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产业转移的基本理论主要来源于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前者主要是立足于产业转入区的观察，由赤松要( Akamatsu，1961，1962)提出，后由小岛清(Kojima，1958，1960，1970，1992，2000)使用比较成本理论阐述了其发生机理，将产业发展划分为进口、本地生产、出口三个阶段，并提出了“顺贸易导向”的海外投资主张(Pro-trade-oriented FDI，PROT-FDI)。后者则主要是立足于产业转出区的观察，由弗农(Vernon，1966)提出，强调了创新过程、规模经济效应、信息缺乏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的生产区位变化，并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新产品、走向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如果将规模经济效应、信息缺乏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也纳入生产成本的计算，则可以认为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都是以不同区位生产成本的比较为基础的。这两类理论都是针对国际产业转移现象的概括，将国家作为抽象的区位，而未考虑空间大小和距离因素，致使其对于国内产业转移现象的解释力不足。要素在国内地区间的流动性要明显大于国际，尤其是国内劳动力的流动性非常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生产成本差异对于产业转移的解释力。而我国产业集中于东部沿海的事实说明需求的空间分布①对产业布局的作用十分明显，同时，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一般更倾向于选择附近地区及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说明空间距离对产业转移具有巨大影响。在现实中，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港口、特高压输电线路等一系列大型工程的建设大大缩小了空间经济距离，同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将逐渐改变我国各产业的市场需求分布结构，这些变化着的空间因素对于国内产业转移的影响迄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和预测。为此，本文在区位论思想基础上，将空间变量引入产业转移模型，综合分析运输费用、需求分布及生产成本三类变量对产业转移进程的影响，以期对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并为企业和区域发展提供科学决策支持。由于国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制造业，因此，模型主要针对制造业的特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一般需要较大规模的跨区域运输)进行设定，模型的适用范围主要限于制造业，以及产业链中的加工制造环节。一、产业转移的阶段划分与模型构建1.分散式转移阶段与集中式转移阶段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所阐述的产业区位变迁实际上是“集中—分散—再集中”的过程(梁琦，刘厚俊，2003)，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品生产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类型特征，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最佳生产区位和分布类型，知识密集型的产品生产集中于产品创新地，随着知识溢出作用的发挥，其他地区开始模仿和改进该产品的生产，产品的生产区位增多并呈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特征，最终随着产品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其生产活动向成本最低的地区集中。同样，强调地区要素禀赋变化的雁阵模型描述的“进口—本地生产—出口”过程，在区位分布上也表现为“集中—分散—再集中”，从欠发达地区角度看，“进口”阶段意味着产品生产集中在发达地区，“本地生产”阶段意味着产品生产区位增多(本地成为新增生产区位)，区位分布分散化，“出口”阶段意味着本地生产对发达地区生产的取代，生产区位减少，区位分布集中化。图1 产业布局演进的一般过程假设世界仅由两个地区组成，分别为地区1和地区2，其中前者为产业创新地和转出区，后者为产业转入区，则按照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布局演进的过程可描述为如图1所示的6个阶段。布局θ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新产品阶段的初期。此时，新产品生产在地区1出现，形成了尚不成熟的新产业，其产品仅在地区1销售，地区2则既不生产也不销售该种新产品。布局α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新产品阶段的中期，从地区2的视角看，该布局形态对应于雁阵模型的进口扩张阶段，此时，地区2开始从地区1进口该产品，但尚不能生产该产品，地区1作为该产品唯一的生产区位，由于本地市场的成熟和出口量的增长而扩大了生产规模。布局α′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新产品阶段的后期和走向成熟产品阶段的初期，从地区2的视角看则对应于雁阵模型的本地生产阶段的初期，此时，地区2开始生产该产品，随着地区2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其产量增长率一般会超过本地需求的增长率，地区2的产量将取代一部分进口量，由于出口的减少，地区1的产量有可能出现下降。布局β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走向成熟产品阶段的中后期，从地区2的视角看则对应于雁阵模型中本地生产阶段的中期，此时，地区2的生产规模已足以满足本地需求，不需进口，地区2已完成了对该产品的“进口替代”，地区1则因出口量的下滑而出现明显的减产。布局γ′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标准化产品阶段的初中期，从地区2的视角看则对应于雁阵模型中本地生产阶段的后期和出口阶段的初期，此时，地区2的生产规模已大大超过了本地需求，开始对地区1出口，而地区1的生产规模则继续缩小。