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探寻来自国际贸易的利得历来是国际贸易学科的核心问题。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得的源泉为分工和交换。Krugman（1979、1980）把垄断竞争模型（Spence, 1976; Dixit and Stiglitz, 1977）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引起了贸易理论的变革。垄断竞争框架下的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偏好多样性（love of variety）共同构成差异化产品（同一产品不同种类）贸易的动因，即使贸易双方的要素禀赋相似。消费者消费可行集的扩大成为解释国际贸易利得的新渠道。尽管有关来自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的理论很早就得以构建，但是测度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的经验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出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模型的可操作性是测度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的最主要障碍（Ardelean and Lugovskyy, 2010）。Feenstra（1994）在不变替代弹性（CES）框架下发展了能纠正新出现和消失的进口产品种类的价格指数，首次给出了估算来自进口产品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的方法。Broda与Weinstein（2006）通过构建加总价格指数将Feenstra（1994）的模型扩展到多产品框架，并用以估计了1972～2001年美国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沿用Broda与Weinstein（2006）的方法，Minondo与Requena（2010）对西班牙、Mohler与Seitz（2010）对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Cabral与Manteu（2010）对葡萄牙分别估算了来自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造就了出口的持续繁荣，也无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忽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带来的福利效应，中国进口贸易长期处于“为出口而进口”的从属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贸易失衡、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状况的频频发生，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关注宏观层面上进口贸易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缓和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微观层面上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含义。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以及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中国贸易产品的数目迅速增长（Feenstra and Kee, 2007）。中国进口产品种类从1995年的69 706种增长到2004年的93 587种，① 上涨幅度高达34.26％。由此，中国来自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究竟有多大？消费者从哪种产品进口种类增长获得的利益最多？哪个产业部门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最大？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探寻国内消费者福利持续增长的渠道以及中国进口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基于Feenstra（1994）和Broda与Weinstein（2006）的研究方法，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个能够考虑新增和消失进口种类的加总价格指数，利用1995～2004年CEPII－BACI数据库HS－6位数中国进口数据，考察进口种类增长对传统价格指数的向下的影响，测算由于假定进口种类保持不变而引起的价格偏误，进而估算十年间中国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贸易利得，并进一步按照产业部门和生产阶段两种标准分析和把握总体福利的结构，从而为增进中国贸易利得提供政策参考。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具体阐述测算来自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的经验方法；第四部分利用CEPII－BACI数据库详细刻画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特征事实；第五部分展示估算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总体福利的结构；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二 文献综述在探究国际贸易的利得时，传统贸易理论强调比较优势中的分工与交换，贸易利得来自价格变动而不是产品种类的变化（Broda and Weinstein, 2006）。Krugman（1979、1980）揭示了来自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的两个渠道：第一条渠道为贸易成本的下降。如果贸易成本下降，国家能通过进口新产品种类获益。第二条渠道为外国的市场规模增长。外国市场规模增长（等同于劳动力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产品种类，显然，这与传统比较优势模型存在根本区别。