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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室空间布局能够自动的产生一种规训权力。这种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 在艺人养成类节目中，这样的规训显得更加隐秘。我们以channel［v］《我爱黑涩会》的演播室布置来详细阐述。这个演播室被区隔为三个主要的区域：教师区、表演区和学生区。在教师区中由电视墙来充当了黑板的位置，正对着表演区。学生区由几级台阶构成，更将真实教室中的课桌椅被搬进学生区，形成阶梯教室的格局。在《名师高徒》、《越跳越美丽》等较少的采用课桌椅等教室实景的大陆的同类型节目中，也会看到类似的布局。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教师区、表演区和学员区是节目呈现的主要视域；现场观众区和后台则作为反打镜头和藏匿区域较少地进行展示。从表面上看，电视课堂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更为敞亮的空间；而其实质上却是一个被多重权力规训的更严格的空间。 在现实的校园中，教室的权力关系是围绕着讲台建立的，而在艺人养成类节目的演播室中，这种权力关系是围绕着摄像机形成的。权力的眼睛不仅来自教师，还来自于摄像机、编导、制片人、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这几者形成了多重互动的监控过程。传统教室中教师作为“中心瞭望塔”的代表，行使流动着的权力之眼的功能；在电视课堂里，这双眼睛扩大化了，不仅交给了现场观众，后台监控人员，还通过摄像机将这双权力之眼交给了电视机前观众，进而扩大到全社会。而在监控中所遵循的，是政治、商业和文化逻辑。只是因为娱乐离政治场域较远，所以其商业逻辑体现地更为明显。 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理论”所指出的，权力并不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国家或组织，而是遍布社会实践的各个角落。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纠缠在这个权力的循环中。因而，台上的学员们始终处于一种监视与自我监视的合谋状态中。其试图改变游戏规则的反叛，也成为了“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的两难困境的一种表现。 2.对校园时间元素的利用 在现实的生活中，学校生活就是由时间串起来的例行化公事。吉登斯指出：“学校就是一个产生纪律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容器’。学校生活的封闭性使那些被‘囚禁’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序列性接触有可能以严格协调的方式进行”，学生“在学校度过的这段时间，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被严格地封锁起来”。在艺人养成类节目中，真实校园中的时间载体也被挪用与改造了。大到一季节目，小到一期节目，其策划中的进程都和校园中真实的教学与考核流程有密切的契合。 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说，电视课堂每次招募新成员与淘汰旧成员的时间安排，正好呼应了现实中入学和毕业仪式。例如《akb48》和《早安少女组》只招收18岁之下的学员，那些考上大学或者年龄超过节目组需要的女孩们每年都会通过毕业晚会的形式告别节目，而原有的学员毕业后，又会以入学的方式补入新人。《我爱黑涩会》、《模范棒棒堂》以及《青年汇》也都会定期的淘汰旧选手，招募新选手。为督促选手进步，节目组还有阶段性的时间安排。例如，《越跳越美丽》每隔几周便有阶段考和月考等。甚至在最微小的每一集节目中，也会通过铃声和由主持人大喊的“开课啦!”或者“下课啦!”，来宣布节目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电视课堂的时间是非线性的，可压缩、增长或变形的；也更为紧张和珍贵。因此，“时间开始被纳入以计算的方式运用管理权威的过程中。”通过时间的配置来实施对学生的规训成为电视课堂纪律权力实施的重要途径。在每集节目的进行的过程中，节目组会通过剪辑的手法，控制每门课程的持续时间，以及受欢迎程度不同的学员或教师的曝光和表演时间。 在《我爱黑涩会》的节目中，主持人会直接训斥选手：“是不是嫌我给你们的时间太少了?”“上次你表演的时段，收视率跌了好几个点，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通过这种方式。电视课堂的时间被精细地纳入了规训体系内。如福柯所言，“时间单位分得越细”，“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由此强化了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正是这种严格的时间管理，纪律权力得以实施，学员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日常规训。而采用这种规训方式来实行控制的，不仅是主持人、摄像机和观众，更是收视率背后所体现的铁一般的商业逻辑。 二、节目赛制：有趣却残酷的裁决 空间与时间是隐性的规训权力，仅靠这样的规训是不够的，特别是节目中“学生”来源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差距悬殊。因此，对于以培养签约艺人为目标的节目组来说，在时间、空问在产生纪律权力的同时，更注意通过制定与实行法规来直接对学生实施纪律权力。 福柯认为规范化裁决就是一种“微观刑罚”。教室中的规范化裁决可以表现为由教师或学校管理者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评判标准，他们可以运用惩罚，奖励。训练，矫正，批评，肯定等多种方式实施评价，评价的内容也几乎涉及学生学习，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规范化裁决已经被泛化在日常生活中，学生的行为不是通过明显的压抑而被管制，而是通过一套与正常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和价值来加以约束，这套标准逐渐形成一张弥散在教室中的权力网，使权力的实施被赋予一种肯定性的意义。在艺人养成类节目的课堂里同样也有这样一套或明或暗的规制(即赛制)，这些赛制看似新颖有趣，实则残酷有力。
