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六大专业市场指数的发布，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将迎来“指数经济”时代。“指数经济”是市场经济继“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从而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的资源整合。在浙江省，“指数经济”不仅大大拓展了“草根经济”的创业空间，也大大强化了“大树经济”的创新动力，从而与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双创战略”形成叠加效应，推动浙江经济进一步良性发展，保持市场经济的领先优势。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指数经济,创业,创新
以“指数”形态集聚的经济发展，是随着块状经济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块状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早在上上个世纪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从事经济指数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了（比如说至今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道·琼斯指数，1884年开始编制）。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最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在东南沿海一些区域，市场经济更是发展得相对充分和成熟，块状经济成熟为区域经济的一种重要载体。由此我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一些区域，也就表现出一些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属于市场经济较高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特点和经济规律，即由“指数经济”集聚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特性。事实上，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正以一种强劲的势头，发挥出其作为市场经济最新成长阶段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生产力”［1］。
一、“指数经济”：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充分的区域，江、浙、粤三省的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闪亮登场，并且成为其继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领先优势的社会基础。
浙江省的指数经济型态首先是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策动的。在商务部相关领导的直接领导下，2006年10月22日，第一期“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隆重登场。“义乌指数”包括价格、景气及其相关单项三种指数，它由200多名指数采集员每天对市场内3832个代表品的单价和成交量，每月对定点商位的库存、商品毛利率、资金流动、商户信心等数据进行采集，采样范围覆盖了小商品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国际商贸城等3个专业市场，20多条专业街，4300多个商位，涵盖了17大类68中类100小类1006细类的商品。所有数据信息输入预定的软件系统，通过既定的程序运算，最终得出周、月的价格和景气等系列指数［2］。此外，作为我国的指数大省，浙江省还有另外三个指数，分别是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中国柯桥纺织指数”和海宁“中国经编指数”。其中“余姚指数”由“中国塑料仓单价格指数”和“中国塑料现货价格指数”构成，用以反映塑料价格的指数［3］；“绍兴指数”则用以全面反映中国轻纺城纺织品内外贸易销售价格变化趋势和绍兴县轻纺城产业发展状况及景气程度的由一整套指数构成的指数体系，它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外贸指数以及订单指数四部分构成［4］；“海宁指数”包括产品指数和企业50指数两个指数，用以反映经编类产品价格的指数［5］
广东省和江苏省在指数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是广东省指数经济的典型代表。“深圳指数”由一个综合指数、四个板块指数（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手机、数码产品和IT产品等）和50项分类产品指数组成。指数的产生严格遵循“价格指数设计、数据采集与处理、指数分析处理系统、指数发布、指数运维管理”等六大理念系统构建，通过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网、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大厅、华强北商业街多个LED大屏幕及多家媒体，每周一公开发布［6］。江苏省的指数经济由由“盛泽指数”为代表。2007年11月24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为“中国·盛泽丝绸化纤指数”的发布按下水晶球。“盛泽指数”主要反映盛泽及中国东方丝绸市场上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丝绸纺织品价格变动以及相关企业景气波动，主要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盛泽50指数和流量指数四大模块组成。其中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指数按天发布，丝绸纺织品价格指数按周发布，丝绸、化纤、市场景气指数以及反映盛泽地区50家最大规模织造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变动的盛泽50指数，都按月发布［7］。
以这些专业市场指数为代表的指数经济的成功运作，显示出浙、粤、苏三省市场经济发展显然已经有别于其他区域，“指数经济”已经成为上述三省进一步领先于其他省市的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成长的历史新阶段
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浙、粤和苏三省出现的“指数经济”现象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因为“指数经济”的形成至少在原有的市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一）“指数经济”的概念
从上述几个专业市场指数成就的区域发展中可以看出，“指数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历史阶段上，资源的配置不仅超越了资源本身的约束，也超越了使用的约束，转而服从于一个现代资讯体系的协调和指挥，由此组合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资讯体系，就是基于一定规模、一定领先程度的专业市场而形成的“指数体系”。通过发布专业市场指数，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因此，由这种指数资讯体系组合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形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指数经济”。
也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这种“指数经济”对实体经济过程的良性推进作用，才在现实意义上成就了浙、粤苏三省经济社会的强势发展，甚至自然也就奠定了三省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指数经济”所以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良性的推进作用，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级型态，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产品定价的话语权，进而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与创新。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直接单一的生存需要，而且任何需要都是依靠自身的劳动去获取，没有任何交换的现象。但随着生产力的水平的发展，人们的劳动产品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剩余，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分工，从最开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分工，到后来发生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分工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们在长期从事自己所在领域的劳动时，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一些人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的熟练，亦既生产效率更高，当然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别的领域中比别人生产效率更低，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一些人在某种产品上有剩余，而在另外一些产品上则存在不足，甚至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是物物交换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一开始的物物交换是局限于氏族内部，然后逐渐突破范围，氏族之间的交换也出现了，由此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更加普遍化了，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不同氏族由于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分工状态，“市场经济”的时代也具有了更加广大的社会基础。