自此，垄断竞争框架下的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假定使更多产品种类的可获得性成为解释贸易利得的新渠道，考察进口“新种类”对消费者的福利效应成为诸多文献的研究重点。Harris（1984a、1984b）将规模经济的假定应用于加拿大企业，使用模拟模型估算了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福利效应。然而，由于缺乏产品替代弹性这一重要参数，作者并没有将产品差异化引入模型之中，因而估算结果存在偏误。Klenow与Rodrguez－Clare（1997）校正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利用哥斯达黎加的数据发现来自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占了GDP的2％以上，其中包括来自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它提高了整体贸易利得的50％～300％。虽然考虑了产品的差异性，但是该研究只估算出两个替代弹性以代表所有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导致结果解释力不足。基于Hicks（1940）的研究，Hausman（1981）首先利用微观数据估算单一产品内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通过准确计算新种类的“保留价格”（使得消费者对其需求为零），结合产品的现价，测度新产品种类价格下降引致的福利变化。Hausman（1997、1999）将同样方法应用于分析通信工程和早餐谷物食品的出现对福利的影响。但该方法的实施需要计算每种产品新种类的实际价格，细致的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成为此方法得以推广的最大障碍。Romer（1994）试图在垄断竞争框架下测度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新产品种类增加的福利效应。由于贸易壁垒和出口新种类到外国市场的固定成本，一些产品无法获得支撑出口的利润，这限制了进口国可获得种类的数目。如果一些产品起初被禁止进口，那么由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福利可占据GDP的20％。Feenstra（1992）测算了美国进口保护主义引发的外国生产率损失以及美国国内的福利损失，指出：即使关税降低的幅度很小，新进口种类增长所引致的福利效应依然显著。然而，以上两篇文献没有关注新种类对价格的影响，仅提供一些潜在福利效应的计算（Broda and Weinstein, 2006）。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工作是Feenstra（1994）：在CES框架下发展了能纠正新出现和消失的进口种类的价格指数。同一产品内不变弹性的假定暗含了新产品种类的“保留价格”为无限大，从而解决了微观数据的不可得性问题；利用相关统计技术，作者得到估算产品内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的经验方法，并指出新种类是否降低单位成本取决于它和其他种类的替代程度和支出份额。此精确进口价格指数的构建为量化传统进口价格指数的向上偏误，从而量化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提供了可能。进一步将Feenstra的模型扩展到多产品模型，Broda与Weinstein（2006）认为传统进口价格指数的测度由于进口种类保持不变的假设而存在偏误，在将种类定义为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产品的情况下，新增种类会降低加总价格指数，且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新种类与其他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及其支出份额。他们估计了1972～2001年美国进口种类的贸易利得，发现传统进口价格指数每年都有1.2％的向上偏误。在整个期间内进口种类的贸易利得占GDP的2.6％。继Broda与Weinstein（2006）之后，大量文献致力于估算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研究消费者究竟愿意支付GDP的多少份额以获取更多的进口产品种类的消费。利用CEPII－BACI数据库HS－6位数产品层面数据，Gaulier与Méjean（2006）考察和比较了28个发达或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增进口种类的加总价格效应。其结论证实了进口种类变化对进口价格水平的向下的影响：1994～2003年新种类的涌现导致进口价格平均每年下降0.2％。但是，他们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口价格指数的测量偏误（产生于对新进口种类的忽略）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更高。以葡萄牙为研究对象，Cabral与Manteu（2010）得到1995～2007年进口种类的净变化累积降低了进口价格指数的2.3％，进口种类增长致使消费者的福利增长了GDP的0.7％。Minondo与Requena（2010）利用HS－6位数西班牙进口数据探求1988～2006年其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新增产品种类引致的福利增长相当于其GDP的1.2％，其中，中国是西班牙福利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贡献度达12％）。Mohler与Seitz（2010）采用更加细分的HS－8位数数据对欧盟27个成员国1999～2008年进口种类的增长进行福利测算。国家间的结果表现出差异性，新成员国新增产品种类的进口已成为其重要的福利源泉（例如爱沙尼亚的福利增长为其GDP的2.74％、斯洛伐克为2.34％）。另外，Goldberg等（2009）测算了印度企业作为中间产品消费者的贸易利得。结果表明，新进口种类使得投入品进口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下降4.7％，成本的降低提升了企业生产新产品种类的能力。目前，中国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分析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对贸易条件和生产率的影响。