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会计信息质量； 经济后果
一、引言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直接或间接采用，尤其是2005年起欧盟在其成员国的上市公司中强行推行ifrs；同年，澳大利亚将ifrs改头换面要求其上市公司实施。ifrs的大范围使用带来了许多研究机会，因此这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的注意力。中国2006年颁发的新会计准则，基本与ifrs一致，现在已在上市公司中得到普遍应用，估计这也会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
本文旨在综述在美国会计学会2008年年会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帮助国内学者（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使用英语论文的学者）了解国际上研究ifrs应用的现状，为他们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也帮助国内会计实务工作者了解ifrs在他国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本文下一节是对有关论文的分类和介绍，再下一节是对这些文献的简要评价。
二、论文分类介绍
在2008年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上发表的关于ifrs应用的论文有10多篇。这些论文从方法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研究；二是问卷调查。从内容上看有三类：一是关于ifrs实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二是ifrs实施的经济后果；三是影响使用ifrs的因素。此外，还可以按研究对象ifrs的范围来分，可分成两类：一是对某些具体准则的影响的研究；二是对ifrs的整体影响的研究。由于这些分类重叠，为了避免重复，以下按研究的内容分类来组织对论文的介绍，但在合适的地方也提及其他分类。
（一）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lin ＆paananen（2008）比较了德国公司在使用ias（2000-2002）、ifrs（2003-2004）和ifrs（2005-2006）等3个不同时期的会计信息质量。他们发现，在ifrs应用期间盈余和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的价值相关性不如ias应用期间盈余和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的价值相关性。这说明，ifrs应用期间企业的盈余管理更为严重，企业更少及时地确认损失。即使从样本中去除新的、没有ifrs应用经验的企业，这些结果也基本不变。
wang，young & zhang（2008）研究了ifrs的实施对金融分析师的信息环境（用金融分析师的预测特征表示）和公共信息环境（用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及盈余公告相对于企业的总信息环境的重要性来表示）的影响。结果显示，2005年ifrs在欧盟的强制实施改善了金融分析师的信息环境和公共信息环境。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得以改善的根源在于金融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中剔除了一些盈余的构成部分。他们还发现，在2005年前自愿采用ifrs的欧盟企业在2005年前后也有相同的信息效果。但是这些效果因国家和法律体系不同而异。
2007年以前，外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如果采用ifrs，要编制20-f财务报表以调整ifrs和美国准则间的差异。这一要求到2007年11月才被取消。hughes and sander（2008）利用这一背景研究了欧盟国家2005年采用ifrs 后，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ifrs净利润与美国准则下的净利润差异是否比旧准则下净利润与美国准则下的净利润差异要小，结果他们并未发现差异明显减少。但是，他们从2004、2005 和2006年的ifrs 与美国准则间的20-f净利润调节项目中发现，ifrs净利润与美国准则下的净利润相当一致，表明对在行的信息使用者来说，用哪套准则均可。
byard，li，& yu（2008）在the effect of mandated ifrs adoption on analysts's forecast errors一文中探讨了欧盟企业2005年执行ifrs对金融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他们发现，实施ifrs 后金融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错误减少，准确性增强。结果还表明，在原准则与ifrs 差别大的国家里和法律实施力度强的企业里，金融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错误减少得更多。这些结果说明强制实施ifrs有利于提高金融分析师盈余预测信息的质量，但提高的程度至少取决于以上两个因素。在选择样本时，作者要求样本企业在ifrs采用前后受到同样的金融分析师的跟踪，以确保可比性。其样本包括3 777个企业/年的观察值，代表1 163个企业。该文在研究设计上有三个关键技术。一是如何确定金融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错误。作者用了这样一个算式：错误绝对值=|实际每股盈余-年度中盈余预测的中位数|/股价。二是如何确定原准则与ifrs的差别。对此，作者采用了bae et al. （2008）中的方法。三是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实施力度。作者参照了kaufmann，kraay & mastruzzi （2007）的方法。
以上论文均是将整个ifrs的应用作为研究对象，而chalmers，clinch & godfrey（2008）却研究澳大利亚599家上市公司在2005年左右实行ifrs时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是否比以前实行澳大利亚本国准则时要高。作者将无形资产分成两部分：可辨认无形资产和可辨认商誉，并用年报公布当月月末的股票价值对在两种准则下的无形资产额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就可辨认无形资产而言，采用ifrs并不比旧准则能给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相反，旧准则比ifrs能为投资者提供关于可辨认无形资产的增量信息，但是这一结论不适合于商誉。
总之，上述文献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发现，ifrs的应用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改善信息环境，但这些效果因国家、法律体系和其他因素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发现，ifrs的应用会加剧盈余管理，这势必降低信息质量；还有的文章发现按旧准则产出的会计信息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二）采用ifrs的经济后果
alves，brüggemann & pope （2008） 等人研究欧洲15国上市公司强制采用ifrs对证券市场流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他们收集了11 000个在采用ifrs前后发布的盈余公告，计算观察期的异常买卖价差、异常交易量和异常回报波动性。结果显示，实施ifrs后的盈余公告前一日的异常买卖价差比实施ifrs前的盈余公告前一日的异常买卖价差要高。这说明市场相信ifrs盈余比按各国准则而算得的盈余更具有信息价值。不过，他们也发现，异常交易量和异常回报波动性的结果因数据库而异。
由于企业在采用ifrs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daske，hail，leuz，& verdi（2008）将采用ifrs的企业分为名义上的采用者和严肃采用者。他们研究实施ifrs对二者是否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他们假设实施ifrs的经济后果取决于采用ifrs来提高透明度的努力程度。这项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两类企业。作者采用了如下标志：1.年报的页数（基于披露量多少与企业提高透明度的努力程度正相关的假定）。2.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前秘书长david cairns 1999 年和2000年在“国际会计准则调查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surveys”中对公司年报应用ias程度的分析。 采用前后盈余质量的变化（用应计项目占经营现金流量的比重表示）。4.公司大小、盈利水平高低、国际化程度和股权分散度等（基于这些指标与公司报告动力成正比的假定）。经济后果则用隐含资本成本、买卖价差和股票流动性（用每元交易量的日绝对股价变化表示）来表示。研究的样本来自24个国家（包括中国）的13 653个企业，跨越1998年—2004年。他们发现自愿采用ifrs对这些变量的平均影响不是很大，但是ifrs的实施对严肃采用者的资本成本和流动性的影响要大于对名义采用者的资本成本和流动性的影响。