由于交换的制度基础——市场制度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的差异，在此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可以划分为“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阶段。在商品经济阶段，很多的交换是偶然发生的，并没有一个主观的计划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商品交换还仅仅是单纯的物物交换，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交易媒介——货币还没有出现，随着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和分工，以及商品经济重要的交换媒介——商人的出现，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较高阶段。
在商品交换正常化促使产生了固定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之后，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价格经济的时代。所谓价格经济，是指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准则和基础，一切物品的交换是以价格为依据的。这样有了价格这个数字化的标签，让商品的交换变得简单，大大促进了商品的交易，同时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价格经济阶段，人们生产的目的已经绝对不再是为了单纯满足自身的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了，许多单纯为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专业作坊和工厂应运而生。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注入了许多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都有了预先的安排和计划，在人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操作下，为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的出现让商品交易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整个生产和交换过程就不再完全局限于“原产地”的范畴，经济活动的半径因为规模化生产而达成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极化效应而几何阶数地扩展了，这也是浙江省义乌市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8］由此可见，只有进步到“价格经济”，市场经济才算真正地嵌入于我们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类的经济历史长河中，相对于“商品经济”来说，“价格经济”尽管在时间上相对短暂，甚至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其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却非常巨大，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是“商品经济”难以企及的。
这种时间与财富的反向效应在“指数经济”上进一步扩张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票指数的出现，指数的概念第一次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有了指数并不等于进入了指数经济，“指数经济”的实质是对专业市场优势的进一步强化和固化，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就是通过其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形成对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资源的内向式集聚。在这里，作为“价格经济”经济基础的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过程的核心环节已经由“生产制造”过渡到“非制造环节”，也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一点在里，两头在外”，也就是说，上述的7个环节我们基本上只是占据着“生产制造”这样一个低端的环节，而其他6个高端的环节则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由此造成了郎咸平所谓的“两只秃鹰现象”：“这两只冷血秃鹰，一只名为产业资本，另一只叫做金融资本。它们联手占据着整个产业链的高端，而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制造部分丢在中国”，“这两只秃鹰从高空冷冷地看着你慢慢流血的身体，一旦你露出弱点和疲惫，它们就会一啸而下，把你吃得干干净净，尸骨无存”，“在它们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中国制造业每次通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辛辛苦苦创造1美元价值，同时就要为美国创造9美元的财富。
我们越拼命地流血制造，它们就越加富有，而这两只秃鹰的控制力量也就更强”。要改变这种书面，唯一的路径是继续稳定地占据着“1”的生产制造环节，然后逐渐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9］“指数经济”的实质就在于奠定了一种经济基础，由此可以稳步实现这种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战略。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但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价格经济阶段，由于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形成了浙江经济中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强势发展；“价格经济”的低端品性只有通过“指数经济”，实现经济过程的“非制造环节”转移和过渡，才能最终实现整个经济过程的高端品性。
三、浙江省对“指数经济”战略作用的主观利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价格经济”的阶段性推动作用使得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了全国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浙江省的“价格经济”更多地延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格局，更多地具有低端的品性，因此各种各样“成长的烦恼”严重地困扰着浙江省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然而，比较幸运的是，“指数经济”在浙江省的率先形成显然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事实上，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已经在无形中比较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大好的契机。
（一）拓展“草根经济”的创业空间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省“草根经济”最为核心的力量，也是浙江省能够建设成为“市场大省”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之所以能够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低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一个挂件几分钱，一个发夹几毛钱。这种经济模式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其支付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激励的市场恶性竞争严重地影响了整体的生存环境。然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定价权的回归，各种商品可以以更为合理的价格交易，或者说是更为有利于卖方的价格成交，这大大化解了浙江省各大专业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买方垄断困境，由此压低价格的“买方”因素逐渐趋向弱化，最终形成相对比较稳定并且有所提高的交易价格。在价格得到相对提高并且稳定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必然得到改善。