布局γ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标准化产品阶段的后期，从地区2的视角看则对应于雁阵模型中出口阶段的中后期。此时，地区1已完全淘汰了该产业的生产，其需求的满足完全依靠从地区2进口，地区2则取代了地区1成为唯一的生产区位。这样，产业布局演进过程就可以描述为θ—α—α′—β—γ′—γ的持续变化过程。其中，α′—β—γ′的变化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转移”过程，表现为地区2的生产对地区1的逐步替代，该过程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α′—β阶段的产业布局由集中走向分散，我们称此阶段为“分散式转移”阶段；β—γ′阶段的产业布局由分散走向再集中，我们称此阶段为“集中式转移”阶段。现实中，产业转移往往是在多个地区之间同时发生的，产业转移开始时，转移目的地一般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生产区位增多的趋势更加明显，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优胜劣汰后，产业布局才可能重新走向再集中。所以，在多地区经济系统，“分散式转移”与“集中式转移”的阶段划分仍然适用，并且两个阶段的特征区别将比在两地区经济系统下的表现更加明显。2.方程构建及变量含义与产业转移的基本理论一致，本模型也采用成本比较的方法，希望能借此统一现有的产业转移理论，但我们考察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还包括销售环节发生的成本，从而将空间因素纳入产业转移影响因素。针对图1所示的产业布局过程建立模型，引入三类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分别为平均生产成本和(下标表示地区，下同)、运费率t、市场需求和。其中，某地区的平均生产成本囊括了所有区位因素，以及由于区位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包括来自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的获得成本(含投入要素的运输费用)。以运费率表示的产品运输费用②不仅考虑实际发生的有形费用，而且还应纳入由于贸易壁垒、汇率、制度等因素对运输造成的时间成本、风险成本等无形费用。在货物特性、距离和运输技术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运输费用一般与货物运输量有直接关系，这里假定运输费用总额与货物运输量成正比，并且运输费用只发生于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与运输方向无关。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市场需求分布将对运输量和总运输费用产生重要影响。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解释了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的产业转移现象，其主要动力源自地区间平均生产成本的差异。在两地区模型中，随着各种与生产成本有关因素的变化，两地区之间的平均生产成本将依次经历＜、=、＞三个阶段，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结论是，产业的最佳布局形态会随地区间成本差异的变化而从α变为β或γ。通过求解考虑了更多因素的两地区模型，我们可以对雁阵模型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更为周密的逻辑检验和发展，从而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产业转移现象。二、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下的产业转移1.模型的解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各地区的平均生产成本都与产量无关，意味着生产规模可任意大或任意小，在两地区模型中，表现为无论与取值如何，β形态的分散布局都是可以实现的。对α、β、γ三种布局形态，分别在＜、=和＞三种情况下，求解具有最低总成本的布局形态及其变量条件组合，结果见表1。＜的情况，对应表1中的变量条件组合H1、H2和H3。此时，比较运费率(t)和两地区平均成本的差(-)，如果t＞-，则最佳布局为β；如果t=-，则最佳布局为α、β或α′，三者总成本相等；如果t＜-，则最佳布局为α。=的情况，对应表1中的变量条件组合H4。此时，无论运费率(t)取何值(只要t＞0)，最佳布局都为β。＞的情况，对应表1中的变量条件组合H5、H6和H7。此时，比较运费率(t)与两地区平均成本的差(-)，如果t＞-，则最佳布局为β；如果t=-，则最佳布局为γ、β或γ′，三者总成本相等；如果t＜-，则最佳布局为γ。2.经济学含义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发达地区生产成本的相对上升和欠发达地区生产成本的相对下降，发达地区的产业具有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各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对产业转移并无影响，但是运输费用对产业转移的发生及形态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以新产品在地区1出现时的布局θ为起点，那么，当地区1具有成本优势(＜)，但运费率较高时(H1)，地区1的该产业会向地区2进行分散式转移(布局趋向β)；如果运费率较低(H3)，地区1的该产业将在本地扩大生产以占领市场(布局α)，此时地区1的该产业并没有向外转移的动力。在地区1与地区2平均生产成本相等时(H4)，地区1的该产业将倾向于向地区2进行分散式转移(布局趋向β)。随着地区2的成本优势开始呈现(＞)，如果运费率较高(H5)，地区1的该产业将对地区2进行分散式转移(布局趋向β)；只有当运费率足够低时(H7)，地区1的该产业才会向地区2进行集中式转移(布局趋向γ)。总之，在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下，随着运费率的降低，产业趋向于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而随着运费率的增加，产业趋向于向生产成本较高的地区分散。三、规模报酬递增假定下的产业转移1.模型的解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下，产业集中于一个地区生产，其平均生产成本会大大低于分散布局于两地区的情形，假设规模经济效益足够大，以至于产业只有集中在一个地区生产才是可行的③，也就是说以布局θ为起点，地区1的厂商只有布局α和γ两种选择，布局β、α′、γ′三者都是不可行的。