太长，降低了农民的心理期待和心理预期。这些都导致了新农保政策内在激励机制的缺失，也降低了农民对新农保进行高档次缴费和长期性缴费的政策预期。更降低了农民对于把新农保政策作为自身的养老依靠的心理预期评估。这也使得新农保政策对引导农民参保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对推动农民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的社会性转变，难于形成足够的促动力量。
三、提高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预期评估的路径选择
新农保政策作为一项党和国家的支农惠农性政策，从根本上是以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归依的。但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效果却是基于农村特定社会政治生态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一项好的惠农政策能否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关键在于农民基于自身理性对政策的做出有效解读，以及政策本身及其推行方式导致农民预期评估的高低。因此，在新农保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基于农民与政策做出的有效互动，不断改进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方式，使农民能够对政策信息资源进行有效解读，满足农民需求；不断提升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公信力，赢得农民的信任；不断完善新农保政策内在设计，使其不断适应农村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这些因素改善都将提高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推行的预期评估，进而影响农民的行为倾向和政策态度，增强对新农保政策的推动力。
一是改进政策的推行方式，使农民对政策信息资源进行有效解读，提高农民的政策预期。努力加强对新农保政策的有效解读和宣传，把所涵盖的政策信息准确充分的传递给农民，不断提高农民对政策信息了解和掌握，使其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整合，为农民进行合理的政策预期评估提供信息基础。这样可以使农民在发挥自我理性的基础上，有效的提高农民政策预期。在新农保政策推行中，基于农民的自身素质较低的局限，无法对新农保政策和实施方案做出较为准确的解读，难于从初步推行的政策制度上看到实惠和好处，也就无法做出较为积极有力的判断和较高的政策预期。因此，作为新农保的推行机构必须不断改进政策推行方式，特别是加强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力度。一方面，政府要对作为新农保政策推行的主导性力量的基层干部加强业务能力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干部自身对新农保政策解读和宣传能力，使其能够帮助农民就相关问题解惑答疑，做好新农保政策的咨询人。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基层干部要积极主动入户宣传动员，发挥自身作为新农保政策咨询人的角色，走到农民身边，解答他们切实关心的政策疑问，使其认识到新农保政策的利民惠民性，进而消除农民相互观望态度和思想，积极参保。另一方面，政府关于新农保政策的宣传材料要对农民较为关心的问题做出较为明确的解答，并以具体事例和数字等农民容易理解的方式，把新农保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和好处较为明细化、具体化的表现出来。政府部门还要借助可信度高、权威性强的电视媒体和报纸杂志，并结合诸如大会宣传、公告宣传和入户宣传等常规性宣传方式加强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把新农保政策的信息和实惠传递给农民群众，不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和公信力。此外，在政策推行工程中，还要采取由村委会到村小组再到农民的稳步推进方式，确确实实的把新农保政策的内容和精神传达给每个农民群众，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准确的解读新农保的相关政策信息和原则，解除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推行的担心和顾虑，不断提高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预期，促进农民积极参保。
二是提升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公信力，赢得农民的信任，提高农民的政策预期。提高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服务意识，改善基层组织干部形象，不断赢得农民群众的信任，提升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公信力是提高农民政策预期是有效途径。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农民往往将政策和推行主体视为一体，干部形象的好坏，公信力的高低严重影响政策的推行效果和农民的政策预期。在乡村社会，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领路人，也是国家各项利民惠民政策推行的主导性力量。作为初步推行实施的新农保政策，要被广大农民群众了解和接受，依赖于基层干部对新农保政策的细致解读和广泛宣传。在新农保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作为政策推行主导性力量的基层组织和干部，要积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树立良好的干部形象，不断提升干部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一方面，基层干部作为国家农村方针政策的领路人，要不断加强自身素质和修养，增强自身业务能力。在新农保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要率先认真解读和领会新农保政策的内容和精神，宣传新农保的参保程序和好处，积极成为农民身边的新农保政策解读员。基层干部要积极主动的采取各项措施，通过各种途径走到农民身边，把新农保政策的信息和实惠传递给每位农民群众，及时耐心的解决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疑问和顾虑，引导和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保。
另一方面，在新农保政策推行方式上，农村基层干部要切实从农民利益出发，不急于追求高参保人数和高参保率，注重政策的循序渐进，对农民参保多动员宣传，不搞附带性“捆绑式”参保，耐心的帮助农民了解新农保政策的利民惠民性，赢得农民的信任。此外，对于农保基金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基层干部要严以自律，加强农保资金的监督管理，消除农民参保的担心和顾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推行新农保政策的可信度，使得干部的信誉与政策的权威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政策预期，农民参保缴费才能切实放心。
三是完善政策内在内在设计，使其适应农村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提高农民的政策预期。不断完善政策自身的内在设计是不断提高农民政策预期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一项好的政策，能否为农民所接受关键在于能否适应农村的特点的社会政治生态，这也是决定农民政策预期评估高低的关键。因此，在对新农保政策推行方案进行制定和设计时，要深刻领会国家政策精神，并结合地方实际，不断完善政策的内在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农民参保续保。为刺激农民长期缴费和高档次投保的积极性，在政策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出农民参保缴费越多财政补贴越多的优势和缴费年限越长基础保险金越高的特点。为充分鼓励参保农民高档次缴费参保，地方财政要按照“多缴多补”的原则，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农民，给予适当鼓励。为积极引导参保农民长期缴费，增加个人账户积累，对缴费超过一定年限的，地方政府也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这样不断完善新农保政策的内在激励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新农保政策对农民参保积极性的激励作用。另外，针对国家关于新农保政策中统一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部分，鉴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存在差异，地方政府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切实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使得基础养老金的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实际消费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基础养老金对农民生活的保障能力，增强新农保政策对农民参保的吸引力。这样以来，才能使新农保政策不断适应不同的农村社会政治生态，满足不同生活水平的农民对养老的不同实际性需要，刺激不同生活水平的农民选择不同标准的参保档次，使得新农保这一社会性养老手段真正成为农民社会性养老的依靠。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预期评估，赢得各生活层次农民的积极参与。农民也能够基于新农保政策的推行，切实把自己的养老寄托给社会，真正实现农民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的社会性转变。
总之，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是基于农村特定社会政治生态，农民与国家政策进行有效互动的结果。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农民基于自身理性对新农保政策做出的预期评估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政策态度和行为倾向。因此，认真分析政策推行过程中影响农民做出政策预期评估的逻辑因素，不断提高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做出预期评估是稳步推进新农保政策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新农保政策在农村初步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逻辑困境，切实将政策实惠带给农民，逐步实现农村养老方式的社会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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