钱学锋等（2010）利用CEPII－BACI数据库HS－6位数双边贸易流量数据，在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情况下测算了1995～2004年中国与40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结果发现，基于固定种类的传统测度方法确实导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0.93％。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0.73％，考虑种类变化后的实际贸易条件大约改善了1.36％。另外，钱学锋等（2011）分析了进口种类增长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精确机制。结果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失效）。尽管以上研究包含了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可能福利含义，但没有直接估算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水平变化。毋庸置疑，现有文献在理论和经验上为探求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与测度方法，但同时也存在缺陷。首先，大部分文献着重强调进口种类增长为消费者带来的总体福利效应，却容易忽视对总体福利结构的具体分析与把握，而后者蕴含了深刻的政策含义；其次，在经验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中关于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福利估算的文献明显不足。因此，本文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采用CEPII－BACI数据库HS－6位数进口贸易数据，描述了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其次，基于Feenstra（1994）和Broda与Weinstein（2006）的研究方法估算1995～2004年中国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总体福利水平。尤其地，我们进一步按照产业部门和生产阶段两种标准分析和把握总体福利的结构，这将有助于我们探求持续增进中国来自进口种类的贸易利得的有效机制。三 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估算方法国际贸易扩大了市场容量，国内消费者可以消费从国内生产者处不可获得的产品种类，更广的选择范围使得消费者的福利增长。根据Feenstra（1994）和Broda与 Weinstein（2006）的研究，我们提供量化传统进口价格指数由于忽略新产品种类而产生的偏误以及来自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的经验方法。 四 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特征事实（一）数据处理说明本文的数据来自CEPII－BACI数据库，③ 时间跨度为1995～2004年，包括对中国出口的所有经济体。产品为HS－6位数层次。④ 对于每一种产品，我们拥有中国从所有国家进口的CIF价值量、数量和单位价值。我们的所有测算都基于HS－6位数层次，然后利用2位数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 3），把HS92和ISIC的分类标准匹配，从而将产品数据加总到产业层次用于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另外，我们还利用基于BEC（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的分类方法，将产品按照生产阶段划分到5个不同的组中：初级产品、半制成品、配件和零部件、资本品和消费品，进行结构分析。Broda等（2006）利用Hansen（1982）的广义矩估计法（GMM）估算了73个国家在HS－3位数产品层次上的替代弹性。本文中，我们利用其提供的中国的产品内种类间替代弹性与HS－6位数产品匹配。⑤ 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在更为加总的水平上估算的替代弹性趋向于较小，代表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较小，差异性较大。用HS－3位数替代弹性与HS－6位数产品进行匹配时，有可能高估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然而，如果将HS－6位数贸易数据加总为HS－3位数进行测算，则可能掩盖了大量的种类数目增长，反而低估了实际的价格偏误，进而低估了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增长（Cabral and Manteu, 2010），故我们的测算依然基于HS－6位数产品层次。另外，有关替代弹性保持不变的假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产品差异化程度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Broda与Weinstein（2006）曾经指出，1990～2001年替代弹性的中位数比1972～1988年有轻微的下降，表明美国进口产品正在变得更加差异化。在本文中，由此引起的偏误将由于时间跨度较短而得以限制。图1 中国总进口占GDP比重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二）进口种类增长的特征性描述改革开放让中国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走上了快速经济发展之路，也让中国逐步走上了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道路，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则更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成为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历经30多年，中国成功地完成从近于完全封闭的状态向全面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的转变。中国进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5.14％上涨到2008年的26.45％，年增长率达到5.61％（见图1）。