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试论汉语史研究对“外汉”教学的重要性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汉语史是一门关于很与发展的科学，它跟中国史，汉民族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汉语史的学习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语法教学方面：汉语处置式：“把”字句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P474页讲到处置式的产生与发展，“在现代汉语里，有一种特殊的语法结构，就形式上说，他是用一个介词性的动词“把”字把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就意义上来说，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表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一种处置。在唐代以前，只有一半的动宾结构短语表示处置意义，把子也只是一个动词，有拿着持着的意思。但是经过发展，宾语提前，宾语后面能够有语言的停顿，使得较长的句子不显得笨重，更重要的是由于宾语提前，显示处置的意义，语言更有力量，所以把字句的这种语气力量并不是一般的结构形式能够比拟。
在对外汉语实际教学中，讲清楚“把”字的原意是拿，但是我们在用把的时候基本的语法特点是由施事充当主语，把字在主语后，受事充当宾语。举例“我吃完了饭菜”，用把字句，“我把饭菜吃完了”，句子中所包含的信息：谁、说什么、用什么做什么、最后的结果怎样，宾语的提前使得句子强调的受事、状态等因素全部凸现出来，而且句子的语义感情更加清楚。
二.语音教学方面：韩国同学的“f”“p”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134页清楚讲到了现代汉语拼音中bpmf四个韵母发音的来源。音韵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古音发展变化而来，事实上，在日本和韩国，有很多事物的发音是从中国古代方言发音中截取的。现代汉语拼音“f”的发音是从中古合口三等的pp’b’中发展而来，而韩国对中国古音借音的时期并没有出现“f”的发音，这也就是现代汉语拼音中“f”的发音对于韩国同学非常困难的原因。从汉语史的学习中明白了语音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对外汉语的课堂中，出现不同国家学生的发音问题之后，更容易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国家的不同发音特征，进行针对性的修正，使得教学更有效率。
三、语用教学方面：他是教师？老师？
在对于语用方面，最多的就是偏误分析了，我们知道汉语中有许多词与词的区别，句语句的区别，对于我们这些母语使用者是非常简答的，我们可以根据语感去判断结合什么样的语境语义去使用什么样的词语和句子。但是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这是一个难点，由此，偏误分析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我认为，偏误分析是一种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就需要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如说，教师与老师，这两个词语的辨析，我们可以通过配价比较的方法横向去比较，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在纵向的汉语史的研究中找出答案，蒋绍愚先生曾说，虽然这两个词语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语素“师”但是这个两个语素的意思是有很大分别的。老师古代就是师，传到授业的人，而老的意思是年老；现代汉语中，这个老已经成为了一个词头没有实际意义如同“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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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师这个词里的师，就是指一类具有某种技能的人，例如，牧师，讲师，教师曾经的意义是教授某种技能的人，但是近代才被专制做教授知识的这个职业。通过以上简单的举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一名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者，对于汉语本体只是不应该仅仅限于现代汉语、语言学以及教学法方面，更应该包括古代汉语，尤其是研究汉语史。我们作为专业学习者，作为梦想成为汉语教师的人，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认识到汉语史学习研究的重要性，将它与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的进步，用进步的目光向前看！
作者：祁晗
第2篇：汉语史专书词汇研究的一部力作
周祖谟先生曾指出：“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要研究词汇发展，避免纷乱，宜从断代开始，而又要以研究专书作为出发点。又如清人研究古韵那样，先以《诗经》一书为起点，得其部类，然后旁及《楚辞》以相佐证，以确定韵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从而逐渐加详加密，以臻完善。”[1]先秦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这时期的语言是汉语语言研究的基点，这个时期的语言研究充分了，既可以上探远古汉语，又可以下衔中古汉语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两汉汉语是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是汉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就汉语史词汇研究而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系统的两汉汉语词汇研究成果问世。《〈论衡〉词汇研究》一书（徐正考、王冰、李振东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便是以《论衡》词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词汇学相关理论，试图探讨当时词汇发展总体面貌的力作。综观此书，胜义迭出，特点良多，今仅就此书发其菁华。