1.角色与人际关系的利用 规制的产生和实施必须首先依赖于角色的划分。以及伴随着角色身份而获得的操控权和被操控权的认定。在大多数艺人养成类节目中，都采用了类似学校的层级设置，成功地在节目中引入了各类角色，并通过各角色之间变形、夸张的互动关系和动态斗争牢牢吸引了观众的情绪。 先来看《越跳越美丽》这个“歌舞课堂”的角色设置。有朱丹担任的“班主任”；陈志朋担任的“督导”，闰肃等担任的“辅导员”，还有众多明星组成的“客座教授团”，最下层的则是从中、日、韩等国招募来的十多名“精品美女”学员。《我爱黑涩会》中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学员由选拔赛中选出，由十四至二十岁的女生为主，在节目中多被称做为“美眉”。黑人(陈建州)担任节目的固定主持人，被尊称为“老大”；而大牙、容嘉等艺人担任节目的“固定助教”。这种基于角色区分而形成的等级序列，正是现实校园文化的投射。早在“18世纪，就开始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和分配形式：即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他们不断地在空间序列中流动。” 在艺人养成类节目的等级序列下，“班主任”或“老大”在节目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是整个节目的操控者，并在很多时候也是规制的评判与实施者，主导着人际关系的平衡或冲突，保证节目中的角色互动既有看点，又不至于失去控制。学员们会因其日常的表现，逐步获得其刻板印象或日角色，这些角色中有恶人，挑衅者，受气包，善人也有调解者等。“班主任”或“老大”会利用课堂时间分配、收视率和受关注度等方面矛盾故意挑起、鼓励或平息这些学生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过程中，学员之间的心机、猜忌甚至争斗成为常态，甚至成为了刺激收视率的武器。 这样的设置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当下校园的某些现实，但却可能进一步恶化校园乃至全社会的文化风气与人际关系。 2.检查与考试制度的利用 如果说，角色和人际关系的等级序列划定了每个人所处的位置。那么从根本上决定其流动性的却是检查与考试体系。“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权势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具体到班级场域，这个规训手段表现为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早退)、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等。 艺人养成类节目将校园的规制和节目的赛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我爱黑涩会》成立的誓师大会上，学员们宣读r这个特殊课堂的特殊规定：“不迟到早退，准时收看、不偷吃劈腿，不转台、不扭捏作态、发挥爱现本性。”这看似有趣的规定，直自的体现了电视台的商业诉求。浙江卫视的《越跳越美丽》也有类似的赛制。其节目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课堂作业”环节，每个组合必须呈现一个精心排练的完整的歌舞表演。二是“随堂测验”环节，“客座教授”给出一些表演测试题，组员即兴地用歌舞或其他任何表演形式进行演绎。根据各个学员组合的综合表现设立一、二、三等奖学金。倒数第一的组合则要接受惊险刺激的惩罚(其手段从喝辣椒水到打屁股不一而足)，最严厉的惩罚是被勒令停课，离开节目。而其考核的标准无不是以收视效果为起点和归宿的。 总之，在艺人养成类节目中，商业话语权力通过“检查”与“考试”的规训手段，把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两种技术结合起来，刺激学员进入疯狂的生存竞争。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因其或多或少的参与性，间接成为实施规训的群体的一份子。而这种残酷因其花哨的包装，也使人们在对其享用的过程中更加心安理得、乐此不疲。 三、时尚校服：开放却更束缚的身体 服装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形象消费。通过这种消费，人们制造出自我形象认同与社会认同，体现了人们的身份地位、职业收人状况、文化修养，以及人们的社会形象和人际关系。在艺人养成类节目中，校服及其变形的体育服和活动服是最有标志性的服饰。 作为制服的一种，校服与普通服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身体的理解。人们通过穿戴服装而表现自我，这是一种自觉的、主体的行为，为的是体现一种“内在自我”的形象。而校服是一种对学生内在个性的模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移人”。也就是说以社会规范为准则，以校服定义为学生的标志，将社会美学化标准强加在学生的身体上，这是一种外在的规范。通过这套规范。身体成为特钠在《身体与社会》一书中描述的“社会的肉身”。校服通过去性别化、去个性化的运作机制，体现了学生对权威的服从，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抵牾。 然而，在艺人养成类节目中，校服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因为这里的校服总是很有个性：女生的格子裙短而蓬松，还镶上了可爱的蕾丝边；男生的西装、领带与夹克也显得十分帅气。即便是一些年纪偏大的嘉宾和主持人，也挡不住诱惑，大胆地将其穿在身上。时尚化的校服乍看起来是对传统身体管束的反叛，但究其实质，是一种更为精妙的身体控制。正因为校服现实的社会意义是保守、清纯与健康；而在校服包裹下的这些年轻的，想要一夜成名的身体，又充斥着欲望、能量和意志。于是，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在这个充满商业的窥视性的场域互相博弈：社会的身体限制了自然的身体感知的方式。身体的自然经验又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自然的身体才被人所知晓，并保持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身体的两种体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变换，结果是各自都强化了对方。 当看似可爱的校服裙下，露出修长的双腿；看似清纯的白衬衣中，凸显着火爆的身线，在激昂的音乐声中热舞时。社会意义的身体和自然意义的身体都得到了呈现；二者形成的矛盾和张力，刺激着叛逆与窥视的快感，最终统一在流行文化的商业逻辑之中。 透过艺人养成类节目，我们应看到和警惕的，是“课堂”进入娱乐后，可能导致人们满足于对现实校园的虚假叛逆；进而逐步麻痹，失去批判与反抗的能力，陷入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商业权力的规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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