中国的进口总值增长伴随着中国进口种类的增长。正如第三部分所述，我们将产品定义为HS－6位数的产品层次，将种类定义为从某一特定国家进口的HS－6位数产品。那么，中国进口种类的增长主要是源于产品层次的数目增长，还是产品供给国（出口国）数目的增长？表1提供了1995～2004年中国非能源进口产品种类演变的初步证据。从表1中可见，1995年中国进口HS－6位数产品（除能源产品）数目为4898，从新产品的维度增长种类数目的空间不大。事实上，中国2004年进口产品数目反而下降为4808。然而，中国进口产品种类数目却从1995年的69706种增长到2004年的93 587种。在1995年。中国每种进口产品平均进口自14.23个国家，而2004年每种产品的平均供给国数目上升至19.46。由此，我们可以认为1995～2004年，中国进口种类数目的净增长主要来自向中国提供每种产品的出口国数量的增长。⑥ 另外，中国两时期的共有进口产品数目为4755。然而由于第三部分中所阐述的原因，为计算某一产品的λ比率，需要保证该产品在两时期至少有一个共同的进口来源国。因此，本文选择仅仅保留符合要求的HS－6位数产品，删除了148种产品（占共有产品数目的3.11％）的进口数据。但是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大：1995年148种产品的进口值占据共有产品进口值的0.36％，2004年仅为0.11％。表2报告了2004年中国进口非能源产品的30个主要经济体及其在1995年和2004年对中国出口产品数目和出口总值的排名情况。如表2所显示，在两个时期，无论是根据进口产品数目还是进口总值，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以及德国的进口都稳固地占据前6名的位置，虽然其具体排名会有稍许波动。这无疑显示了它们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突出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在此期间一些经济体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重要性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亚洲及南美经济体对中国进口的贡献正在突显：印度对中国出口产品数目从1995年的第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19名，出口值也从1995年24名上升到2004年的13名；菲律宾对中国出口产品数目从第29名上升到25名，出口值从39名上升到11名；另外，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巴西、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家的排名也有较小幅度的提升。相反，中国澳门、加拿大以及一些欧洲经济体的地位有所下降，其中中国澳门的产品数目从1995年的17名下降到2004年的27名；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值从1995年的第7名下降到2004年的17名。从表2的第4列可以看出，除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外，余下的所有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数目都发生增长（大于1）。表格的最后一列则显示各经济体对中国进口总值增长的贡献度。我们发现。各经济体的贡献度大小排名与其2004年对中国出口值排名基本相符，而中国香港却表现“异常”，虽然其2004年对祖国内地出口总值排名第6。但是其对祖国内地1995～2004年进口增长的贡献度却只有0.99％。五 估算结果分析沿用Feenstra（1994）和Broda与Weinstein（2006）的经验方法，我们对1995～2004年中国及其周边亚洲国家来自新产品种类的贸易利得进行估算，结果见表3。表3显示，对于全部的分析对象，由（6）式计算的进口价格偏误指数都小于1，其中中国的进口价格偏误指数最小（为0.956），忽视进口种类的净增长将高估进口价格指数。忽略中国进口的产品（能源产品除外）种类的增长会导致中国进口价格累积向上偏误4.36％，平均每年向上偏误0.43％。根据（8）式，第9列报告了由于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增长的估算结果，中国消费者因1995～2004年进口种类增长而获得的福利相当于中国GDP的0.8396％，即中国消费者将愿意支付2004年GDP的0.8396％以获取比1995年范围更为广泛的进口产品种类的消费。比较而言，印度的价格偏误指数较低（仅高于中国），其来自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为其GDP的0.3431％，仅低于中国和中国香港。中国香港的价格偏误指数较高，但是由于其进口总值占据其GDP的134.71％，最终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增长幅度较大，为其GDP的0.7169％。另外，虽然日本和韩国的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十分相近，但由于日本的进口份额很低（仅为6.04％），其福利增长幅度最低，只占据其GDP的0.0493％。在总体分析之后，我们着重对中国进口价格偏误进行更加细致、具体的考察，以鉴别出哪个单独产品、产业部门或者生产阶段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正贡献度较大（使得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减小），从而其种类增长所引致的福利增长幅度较大，进一步把握总体福利的结构。表4列明了在HS－6位数层次上对中国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具有主要正贡献（降低偏误指数，进而降低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福利水平）和负贡献（提高偏误指数，进而提高进口价格指数，降低福利水平）的各15种产品及其相关信息。由表4可见，“其他单片集成电路”进口种类的增长对于降低中国进口价格指数起到显著的作用，其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正贡献度高达59.23％。位居次席的是“混合集成电路”其正贡献度为17.86％，再加上“数字式单片集成电路”，3种集成电路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正贡献度累积为78.88％。其他正贡献较大的产品还包括钢铁等金属制品。