一、以《论衡》为点，以点窥面
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言中说：“研究古代语言，我认为应该从横纵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种文学作品方面的，如元剧；也可以综合这一时代的各种材料，如元剧之外可以加上那时的小说、笔记、诏令等。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2]王锳先生在《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的前言中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纵横结合，熔各类体裁于一炉，这个意见无疑是中肯的。不过这应该是一个总体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个别的研究者尽可能侧重于某些方面，然后集腋成裘，汇溪流为江海。另外，在横的也即共时研究的具体做法上，似乎还应强调点和面的结合。这里所谓‘点’，指的是专书词汇研究。如能选择若干部时代确切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其中的词汇现象进行全面的穷尽式的分析排比，整理归纳，这无疑会给词汇史的研究与大型辞书的编纂打下基础。所谓‘面’，则是从一代或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类或几类体裁的作品中去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以利于克服专人专著在词汇面上存在的局限。这样经过许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汉语史词汇研究的这一段空白是完全能够较快地填补起来的。这一历史阶段新的语法词汇现象被挖掘出来之后，必将大大丰富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并为发展普通语言学、词汇学的理论做出贡献。”[3]
以上两位学者无疑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点”着手，即专书词汇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面”着手，即从一个历史阶段的几类体裁作品中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笔者认为做任何研究都应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积累扩散的过程，词汇史研究更是如此，只有将某个时代的某部专书研究好了，才能以此为点、为基础辐射到同体裁的或不同体裁的其他作品中。进而对那个时代词汇存在和发展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论述。诚如董志翘先生所说：“以汉语史为例，我认为个人的研究必须从基础工作入手，从专书词汇研究逐渐扩展到专人词汇研究，再渐渐扩展到断代词汇研究，然后才谈得上整个汉语史的研究。”[4]（P421）徐正考等先生捃拾历史、文学和哲学价值为一炉的东汉王充《论衡》一书，并以此作为基础，对其中词汇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力图以此为点窥视汉代词汇存在和发展的一个侧面，是一个极好的尝试。
二、以《论衡》为体，具有较高语料价值
《论衡》作者王充，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理论家。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王充所处时代，图谶符命、天人感应之说盛行，王充秉持天道自然的思想，以“疾虚妄”三字为思想线索，对当时的虚妄之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耗时三十年写出了这部哲学、文学和史学力作。
论著所选用的语料犹如其底色与体制，选用语料是否合适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有价值。一般认为有语料价值的专书应具备成书年代确定、能够反映或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有较大词汇量且内容涉及面广等方面特点。而我们认为汉代以后的作品能够反映或者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这一特点尤为重要。先秦时代言文还是一致的，但从汉代开始，书面语便有了脱离口语的倾向。因此，汉代以后（包括汉代）的专书选取工作要充分考虑其反映口语的程度。王充所处的时代，很多文人作品“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王充旗帜鲜明地反对“华而不实，伪而失真”的文风，主张文学贵在独创，力主使用口语、俗语。这种主张在《自纪篇》中表述得很清晰，这里不再赘述。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论衡》是能够反映当时口语的。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在他的专著《中国语历史文法》“跋”《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将中国古典文献分为同时资料与后时资料两大类。并说到中国古典文献大多为后时资料，经过转写转刊，这对我们进行汉语史的研究是不利的。这也就是说《论衡》一书如果在辗转流传中被人们做了大量改动，那么其语料价值便会大大降低。作者注意到了这点，依据是民国时期黄晖在《论衡校释》的“自序”中考定该书“未经后人改编”，“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这样便保证了所用语料的价值。从中我们可看出作者在词汇研究中对所选语料的高度重视以及其严谨的治学风格。在如何处理《论衡》引文这一问题上，作者对于哪部分应算作《论衡》语言，哪部分应剔除更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甄别，可见作者是在广泛收集、认真鉴别、准确识读语料的前提下分析、利用这些语料，若没有相当的训诂功力，恐怕很难完成上述工作。《论衡》作为一本集哲学、史学、文学价值为一身的巨著，其涵盖较大词汇容量并且内容涉及面广更是毋庸置疑的。
三、科学的研究方法
《〈论衡〉词汇研究》一书便是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佳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全面立体的描述方式