对α与γ两种布局，分别在＜、=和＞三种情况下，求解具有最低总成本的布局及其变量条件组合，结果见表2。＜的情况，对应表2中的变量条件组合H8、H9、H10、H11，当≥时，无论运费率(t)取何值(只要t＞0)，最佳布局都为α；当＜时，最佳布局依t的大小而在α与γ间变换。=的情况，对应表2中的变量条件组合H12、H13、H14，此时，无论运费率(t)取何值(只要t＞0)，最佳布局仅依与的大小关系而在α与γ间变换。＞的情况，对应表2中的变量条件组合H15、H16、H17、H18，当＞时，最佳布局依t的大小而在α与γ间变换。当≤时，无论运费率(t)取何值(只要t＞0)，最佳布局都为γ。2.经济学含义综合以上分析，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仅考虑集中式转移，则随着发达地区生产成本的相对上升和欠发达地区生产成本的相对下降，各地区的相对市场规模及运输费用都会对产业转移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以新产品在地区1出现时的布局θ为起点，那么，当地区1同时具有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时(H8)，不会发生产业转移。当地区1具有成本优势，但不具有市场优势时(H9、H10、H11)，产业转移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运费率的大小，只有在运费率较高时(H9、H10)，产业转移才可能发生。当地区1与地区2的平均生产成本相等时(H12、H13、H14)，产业转移发生与否取决于两地区间的相对市场规模，只有当地区2至少具有与地区1相当的市场规模时(H13、H14)，产业转移才可能发生。当地区2具有成本优势但不具有市场优势时(H15、H16、H17)，只有在运费率较低时(H16、H17)，产业转移才可能发生；当地区2同时具有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时(H18)，产业转移必然发生。在一地区具有成本优势，而另一地区具有市场优势的情况下，随着运输费用的降低，产业趋向于向具有成本优势的地区集中；随着运输费用的增加，产业趋向于向具有市场优势的地区集中。四、国内产业转移的阶段特征与真实动力1.国内产业转移的阶段特征与效率评价现实中的产业区位决策是由多个企业单独进行的，其实施生产区位转移的时间可能不一致，并且在此期间所考察行业还可能存在原企业的退出和新企业的加入，以及市场总需求的增长或缩减，再加上现实中产品多种多样，统计上很难独立地考察单个同质产品的生产布局，这导致现实中难以找到绝对的α、β、γ三种布局形态，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所有地区同时生产并存在区际贸易的情况，即处于分散与集中的中间布局形态α′和γ′，但生产布局的相对集中程度仍会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集中—分散—再集中”的变化趋势。分散式转移与集中式转移都可以有效地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但是集中式转移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要大于分散式转移。①集中式转移意味着中西部输出产品的增多，类似于小岛清所倡导的PROT-FDI扩大贸易量的效果，有利于区域分工的形成和深化，而分散式转移则会产生类似于小岛清所反对的美国式国际投资所导致的贸易量减少的效果，不利于区域分工的形成。②集中式转移是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率生产区位的过程，有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济的平稳增长，而持续的分散式转移会导致产业布局过于分散，有可能导致恶性的价格竞争和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波动。③集中式转移可有效利用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而分散式转移则会损失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造成生产的低效率。④产业转移对于东部地区的意义主要在于节约土地、城市公共设施等不可移动资源，以降低新兴产业的发展成本，这只有在已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东部的生产规模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是在市场总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分散式转移常常表现为东部企业在中西部建立新厂以开辟或争夺新兴市场，东部地区的产量一般不会减少，而集中式转移则会使东部的市场最终由中西部的生产来满足，降低东部地区的产量，从而为东部“腾笼换鸟”创造条件。因此，提高产业转移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创造条件，以缩短产业布局由α或α′向γ′或γ演进的时间，使产业转移尽快进入集中式转移阶段，从而借助产业转移实现加速中西部经济发展、提高区域分工水平、提升产业生产效率、促进东部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近些年来，我国国内产业转移趋势明显。从图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份额从2004年起开始下降，到2010年已降低了7.63个百分点，同期中部、西部和东北分别提高了3.40、3.98和0.25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大部分工业行业占全国的份额出现了下降，对区域差距的缩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绝对值来看，东部地区大多数工业行业规模仍在不断扩张，产业转移对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作用并不显著，分散式转移的阶段特征十分明显。以纺织业为例，长期以来，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一直占据着我国纺织业的前四强，表3的数据说明，四省纺织业占全国纺织业的产值份额在2006年之前逐年增加，随后开始下降，与之同步，我国纺织业的空间赫芬达尔指数也从2006年开始逐年下降，布局趋于分散，说明2006-2010年间纺织业布局调整处于分散式转移阶段。