值得注意的是，15种主要正贡献产品的累积贡献度为98.64％，由此，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对进口价格的降低作用表现出极为显著的集中趋势。从生产阶段上来看，正贡献度较大的产品多半为配件和零部件以及半制成品，而15种产品中并没有消费品。同时，15种主要对中国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具有负贡献的产品中，并没有体现出明显集中的特征。产品涵盖车辆、光学设备、化学制品、电子配件、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多个领域，生产阶段也涵盖了全部5种阶段。负贡献最大的产品为“1500cc＜排量≤3000cc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车辆”，其贡献度仅为－6.1％。15种产品的累积负贡献度也只有－17.22％，可见中国某些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对进口价格的提升作用表现出分散趋势。根据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和BEC（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分类，可以将HS－6位数产品的结果加总，以获得总体福利的产业或阶段分解。对于任意产业或者阶段尼，其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可表示为： 首先利用两位数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按照产业部门对中国进口价格偏误指数进行分解，⑦ 结果见表5。1995～2004年，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具有最大正贡献的产业是“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和装置的制造”（ISIC 32），其贡献度高达77.40％。其较高的正贡献度主要源于HS－85章，进一步我们发现主要源于上述3种集成电路（HS854219、HS854220、HS854211）。仍需注意的是，HS－85章还包括3种主要的负贡献产品：印刷电路、二极管（光敏、发光二极管除外）、黑白或单色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包括视频监视器用阴极射线管），但由于其负贡献度较小（HS853400为－0.77％，HS854110为－0.69％，HS854012为－0.63％），最终该产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进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作用最为显著。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正贡献度排名第二的产业为“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ISIC 35），贡献度为8.56％。该产业包含一种主要正贡献产品“其他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空载重量＞15吨”（HS880240），贡献度为6.55％（正贡献度产品中排名第3）。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正贡献度排名第三、四、五的产业依次为：基本金属的制造、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金属矿的开采（分别为ISIC 27、24、13）。1995～2004年，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具有最大负贡献的产业是“汽车、挂车和半挂车的制造”（ISIC 34），其贡献度为－6.71％。而其较高的负贡献度主要源于HS－87章，包含4种主要负贡献产品：1500cc＜排量≤3000cc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车辆、非公路用运货自卸车、机动混凝土搅拌车、其他特殊用途的机动车辆（HS870323、HS870410、HS870540、HS870590）。负贡献排名第二的产业是“纺织品的制造”（ISIC17），该产业包含一种主要负贡献产品：棉制其他针织或钩编织物（HS600292），其负贡献度为－0.55％。其余主要负贡献产业为：皮革的鞣制及修整，皮箱、手提包、马具及鞋靴的制造；医疗器械、精密仪器和光学仪器、钟表的制造；食品及饮料的制造（分别为ISIC 19、33、15）。其次，利用基于BEC的分类方法，按照产品所处的生产阶段对中国进口价格偏误指数进行分解，⑧ 结果如图2所示。图2 1995～2004年中国进口价格偏误关于生产阶段的分解（能源产品除外）数据来源：作者根据CEPII－BACI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显然，1995～2004年，“配件和零部件”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正贡献最大，其贡献度高达82.78％。该生产阶段涵盖上述“集成电路”和“燃气轮机”4种主要正贡献产品（HS854219、HS854220、HS854211、HS841182）。“半制成品”的贡献为9.96％，与居于首位的“配件和零部件”的差距较大，其包括的主要正贡献产品为部分金属制品及化学制品。“初级产品”和“资本品”分列第三、四位，且二者的贡献度相差不大。“消费品”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贡献微乎其微，仅为0.14％。该生产阶段并不包括主要正贡献产品，只包括一种最主要负贡献产品“1500cc＜排量≤3000cc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车辆”（HS870323），其负贡献度为－6.1％。六 结论与政策含义本文利用HS－6位数进口贸易数据。对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特征性事实进行描述。1995～2004年，中国进口种类增长主要来自供给某一产品的贸易伙伴数目的增加，而非进口产品数目的增长。基于Feenstra（1994）和Broda与Weinstein（2006）的经验方法，我们对1995～2004年中国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水平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忽略中国进口的产品（能源产品除外）种类增长会导致中国进口价格累积向上偏误4.36％，平均每年向上偏误0.43％。