daske，hail，leuz，and verdi （2008）用一个来自26个国家3 800个企业/年观察值的样本分析了强制性使用ifrs 对市场流动性、资本成本和tobin's q 的影响。他们发现，对市场流动性和股权估值在采用ifrs时提高，但是这些来自资本市场的好处只存在于那些严格监督ifrs实施和提供公共报告动力的国家。此外，如果本国原来的准则与ifrs接近、如果某国有与ifrs趋同的战略、如果行业里的ifrs采用率较高，则这些效果会减少。这些效果在自愿从本国准则转用ifrs的企业里最为明显。
prather-kinsey，jermakowicz & vongphanith （2008）利用157家欧盟上市公司研究了2005年实施ifrs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信息含量和资本成本的影响。他们发现，ifrs的采用提升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从而降低了资本成本。他们还探索了影响ifrs应用的经济后果的因素，发现成文法系国家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要大于案例法系国家的企业。
与前述文章所采用的方法不同，pickering，aisbitt，gray & morris（2008）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索了ifrs实施的成本和效益。他们的调查对象是1 666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调查是在2006年进行的，回收问卷339份（22.94%）。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回复者表示使用ifrs很少产生那些在文献里经常提到的好处。如：提高与其他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提高了公司关于其财务状况的信息质量、提升了企业从资本市场或银行筹资的能力、减少了资本成本等等。回复者确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ifrs的复杂性及对其解释的不确定性。
总之，绝大部分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ifrs 的应用会产生经济后果，包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降低资本成本。同样，这些效果受多项因素的制约。例如，ifrs实施的监督力度、提供公共报告的动力、本国原来的准则与ifrs趋同的程度等等。不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结论持谨慎态度，因为用问卷调查得到的结论与其不一致。
（三）影响ifrs应用的因素
只有一篇论文关注此问题。muller，riedl，& ruhr（2008）研究了欧洲经济区（eea）125家投资性房地产上市企业在2005年强制性实施ifrs后采用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不动产的决定因素。他们假设并发现如果使用ifrs前的旧准则允许或要求企业使用公允价值，如果企业更致力于增强其透明度，则使用公允价值的可能性要大。此外，他们也发现一些证据表明，如果所有权比较分散、如果不动产市场比较活跃，则企业更有可能选择使用公允价值。
三、评价和结语
由于美国会计学会年会每年在8月份召开，上述论文是比较新的。这些论文的质量比较高，因为它们是经过匿名审评过的。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
首先，它们研究的面比较窄。它们遗漏了ifrs应用中的许多问题。例如，ifrs是如何实施的？实施过程中公司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实施过程中审计师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实施后投资者如何使用新的会计信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什么办法？
其次，这些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绝大部分论文用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这类方法有助于定量分析，但不利于研究为什么和如何之类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只能指出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而不能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有必要结合使用其他方法如问卷调查、案例研究、访谈和行动研究。这种多方法研究的优点已在上述关于采用ifrs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中体现出来。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本文只包括一个会议的论文，这些论文不能完全反映国际上的研究全貌。美国会计学会年会的论文只能大致上反映出国际上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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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e，k.，h. tan，and m. welker.（2007）. international gaap differences: the impact on foreign analysts. working paper，queen'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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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lmers，k.，clinch，g.，& godfrey，j. m.（2008）.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mpact on the value relevance of intangible ://a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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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ghes，s. b. and sander，j. f. （2008）. the implications of ifrs adoption: the extent of convergence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ifrs and us gaap net income. am2008.
[8] kaufmann，d.，a. kraay，and m. mastruzzi.（2007）. governance matters vi: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6. the world bank，ju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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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uller，k.，riedl，e. & ruhr，t. s.（2008） choosing cost versus fair valu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real estate industry upon adoption of ://a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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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rather-kinsey，j.，jermakowicz，e. k.，and vongphanith，t. （2008）. capital market consequences of european firms’ mandatory adoption of ifrs. am2008.
[13] wang，x.，young，d. & zhang，z.（2008）. the effects of mandator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o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a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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