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言的小说是以人类学、文化诗学、现代史学等全新的历史哲学文化理念为根基，以传奇叙事为通道，进入了一个浑厚弘远、神奇瑰丽的艺术话语境界，其话语叙事始终流露出民间传奇的独特韵味，渗透着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传奇文学的创作模式和审美底蕴，然天马行空如莫言者也无法摆脱怨鬼宿命般的情愫纠缠。莫言以传奇文学的传统艺术形式为其小说创作的原型和源泉，并创造出与发展中的现实生活直接关联的传奇性小说的隽永的审美佳境。
[关键词]莫言文学；传奇话语；民间韵味；文化渊源；创作模式；审美情趣
莫言文学的话语叙事中始终流露出民间传奇的独特韵味，渗透着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传奇文学的创作模式和审美底蕴，然天马行空如莫言者也无法摆脱怨鬼宿命股的情愫纠缠。可以说，莫言以传奇这种文学传统艺术形式为其小说创作的原型或源泉，并创造出某种与发展中的现实生活直接关联的传奇性小说的特殊的审美佳境。
一、文学传奇话语的文化情愫
莫言小说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到《红蝗》，从《食草家族》、《酒国》到《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皆受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小说家的叙事行为作为历史经验本身之中的事实，是文学实践所无法抹杀的存在。当然，莫言也从不掩饰源自故乡的民间传统文化对其文学创作的隽永观照。莫言的故乡地处齐文化的腹地，盛行“怪力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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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异端邪说”泛滥的传统文化基因自小就根植于作家的身心缸肉中。作家周围多有会讲“神秘恐怖，但十分迷人”故事的长辈。小说的主题设置、题材选择、艺术技法实质上都是或古或今的“英雄传奇”。莫言为此还专门写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可见，庄子之“志怪”以敏锐怪诞的思维方式、奇异诡谲的行文运笔和荒诞怪异的状物叙事，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文化基因。文学“传奇”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兼涉人事与鬼神，具有鲜明独特的文体意识和审美特征。莫言的志怪小说叙述诸种神奇怪异的故事，包括人间事物的荒诞变异。奇怪的见闻、奇异的事物、奇诡的景观皆可进入文本，并不仅限于超验的鬼魅神妖。志人小说则叙写奇人异士的异操独行，状写名士不拘世俗礼法、率性而为、超然于世和常人之异秉与超世的姿态、风貌，皆以人物之奇诞，描世人之奇态，传人生之奇情。“传奇所追求的就是‘奇异’二字：立意奇异而不落俗套，故事奇异而可示人，情节奇异而曲折多变，笔法奇异而婉转有致。”而作为小说文体的传奇又离不开手法上的“有意为奇”的艺术创意。莫言小说叙述奇异或不那么奇异的故事，几乎都在故事的取材立意和情节设计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以“奇异”为标榜的民间传奇的流风余韵。正是凭借长篇小说所独有的巨大的思想涵盖力和超常的艺术包容性，莫言将极具实验性的现代小说结构与蕴含古典意味的传奇创作型模和艺术手法相糅合，从历史的现在进行时和蕴藏于自身的经验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思想意识”、“主题骨架”和生活的可能的形象，展示出更复杂多元、更深藏混沌也更形上醇厚的“现实”世界。
莫言《红高粱家族》奠定其长篇小说创作的传奇基调，也被称为“民间传奇”和“用最旧的方式讲述的故事”，它融合了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三种传奇创作模型并独出机杼。“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以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来解读这部小说固然有其意义与价值，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传奇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非典籍文化形态存在于社会整体文化结构的边缘，有着背离“经史”的审美价值趋向。可以说，文学不息的生命就在于它能在对已逝时间的凝望中，拓展、丰富即存之物与话语之间的广阔区域，以重获自我的新生。莫言小说中，“历史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被构想，即生产方式的顺序和种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命运和演进之中，从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们的无论多么久远的未来史的意义。”