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１９６８年Ｂａｌｌ和Ｂｒｏｗｎ开实证会计研究（简称“实证研究”）之先河以来，实证研究迅速发展，并在西方会计学术界取得了主流地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国一些会计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实证研究方法，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逐渐增多，会计学术领域的权威刊物《会计研究》在１９９７年还专门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
纵览国内的相关文章，其中不少对实证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批判观点，以显示规范研究方法并未落伍。但笔者认为，不少批判观点是建立在不了解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的，难免有谬误。本文专就此作些辩解。
１．有的文章批判实证研究方法并不像实证研究者标榜的那样客观，从假设的提出到变量的选择、数据的收集、再到模型的选择，都包含着研究人员的主观因素。客观地说，实证研究的许多步骤的确包含有研究人员的主观判断，然而即使如此，实证研究方法仍然比其他方法更具客观性。理由有两点：首先，研究人员拒绝或者接受所提出的假设，完全取决于经验数据检验的结果，体现了一定的客观性；其次，如果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已有的研究在某个环节上存在着主观偏差，可以针对这些偏差重新选择更合理的变量、收集更客观的数据进行研究，从而得出更客观、更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样能不断提高研究的客观性。
２．有的文章批判实证研究所蕴含的归纳法，认为它力图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概率或偶然性。归纳法的缺陷其实早已为哲学家们所发现。波普尔所创立的证伪主义，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归纳法的缺陷。波普尔认为，从逻辑上看，无法通过反映单个现象的经验事实去证实某个全称命题。因为，即便是现实世界所有已观察到的经验事实都与该命题相一致，也很难保证未来不会产生不一致的经验事实（即异例或反例）。相反，只要有一个反例，即可证伪某一全称命题。正是这种逻辑上的不对称，使得证伪具有更大的优势，科学知识应能经受得起证伪的考验。如果我们对实证研究的研究过程加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实证研究实际上遵循了证伪的做法。研究人员一般先是将拟证明的命题作为备择假设，构建相应的逆命题作为零假设；然后通过经验数据证伪零假设，从而拒绝零假设，在此基础上接受备择假设（即拟证明的命题）。因此，实证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克服了归纳法的缺陷。
３．有的文章批判实证方法可能导致相当复杂的研究，而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却非常简单，甚至有些是众人皆知的常识。诚然，实证研究的确主要涉及一些较为单一的课题，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实证研究的价值。不一定是通篇大论“治国平天下”的文章才有价值，实证研究得出的一些虽小、但实实在在的结论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即使是验证常识，也未必就没有意义。因为人们的常识多来自于感觉，而有些经济现象是与人们的感觉相悖的。实证研究能够进一步增加常识的可靠性和普遍性，避免以偏概全，其价值是明显的。
４．有的文章批判实证研究过多地使用数学方法。诚然，有些实证研究论文，特别是国外的一些论文的确通篇充斥着符号、公式等，然而，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学者之间交流思想的成本就会小得多。数学具有简洁严谨的优点，对长篇累牍的文字，用一两个公式、几步数学证明就能表述清楚，且不会产生歧义。只要不是为了故弄玄虚而运用数学，以至增加了论文的复杂性，人们还是应该鼓励数学方法的运用，因为数学的确有助于研究的严谨化和科学化。目前国际上最被认可的论文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结果的论文。
５．有的文章批判我国的实证研究没有以适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和财务学理论为基础，往往直接引用国外的模型，多数都是依靠推测来提出假设的。应该承认，这不仅是我国会计实证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不因为实证研究进展不大而却步，而是认真总结经验，利用我国的经验数据验证国外实证研究的结论，便会有助于我们检验国外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国内实际。通过实际数据的分析，也能够揭示出我国与西方的差异之所在，从而为发展适合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和财务学理论指明方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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