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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视到各省市电视台都坚持把综艺节目做大做强，而综艺节目的走“全民娱乐化”路线，把娱乐元素的渗入进行到底。 2 更多类型节目娱乐化 所谓娱乐化就是事物以更显著的煽情性、花边性、刺激性的内容或形象出现，让一切形态的思考变得更性感、更具诱惑力，以达到人情味更浓、更贴近观众、更容易吸引大众关注的目的。 当下。越来越多的新闻、体育、财经类节目也用娱乐化手法来做节目，如国际新闻中，获释英兵“卖故事”赚钱、英国获释女兵以10万英镑向电视台出售被扣经历。将透露诸如“剥光衣服只剩底裤”、“怕遭卫兵强暴”和“担心被钉入棺材”等“精彩细节”，这是将国际事件“娱乐化”，新闻娱乐化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为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娱乐消遣的功能。而体育新闻也同样，除了对竞技运动的偏好报道，体育明星的私生活也受到关注。媒体在关注罗纳尔多踢进了几个球的同时，同样高度注意他是否又换了女朋友。而财经新闻也要找到一个更有趣的切入点，尽可能挖掘其中的娱乐因素。娱乐元素之所以在电视节目中倍受青睐，是因为节目的娱乐化可以使观众在轻松、生活化的氛围中满足收视心理需求。 二、对电视节目娱乐泛化的分析 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真人秀”节目越来越受到欢迎。这种节目是借鉴外国的同类节目加以改造而成的。它的“真人”迎合了受众的“求真心理”和“窥私心理”，而“秀”的不同迎合了受众的“求异心理”。而其它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处理更是将电视的娱乐功能放大。电视新闻也以一种轻松、幽默的“说”新闻的方式。带给观众新闻信息，使观众一打开电视，马上被“娱乐”，造成一种“全民娱乐”的表象。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今电视节目娱乐泛化到如此程度?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媒体竞争与角色定位的需要 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二百八十八个频道，其中中央电视台共有二十九个频道(含付费频道)，省级电视台共有二百五十九个频道。中央电视台所有上星频道累计播出时间为每天六百零八小时；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中平均播放时长为每天二十四点七九小时。”新闻媒体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要在竞争中取胜获得巨大财源，就必须争取广告商，而广告商选择媒介的首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拥有广告受众，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既定模式“办好节目——争取受众——争取广告”，因此为了争取广告商，媒介只有重视受众，充分考虑受众的需要、兴趣、爱好，而娱乐化的新闻内容和轻松的播出方式是吸引观众眼球的绝手好戏。 由于新闻单位的“企业化经营”，电视台逐渐转变角色，从媒体自身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媒体开始放低姿态，从观众的需求出发，出现了一种电视节目娱乐化的倾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现在媒介市场是所谓的所媒介资源过剩时代，即买方市场，买方市场是消费者导向的市场或顾客导向的市场。在“收视率为王”这个尚方宝剑之下，媒体低姿态是必须且必然的。而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代社会，人们愿意以更放松更有优越感的姿态来收看。其次。受众个人满足的需要。 目前，媒体打破了以往“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逐渐走向“以受众为中心”的符合的全新传播模式。媒体对新闻报道内容的选择必须与受众的需求相一致，让受众的各种信息获得满足，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更好地发挥媒介的作用。因此，是否重视受众，是否把受众的需要摆在正确位置上，成为媒体考虑的重点。生存和娱乐是人的基本生活状态。娱乐是人的天性，人天生就有寻找愉快的情感和躲避痛苦情感的内驱力，这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普遍规律。