在此情况下，草根经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一种的横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因为价格的稳定和相对提高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草根力量加入到创业队伍中去，进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的草根基础。由此也就自然地实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的发展战略。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趋势，注定了其不可能形成一种纵向的发展过程，也即一个草根性质的企业因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不会因为价格的稳定并且有所提高而发展成为大企业，因为在此情况下，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会被很多人模仿，从而大大减弱了其成为大企业的机会和条件。由此可知，一个“草根企业”不可能仅仅因为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可以成长为“大树企业”，“小草”成长为“大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是在于核心竞争力发生飞跃，特别是由低价的横向扩展升华为创新性的纵向突破。
（二）强化“大树经济”的创新动力
与“草根企业”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一些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纵向的发展战略，也既通过加强研发能力，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产品，这样也契合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强省”发展战略。
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等通过指数的发布而成为各自领域的世界交易中心，通过观察其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国内乃至全球相关产品的价格运行趋势，这让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大大提高。同时，指数的发布，可以引导企业的战略决策，如当指数走低时，企业应该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产品是否已经变得不再那样受欢迎，从而应该开发出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样的局面必然有利于研发能力的加强，最终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权威地位，成为市场标准的制定者。因此，指数经济为大型企业带来的好处在于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形成了更加有利的新产品研发，直至奠定制定产品标准的市场环境，从而最终奠定其产品研发及其标准制定的核心竞争优势。当一个企业从事新产品研发，甚至拥有制定市场标准的权利时，其所面对的是一种高端市场，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它拥有“撇脂定价”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垄断高价”，这种价格特权所获得的“垄断利润”能力又反过来促使企业具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研发新产品，也具有更强的心态和资格制定产品标准，最终推动这些大型企业达到企业的最高境界，也即达到与“草根经济”相对应的“大树经济”。
当然，这种新产品研发和标准制定是最为典型的创新行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自主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指数经济”可以推动大型企业更强的创新动机和能力，也就是说，“指数经济”是推动浙江省委省政府“创新强省”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
（三）与“双创战略”形成叠加效应
不难看出，这样两种企业的两种发展路径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指数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巨大的提升作用。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树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推力，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经济活力并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品质，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决定了浙江省区域经济可以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可持续地强势发展。
这种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核心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无疑是与浙江省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相吻合的，草根经济可以“创业富民”、巨木经济则是“创新强省”。因此，在“指数经济”的引导下，浙江省的“双创战略”可以在“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巨木经济”的纵向突破过程中得到完全实现。
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为发展背景的饰品行业的良性循环，是在“指数经济”引导下实践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的典型案例。据有关媒体报道，目前义乌拥有饰品生产企业近5000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从业人员15万人，2006年行业销售额120亿元，其中出口额80亿元，出口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饰品行业之所以可以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推动力与“巨木经济”的纵向拉动力有机结合。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中，作为饰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新光公司以新产品研发和产品标准的制定为核心竞争力，其每天一百多个新品种的饰品研发能力决定了它始终能够占据饰品的高端市场，由此通过“撇脂定价”战略（在众多饰品企业的产品以几块钱来定价的情况下，新光公司的饰品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甚至有上千元单价的出口定单）而获得企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最终奠定其在饰品市场中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其有所不同，大量的一般企业则作为饰品行业的“草根”而存在，因为超强的模仿能力而奠定其所具有的超低价格的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光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往往也只有一两个星期的市场发展空间），由此奠定饰品行业的繁荣发展。在这里，“草根经济”和“大树经济”是一个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为了优化这种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的成长环境，只要在形式上能够避开新光公司的知识产权范围，新光公司在主观上并不刻意打击其他饰品企业对其产品的模仿甚至抄袭），其中，新光集团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高端地位，而大批量中小企业主的创业激情则支撑了饰品行业的强势发展，由此构成了饰品行业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创业、市场、创新、繁荣四大元素之间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四大元素也就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不可或缺的实现路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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