在此期间，四省的纺织业产值规模按可比价格计算仍然增长了61.37%④，其纺织业产值占地方经济(GRP)的比重从13.11%略微下调到了12.89%，但仍比纺织业总产值占全国经济的比重高出近1倍，说明纺织业的转移并未对转出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明显贡献，产业转移的效率较低。图2 四大板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份额变化资料来源：根据中经专网数据库计算整理。2.国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基于区位论的两地区模型分析说明，除了地区生产成本外，运输费用和需求分布对于产业转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两个空间因素的角度考察我国国内的产业转移条件变化，可为提高产业转移的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使用两地区模型分析我国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现象时，可将东部看做地区1，中西部看做地区2，东部与中西部生产成本(与)的大小关系因所考察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所需要素价格的区域差别而各有不同，但对于大多数成熟的制造业，中西部在土地利用、资源供给等方面的成本优势日益明显，我们这里重点考察＞的情况。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区域间的运输费用(以运费率t表示)将会下降。目前我国的市场需求仍然主要依靠东部以及通过东部沿海出口的海外市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市场有所收缩，可认为有所下降；我国中西部市场及其周边国家的边贸市场规模尚小，随着扩大内需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将逐渐扩大，虽然很难超过东部市场，＞的格局将长期维持，但两者的差将有所缩小。因此，我国的国情主要对应于两地区模型中需求分布不起作用以及＞的情况，即表1中所有七种条件组合(H1—H7)，以及表2中的H8、H12、H15、H16、H17等五种条件组合。据此，使用两地区模型，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现实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运输费用的降低将提高集中式转移的动力。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产业，运输费用的下降将降低产业分散布局的动力，而提升产业集中布局的动力，即促使产业布局由β向α或γ转变，产业集中的方向取决于地区生产成本的比较，如果中西部具有成本优势(对应H5、H6、H7)，运输费用的下降会使产业转移的主流形式由分散式转移逐渐转变为集中式转移。同样，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如果中西部具有成本优势(对应H15、H16、H17)，运输费用的下降也会促使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向中西部进行集中式转移(由布局α转向γ)。这说明运输费用的降低有利于地区成本优势的发挥，有助于产业转移效率的提高。近年来，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由于显著缩短了空间距离，提高了运力，降低了运费，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以2009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武广高铁为例，该高速铁路将湖北与广东之间的时空距离压缩到了3小时左右，使武汉、长株潭、珠三角等城市圈连为一体，同时也大大缓解了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铁路货运压力，使原有的京广线货运能力提升了10.9%，截至2010年底，武广高铁牵动了珠三角近1000亿元产业资本向内地转移(徐金波等，2010)，其中武广高铁沿线的湖南省郴州市明显受益，该市地处湖南南部，与省会长沙及广州的距离都较远，交通不便曾使郴州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创立于郴州的著名空调生产企业远大集团也于1992年转移到了长沙，而武广高铁的建成使郴州同时进入长株潭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一小时经济圈，大大降低了郴州到主要市场的物流成本，使郴州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得以凸显，吸引了台达电子等大型制造企业落户郴州，引入的产业投资项目中80%来自珠三角经济圈(谢良兵，2010)。(2)内需扩大有助于中西部承接集中式产业转移。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需求分布通过对运输费用的临界值(-)(+)/(-)作用，进而对产业转移产生重大影响。观察表2中与中国现实状况相符的五种条件组合，只有当中西部具有成本优势，且运输费用相对于临界值较小时(H16、H17)，集中式产业转移才可能发生。令这一临界值为T，当，即临界值是东部市场规模的单调减函数，是中西部市场规模的单调增函数。所以，的下降或的增加将提高此临界值，意味着由东部向中西部进行集中式产业转移所要求的运输费用约束将变得宽松，中西部承接的转移产业种类也将增多。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海外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给我国东部地区的外向型制造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深圳4000家台商企业在2009年一季度的订单普遍下降30%—50%，有的甚至下降80%(王传真等，2009)，同时企业的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东部沿海一大批产业开始大举内迁。典型的案例包括英特尔公司将上海的制造工厂迁至四川成都，富士康集团大规模向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转移产能，缩减在深圳等东南沿海地区产能规模等。这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包括节约生产成本、开拓中西部市场等，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助推了产业转移。