而电视节目的娱乐化趋势恰恰能满足人对狂欢和零痛苦的心理追求。同时人在娱乐中不仅满足了天性的需求，同时也使人更像“人”。席勒曾说：“只有当人在充分的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娱乐化的电视节目给快节奏生活下的观众一个释放的机会，在轻松愉悦的过程中得到暂时的缓解，同时也对观众的价值观进行重塑。 最后，“贱文化”的流行。低姿态的一个表现就是“贱”。是媒体为诌媚大众做出的廉价邀请。一方面电视为争取收视率，主持人自降身份，拿自己开涮。抛弃自己从前的优越地位，将其让度给受众，媒体的自残、自贱是对受众中心地位的认可。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雅俗并行、贵贱相随，高雅的庙堂文化与低俗的市井文化各自发展同时又有所渗透，如东北的二人转，国内外学者对赵本山的二人转的批评就很有代表性，央视曾在录制节目现场叫停它，很多学者批评它“低俗”、“下流”、“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这种原生态的曲艺形式，充分表现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民间有非常牢固的群众基础，有旺盛的生命力。波兹曼就在他的名作《娱乐至死》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们不断地用批判手法促使电视成为重要文化的载体，是精英知识分子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电视本身娱乐的，电视是与公共话语所要求的理性、严肃和丰富背道而驰的，电视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满足人的视觉快感而产生的。 媒体上，较早引出“犯贱”话题的是“芙蓉姐姐”，她因在北大、清华的bbs上狂贴自己的痴呆动感照而获得高点击率，在这智商相对高人一等的论坛，她的“秀”却受到认可和追捧。她也因此成名，成为网络红人，拥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在2006年《我型我秀》的比赛中，师洋以其独树一帜的表演方式获冠军。“我型我秀”本是一场歌唱比赛，师洋却展出了歌艺之外的十八般武艺：演唱蔡依林的《舞娘》，戴假发。挥舞彩带，大幅度扭腰翘臀，唱另一只歌时，他又装扮成一只大蜜蜂的样子，他的样子让评委很不解，一次次想淘汰他，可场外的短信又一次次使他复活。他的耍宝搞笑使他获得了成功。“我已经摸透选秀节目的规律。这种选秀节目都是利用你，让你帮助增加收视率。但是我进来就要抓住这个机会，让这个节目变得没我不行，我就要秀一些别人秀不出来的东西。”他说，“这都是我设计好的，我是有备而来的。”他有非常清楚的受众意识，他知道现代社会最需要的是放松，受众是需要戏谑方式获得愉快的“君王”。 “贱”——这个从诞生之日始便被定义为贬义的字眼，现在却因为网络自由主义、传媒娱乐精神、商业媚俗文化的泛滥成灾以及理想主义的逐渐丧失，被集体忽悠成一个中性词而开始在坊间流行。 这种电视节目被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使很多的学者忧虑。而另有一些学者却认为这恰好回归了电视的娱乐本位。北大教授张颐武认为贱文化也意味着一种很通达的人生态度“对于‘贱文化’，只要不超过人们的承受极限，就不要惊恐，它不是在挑战传统价值观，而是在传承传统价值观，‘贱文化’本身就存在于传统之中。”如果说它的价值所在，更多的是一种宣泄的快感，无论是犯贱之人或是观贱之人。都能宣泄出自己的一些小小阴暗。我们推崇道德的诉求，并不一定要否定贱文化，那样就是在否定一些人的天性。至于还会贱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大众的伦理观念和欲望的博弈，双方都在努力找到一个共同的平衡点。 将节目回归娱乐本位，其实是与民间荤文化结合的一种尝试，它之所以遭人诟病是因为其这种荤文化之前是在人际关系领域传播，而被制作成节目变成了在大众传播领域传播。这切合了人们的某些“形而下”的需求和发泄，获得了高收视率。当然媒体需要做到的不是片面迎合受众的低级诉求，而要让娱乐感官的“愉悦性”和审美心灵的“崇高性”结合起来，在强化突出娱乐消遣功能的同时。也有助于正确价值观的塑造。这里涉及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孩子的成长教育问题。因为有些话题对孩童时代来说应该是个禁忌，电视节目应坚持社会的道德底线，把握娱乐尺度，政府所做的应该是做好公共频道的加密频道的节目播出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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