以此书同义词研究为例，其一方面研究其全部的同义词组，另一方面还展示全部同义词组，并且举出典型例证，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立体式描述的铺垫下，揭示其类型、特点以及规律便变得顺理成章，令人信服，也有利于人们对所归纳的同义词组可靠性做出判断。虽然诸如向熹先生《诗经语言研究》以及张双棣先生《吕氏春秋词汇研究》等著作中以点代面、举一反三的方法也颇值得借鉴，但笔者认为此书所采用的方法更具有可靠性和明晰性。
2穷尽式的语料梳理
我们认为研究专书词汇理想的状态应是“穷尽”。以同义词为例，刘叔新先生认为：“互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在语言一定时期内，是确定的，而且数量上有定，是有限的若干个。换言之，同义词组总是包含着确定的、数量有限的成员，在共时的平面上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封闭的结构组织。”[5]（P288）虽说理论上如此，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说出现代汉语中到底有多少个同义词组，因此在客观上很难说同义词语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封闭的结构组织。同义词组如此，反义词组、复音词等更是如此。加之操作方法各异、专书字数有别等因素，做到“穷尽”的难度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论衡》一书的语料判定，决定了作者对《论衡》一书做穷尽式史料梳理的可能性。《论衡》词汇在共时的平面上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封闭的结构组织，这就为作者所采用的穷尽式的语料统计提供了可能。作者尽力做到“穷尽”，穷尽式地归纳出《论衡》中的同义词、反义词、复音词以及相关的新词新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今后我们在研究中应大力提倡穷尽式的全面分析，防止片面性。这也是目前汉语词汇研究较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3从宽的归纳标准
以本书同义词研究为例，此书在研究《论衡》同义词时遵循的是从宽原则。具体做法是，只要两个或某几个词在《论衡》中在某个义项上具有同义关系，就将它们归纳为一个同义词组。至于其间的同义关系在王充时代是否普遍存在则需要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比较方能看出。这不是从事专书研究所能完成的任务。采取从宽的归纳标准既能保证保留有价值的部分，又与全面研究相辅相成。这种思路对专书词汇研究是有益的。
4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古今通观的研究方法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即在于强调语言系统是一个自足的表意功能系统，强调语言是在共时的平面才是有意义的，这对于认识语言的本质确实是很有意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这等于说，语言只有在语言符号的组合中才能表现出它的意义，单个的符号是不严谨呈现出它的意义的。或者说，语言符号的所有意义只有在语言的组合链条中才能呈现出来。这样，就催生了描写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的特点即在于特别强调语言的共时描写，而对于语言的历时发展却不屑顾及，认为历时因素在语言的共时表达系统中是没有位置的。
语言研究表明，仅仅强调语言的共时表达系统，不顾及语言的历时研究，对于科学地、全面地研究一种语言是不行的，因为语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语言的表达系统是各种语言单位以及语言表义格式经过历时发展演变逐渐形成的。如果要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一种语言现象，就要既能全面地描写一种语言现象，还要能从功能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语言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对这些语言现象做出合理阐释。共时平面的语言现象不是单纯的，其中既有历时语言因素的积累，在共时平面上起作用，又有在作者所要研究的当代共时平面中新生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历时演变与共时描写相结合的研究中，才可能反映当时语言现象的全貌。本书作者很好地在书中体现了这一点，如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完全是一种共时平面的描写研究，在第四章中专门论说《论衡》中的新词新义，这种共时平面和历时演变相结合的研究是有着对语言研究的科学理论认识作为支撑的。再如此书的反义词研究，作者不满足于对《论衡》中的单音节反义词做孤立的、静态的描写，还将其与《左传》《颜氏家训》中的单音节反义词做定量统计并分析比较，得到三部文献都使用的单音节反义词并对常用反义词演变趋势做了简要说明，把专书反义词研究纳入词汇史和语言史范畴，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一个理想的专书词汇研究，也不应固守于静态描写，应具有系统观念和史的观念，将专书词汇研究纳入到整个词汇系统和词汇史研究的轨迹中去，此书作者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
四、周密、严整的理论框架
我们注意到，此书一个最大的也是贯彻始终的特点便是在对《论衡》各专题词语进行研究时，并没有急于对词语进行描绘与论述，而是首先进行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主要是对已有理论的反思，相关判定标准的确立以及有关词汇现象的产生机制进行探讨。如在进行复音词研究时首先关注的是复音词确定的标准，在综合各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针对专书词汇研究复音词判定应以意义为主的标准，进而指出：“几个成分组合后，组合体的意义不是几个成分的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单一的意义，这个组合就是复音词。”[6]（P20）但应该指出，这种判定标准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并不能无一例外地将复音词科学地鉴定出来。究其根源是同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密切关联的。汉语词汇从上古向中古演进，复音化速度加快且是基本规律。从历时的角度看，利用词素组合的复音词从两个词素合成词组再凝固成一个复音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有时在书面文献中是找不到任何痕迹的。因此，“对每一个具体的词来说，这个渐进的过程何时完成不太好判断”[7]（P229）。不过，这恰恰体现了作者治学的精神和态度。除了借助相关理论、总结梳理前人的观点，更多的是进一步加强理论的思考。在参考借鉴前人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等不同因素，提出相对科学的符合研究实情的理论框架。这也正与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相契合。