《红高粱家族》尽管结构不算完善，情节略显粗芜，文气也欠贯通，但它对残忍而浪漫的土匪生活的摹写，对坚贞而放荡、花容月貌又心计百出的“我奶奶”的刻画，对黑狗、绿狗、红狗疯狂吞食人尸，人与狗斗智斗勇互相杀戮的叙述，以及华贵隆重的高粱殡、离奇的死亡、淳朴浓郁的加尿高粱酒、玲珑剔透的剪纸艺术、匪夷所思的县长轶闻、一枕黄粱的铁板王国、九死一生的越狱经历等诸多物事罗列杂陈，天地间奇诡灵异，高朗古宅之气恍恍惚惚、不思自至，怪异奇诞、莫可名状，神思飞动而形象宛然。莫言话语叙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将历史、宗教、英雄及爱情诸种型模熔铸为一体，通过创造性重组，突破旧有知觉模式的束缚，点铁成金。“传奇的世界保持了它的允诺，提供给我们理想化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是铜的，但诗人们把它变成了金的。”在历史传奇中，作家凭着虚化、改造历史，使其成为民间传奇。“历史”在这里成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媒介。“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自乞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历史传奇就是作家的心灵史，是作家情思的洋溢之处。作者超越了为先人招魂的个体情感而联系于万世苍生的喜怒忧愤，负载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蕴涵和更为广博的人文情怀。这种历史传奇的自我抒解，使其文本在写人状物上流淌着浓郁的抒情意味。
二、文学传奇话语的审美趣味
文学传奇在人物塑造上一般不注重其性格本身的多层性、多面性，并不着意揭示人物心理、性格的成长和演变，对于环境对人物的塑造功能也不给予特别关照。传奇式的写作倾向导致定型化的性格对环境的影响，由性格冲突导引出情节转折，从而推动故事话语的叙述。莫言小说人物诸如“我爷爷”、“我奶奶”等，心理单纯而又复杂，但它只是在叙述中得以展现，并非在环境作用下逐步形成，也即它本身并没有呈现出深刻的发展轨迹，其复杂性只是叙述行为的动力和后果，而且由于构成复杂性的内部诸元素之间存在着沟通，甚至是一种同一性关系，所以它又是单纯的。外部环境像“红高粱”、“杂种高粱”、“高粱地”等，不直接赋予人物以心理、性格的影响，而作为审美意象又寄寓着作者的隐思幽怀。它作为现实存在也是人物天马行空、驰骋搏杀的生命活动舞台。由于作家在安排情节、设计结构、运用手法时，始终真诚于自己的“思想意识主题”，这就造成了人物某一方面性格的凸显和稳定而具有鲜明的艺术质感。
莫言《红高粱家族》鲜明地体现出民间化的叙述立场和美学风格。“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不断地传诵，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提高。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神情。”
莫言放弃了“为老百姓写作”的居高临下的批判意识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降低写作主体对笔下人或事的干预。国家大事、江湖奇事、人生奇事融为一体，以写实、虚构、象征相聚合的艺术手法演义情节，“故事”也同时就成了寓言、史诗和传奇。可以说，莫言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和表达方式是独特的，他打破了传统的、单调的对外部世界的摹写，而着力于主观情感的挥洒，以一支呼风唤雨的笔赋生命灵性于草木众生。在莫言的话语艺术世界中，感觉的硝烟浮于天空，悟知的碎片洒满地面。赵勇曾将之归结为：给人强烈刺激的五官感；动觉、通感、感觉变形；赋予抽象的思想或情感以鲜明的感觉；神秘超验的感觉等。此言虽难穷尽，但为读者步入莫言的感觉世界指点了体悟迷津。
综上所述，莫言的小说是以人类学、文化诗学、现代史学等全新的历史哲学文化理念为根基，以传奇叙事为通道，进入了一个浑厚弘远、神奇瑰丽的艺术话语境界。可以说，传奇进入莫言小说尽管并不十分成功、完满，但作为写作文，本、艺术手法或创作型模的形式却不一而足。然杰出的文学创作应是一种批判性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也对意识形态尤其是主导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是其愉悦、再现或表现等功能下的深层审美功效。正如弗莱在《体裁理论》中对传奇叙事的分析：“传奇总是放射出小说所缺乏的主观强度的光芒”，而且“寓言的启示总是悄悄围绕着它的边缘攀行”。唯有如此，它才不致沦为现存意识形态的辩护人而是一个积极存在的发现者，从而洋溢着-一种自由飞溅的艺术生命力。本文来自《传奇文学选刊(紫色年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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