海外市场需求不振，使国内及中西部市场需求的地位相对上升，即两地区模型中与的差值变小，使东部地区成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各种动力增强。未来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将可能持续扩大，从而引导企业向新兴市场区布局，加速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3)地方保护主义阻碍集中式转移但助推分散式转移。虽然，国内区域间无法通过关税、汇率等贸易壁垒来影响贸易成本，但仍可以通过财政补贴、行政审批、政府采购等手段实施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提高区域间广义的运输费用。表1显示，对于处在创新阶段的产业，中西部地区一般不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如果中西部实施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区外企业创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则可以将条件组合H3转变为H1，增强创新产业向该地区进行分散式转移的动力；类似地，对于成熟阶段的产业，虽然中西部具有成本优势，但东部地区可实施挽留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将条件组合H7转变为H5，使企业的最佳区位决策由集中式转移转变为分散式转移，延缓产业转移的进程，从而减轻东部的税收、就业等损失。表2中的H15和H17显示，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成熟产业，虽然中西部具有成本优势，但是东部地区通过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仍可以阻碍或延缓集中式产业转移的发生。总之，地方保护主义通过提高广义的运输费用，给集中式转移造成了阻碍，但是对分散式转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若产业因为过高的运输费用而被迫将转移方式由集中式改为分散式，将大大降低产业转移的效率。对于国内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李善同等(2004)使用的调查问卷中列举了8大类42种形式和做法，8类形式分别为数量控制、价格控制、技术壁垒、无形限制、投入限制、劳动要素流动限制、资本要素流动限制、技术要素流动限制等。政府通过地方保护主义延缓和阻碍集中式产业转移的发生，使产业的地区集中程度难以提高，区域分工难以形成，造成产业布局的低效率，这种作用已被大量实证研究所证实。郑毓盛、李崇高(2003)使用1978-2000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市场分割降低了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并且这种影响呈上升趋势；白重恩等(2004)使用1985-1997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利税率较高和国有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受到的地方保护也较高，产业的地区集中度就较低，并且在决定产业布局形态的因素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分散作用超过了外部经济性和规模效应的集中作用；马光荣等(2010)使用1984-2004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近年来，在地方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越来越多地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日趋成为“正式化”的制度安排，借助司法手段和行政组织手段实施地方保护措施的行为越来越多(董龙云等，2008)，例如东部一些省份直接将引导中心城市制造业向省内边缘地区转移作为公开的地方发展战略大力推行，对这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五、总结与启示两地区模型在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区位论的思想，通过引入运输费用、需求分布和平均生产成本等外生变量，重新考察了产业转移发生的条件和方式，发现生产成本差异对产业转移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且三类外生变量中任何一类都不能对产业转移单独地发生作用，只有综合三者中两类或两类以上的变量条件，才能决定产业转移发生与否，以及转移的主流形式(分散式或集中式)。将两地区模型用于中国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研究，可以解释和预测我国区域生产成本、运输费用、需求分布的变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对于政策制定，如果将扩大产业转移规模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目标，那么两地区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1)国内产业转移政策目标不仅应关注产业转移的规模，更应注重提高产业转移的效率。现实中，中西部各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激烈的竞争，往往不顾自身比较优势、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产业结构特点，只追求投资项目的规模和科技含量，致使产业布局过于分散，不利于全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局面的扭转有赖于中央对于产业转移调控力度的加强，努力推动集中式产业转移。可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中西部各地区制定具体而不同的鼓励转移产业目录，引导东部产业有序转移，大力扶持产业集群向中西部整体迁移。(2)推动国内产业转移不仅应发挥中西部成本优势，更应挖掘其他动力因素的潜力。虽然我国各地区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成本差异，对推动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工业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红利的减少，我国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成本都在不断攀升，中西部地区在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东南亚、非洲等国外地区的竞争。