再如作者在旧著《〈论衡〉同义词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在第一章中专门设立了《论衡》字序对换的同义词等章节。这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独具特色。虽然对这些语言现象人们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作者将这些语言现象归纳整理，重新做出解释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般人们认为，先秦汉语词汇发展到汉代，都有一个同义词连用，逐渐凝固成词，从而有一个由短语凝固成一个词的过程。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上册中说：“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组合的阶段的。这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两个同义词的并列，还没有凝固成一个整体、一个单词。”[8]（P89）“最初某些同义词的组合没有固定的形式，几个同义词可以自由组合，甚至可以颠倒。”[8]（P89）这似乎是说，如果两个语素可以颠倒，就还没有凝固成一个词。但接着又说：“今天我们读古书的时候，应该把这些词当作复音词来解释，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8]（P89）本书作者认为这些词语是词，理由很充分。首先，从历史上看，“同素异序词在西周时期已经产生，先秦诸子中也存在一批同素异序词”[9]（P34-35）。这是从语言发展的历时角度来进行说明。其次，作者认为：“考察同素异序词现象应从专书或断代开始。”[9]（P35）作者在考察《论衡》一些异序同义词之后说：“上述同素异序复合词，我们认为都是词，是因为它们在同一篇文章中甚至一句话中可自由运用，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9]（P37）“这些词的出现是语用因素起关键作用，字序对换以适应不同的语境，表达不同的意味和情感。”[9]（P37）这是从语言的共时角度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最后，作者又能贯穿汉语词汇的古今发展来说明问题。“我们对《论衡》的研究表明，凡是保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在历史上曾高频出现过的，《论衡》同素异序同义词在现代汉语中得发展演变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9]（P39）。这种对汉语专书词汇贯穿古今、纵横交错的研究方法，使作者的结论建立在科学的理论框架内。虽然探讨的是一个具体的同素异序词的判定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作者注重理论的挖掘和探讨。作者在相对周密、严整的理论框架下对《论衡》词汇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阐释，自然可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五、结语
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如何做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我们并无成熟的想法。但科学的理论方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衡〉词汇研究》是做得比较好的，在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中可称佳作。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的优秀著作问世。
作者：易佳妮等
第3篇：关于汉语史史评学的几点思考
关于史评学，邵敬敏（2001）有过这样的论述：“史评学就是对研究本身的研究，也就是‘X学的学’。”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或者说是否走向成熟，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的“史评学”是否已经真正形成。换言之，看它对自身的研究是否有足够清醒而科学的认识[1]。可喜的是，对于汉语史这门学科而言，汉语史史评学的建设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李无未（2006）在讨论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系统时，明确指出：价值论范畴包括汉语史研究价值观念、价值评价两方面。汉语史研究价值评价是指以主体对汉语史研究需要与认识为前提，对汉语史研究的学术合理性进行估价、评判[2]。这里的价值论范畴无疑是汉语史史评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汉语史史评学的存在价值问题
可以说，汉语史史评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崛起，但对于它的存在价值问题，尚有一些专家、学者持否定意见。这些否定意见可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到底要不要建立汉语史史评学，即有没有建立的必要；二是汉语史史评学学科建设的可行性，即能不能建立起来。
目前汉语史史评过程中所存在的大量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概括来说，就是史评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客观性、公正性和规范性。要做到公正、公平，就要求我们加快建立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建设，建立一套史评学的评价体系，将评价标准量化、细化，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减少评价中的人情分和随意分。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既然汉语史学需要史评学，即“X学的学”，那么汉语史学史评学是不是也需要史评学呢？这样会不会出现“X学的学的学”？并认为如此推理下去，就会出现“X学的学的学的学……”这样永无止境的论证怪圈。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汉语史史评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研究内容作为基础，除了包含对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研究，还有对汉语史史评学评论主体的研究，同时还要对二者的矛盾状况及其发展加以揭示。因此汉语史史评学本身就包含了“评”和“自评”[3]。
总之，汉语史史评学不仅可以丰富汉语史的研究并促其发展，还能规范和指导汉语史史评活动，尤其是通过这种有效的史评活动，反过来更好地引导、监督和促进汉语史研究和汉语史研究评论。
二、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将汉语史史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需要借鉴相关学科关于评价理论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汉语史史评学学科的科学体系，这样才能实现史评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要建立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体系，首先要建立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还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并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及其所固有的内在联系来论证史评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科学原理，从而揭示出整个汉语史史评活动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对于新兴的汉语史史评学大谈建立学科体系还为时尚早，当前应把重心放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上。
（一）加强汉语史史评学的制度建设。制定汉语史史评标准和操作规则，完善史评机制，以加强史评规范及对史评过程的监督。同时，还要评估史评本身的合理性，从而建立史评价值评判的公正程序。
（二）建立汉语史史评学的分支学科，不同分支学科采用不同的史评标准。汉语史史评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汉语史史评学涉及整个汉语史研究的领域，内涵十分丰富；同时，由于对汉语史不同要素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因此可以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范畴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的分支学科，不同学科采取不同的史评标准。
（三）提高汉语史史评学评价主体的基本素质
和基本能力。用汉语史史评学的制度规范和标准来制约和监督史评，固然能对史评学主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标准是由人来制定的，且操作过程也是由人来控制的，因此在史评过程中，情感的倾向甚至腐败就在所难免，这就要求评价者要做到“无私、无畏、无忌”。
三、汉语史史评学的具体研究内容
汉语史史评学的研究内容可分为根本内容与具体内容两个方面。根本内容主要是阐明汉语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矛盾及其发展状况的，它是关系到学科生存和发展的认识问题。具体内容关系到学科研究与建设的实践问题，具有可操作性。具体来说，应该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理论框架。汉语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没有理论的支撑，汉语史的研究就会显得缺少系统性且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史评学应该对汉语史的理论进行关注。这种对理论的关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某项汉语史研究所涉及或运用的理论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专门就汉语史的研究理论进行研究。
（二）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研究方法。在汉语史研究中，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而有效的方法会使汉语史研究事半功倍，同时也有利于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和科学结论的得出。目前，史评学对于汉语史研究方法比较多，主要有“历史文献考证法”“历史比较法”，“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的方法等[4]。因此汉语史史评学就很有必要对汉语史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创见性（即方法的运用是否得当，该方法是否是进行研究的最佳方法）进行评价。
（三）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材料运用问题。董志翘（2002）说过：“任何一种语言现象都具有社会性，绝不是孤立的、仅见于一处，因此要避免孤证。论文的每一步论证，都需要经过严格挑选的、典型的若干例证来支撑”[5]。可见材料之重要。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尤其如此。
四、结语
前面所述还谈不上是对汉语史史评学的研究，只是一些比较零散的想法。但我们认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尽管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还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与论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其他学科评论学的产生和发展，汉语史史评学也必将有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
作者：张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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