与国外地区相比，由于要素流动没有国界的限制，中西部在成本方面的显著优势难以长久维持，但是在区域市场需求和商品运输费用方面仍具有较大的潜力可挖。中国应利用好未来10年的关键时期，努力扩大中西部需求，积极拓展内陆边境贸易，并努力降低有形的和无形的商品运输费用，推动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国内形成新“雁阵”，以维持和加强制造业大国地位。(3)扩大中西部需求不仅应加大财政投入，更应加强政策的区域针对性。一方面，只有当中西部需求的提高对企业区位决策造成影响时，才能起到吸引产业转移的目的。2007年以来实行的“家电下乡”优惠政策，对于中西部及东部农村地区的需求起到了拉动作用，但是受益的企业主要布局在东部地区，对于产业布局调整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延缓了家电业向中西部的转移。未来我国对于中西部的需求刺激措施应充分考虑对于产业布局的影响，可对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生产地加以限制，减少区域政策的“漏出效应”。另一方面，只有当中西部需求稳定在较高水平时，才能起到促进产业转移的目的。扩大地区需求规模的长效措施一般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两个方面，然而从产业布局调整的角度考虑，需求刺激措施的区域针对性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在提高收入水平的措施方面，中西部地区需要努力改善生活环境及制度软环境，避免中高收入人群向外地迁移，有条件的地区(如风景名胜区)还可争取吸引东部地区高收入人群向中西部移民，以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中西部地区需要集中有限的财力用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提高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素质和身体素质，使更多的人口进入中高收入行业，而不应盲目追求公共服务的高档次。(4)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不仅应提高规模档次，更应着眼于降低加工制造产品的流通费用。一方面，本文的分析说明，加工制造产品运输费用的下降可以促进产业转移，而能源原材料及初级产品运输费用的下降则会降低原制造业区位的生产成本，从而延缓产业转移。目前，我国正大力实施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甚至包括“南水北调”等大型能源、资源跨区运输设施的建设，对于中西部吸引东部产业转移是不利的，从优化产业布局的角度看，我国未来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应重点完善区域间及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公路、铁路、航空等以加工制造产品为主要运输对象的运输网络。另一方面，完善的交通运输设施只是降低运输费用的物质前提，发达的交通管理、物流组织等软件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是商品流通费用仍然居高不下，有研究发现，我国201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高达18%，仅比2005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左右(孙开钊，2011)，与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规模是不相称的。我国商品流通费用的降低尚有赖于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交通运输设施私人使用成本的降低。(5)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应加强区域合作，更应转变政府职能。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体现了各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不同地区之间的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多寡有别，进而又导致了不公平的区域竞争。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必须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园区共建、税收共享等措施，实现经济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为集中式产业转移扫除障碍。但从长远看，地方保护主义的彻底根除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实现，只有当地方政府退出了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转变成为纯粹的经济活动“裁判员”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时，高效率的产业转移才能得到保证。注释：①弗农虽然强调了地方需求的价格弹性对于产品创新的重要性，但并未将地区间需求规模的差异和变化作为产业转移的直接影响因素。②从韦伯(1909)为代表的古典区位论到克鲁格曼(1991，1999)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运输费用在产业区位的决定过程中都起着关键作用。为方便数学处理和经济学解释，这里将要素和中间产品运输费用纳入生产成本，而将所考察产品的运输费用作为独立变量。③严格地说，规模经济效应与运输费用之间的权衡会造成集聚与扩散，这种权衡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主题，然而要对无差异的单个产业(产品)考察规模经济效应下分散式产业转移与集中式产业转移的选择(即布局β与γ的总成本比较)，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成本函数，涉及的因素过多，为简单起见，此处假设产业集中布局优于分散布局，仅考察“产业在何处集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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