中国消费者由于进口种类增长而获得的福利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84％。进一步按照产业部门和生产阶段两种标准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进行分解，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具有最大正贡献（降低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产业为“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和装置的制造”（ISIC32），贡献度为77.40％；正贡献最大的生产阶段为“配件和零部件”，贡献度为82.78％。这些结论中蕴含了提高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增进中国贸易利得的丰富政策含义。首先，进口种类增长确实能够降低一国进口价格指数，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使得进口贸易的作用被大大低估，“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格局以及进口贸易的从属地位应当得以转变，实行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一国进口种类的数目可以沿两个渠道增长：一是进口产品数目的增长，另一个是某一产品出口国数目的增长。由此，中国应加强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和完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合理削减贸易壁垒，切实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从而同时增加进口产品数目和每一产品的贸易伙伴数量，最终为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提供持续动力。其次，无论是从产品分解还是产业分解的结果来看。进口种类增长对降低进口价格偏误指数进而提高福利水平的作用高度集中体现在几个产品或产业上，在产品层面上。“其他单片集成电路”进口种类的增长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正贡献度高达59.23％，3种集成电路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正贡献度累积为78.88％。15种主要正贡献产品的累积贡献度为98.64％；在产业层面上，“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和装置的制造”（ISIC 32），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贡献度高达77.40％。一方面，这意味着通过选择性地促进相关产品、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当面临外部冲击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结构无疑会造成通过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福利增长机制的脆弱性。因此，如何实现进口产品种类均衡增长，以分散不同产品和产业对降低进口价格指数的作用，稳固消费者福利增长的机制，尤其值得贸易政策制定部门的思考。最后，从生产阶段分解的结果来看，“配件和零部件”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贡献度高达82.78％，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事实相符。然而，这里不得不提出疑问：虽然配件和零部件的进口种类增长大大降低了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但是，中国消费者从中真实获益有多少？有多少利益随着制成品的出口而转移至国外？如何转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值得政府深刻思考的问题。截稿：2011年9月我们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谷克鉴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曹亮、周世民、何兴容、孙楚仁等人的有益讨论，当然，文责自负。注释：① 作者根据CEPII－BACI数据库原始数据计算。② 对于某一产品g，定义并计算λ比率的前提是在初期和终期必须存在至少一种共同进口种类，即。③ CEPII－BACI数据库包括世界200多个国家5000多种产品的双边HS1992的6位数贸易数据，包括每一商品的进出口国家、价值量、数量和单位价值。④ 现实中能源产品的进口值往往由于极不稳定的石油价格而扭曲，而且其贸易额又通常占据一国进口贸易的较大比重。鉴于其特殊性，我们的分析限于非能源产品，即排除HS－6位数产品分类的第27章。⑤ 由于Broda与Weinstein（2006）中并没有提供910、911、970HS－3位数层次的替代弹性，我们删除了60种产品的数据，该数目占两时期不变共有产品数目的1.26％，其进口总值占1995年中国进口总值的0.67％，2004年的0.18％，由此造成的数据损失微小。⑥ 根据时间段不同，Broda与Weinstein（2006）利用的是更加细分的HS－8或者HS－10位数进口产品数据，而本文采取HS－6位数层次，这可能低估了产品增长作为解释种类增长的渠道的作用。但是，鉴于Broda与Weinstein（2006）提供的经验方法是在固定的已存在产品范围内考察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增长，它并不能量化由于产品数目增长导致的种类增长进而引致的福利效应，因此HS－6位数的产品细分程度已经足够。⑦ 在进行产业分解之前，需要将HS－6位数产品与ISIC第三版两位数产业进行匹配，匹配关系参照表源自Jon Haveman's Industry Concordances（. freit. org/TradeResources/TradeConcordances. html）以及联合国统计司（United Nation Statistics Division）。⑧ 在进行阶段分解之前，需要将HS－6位数产品与BEc分类进行匹配，匹配关系参照表源自联合国统计司（United Nation Statistics Division）；在将BEC于相应的产品阶段匹配时，本文参考Lemoine等（2002）。匹配时，有2种产品参照表中并不存在，6种产品由于其多对多关系而无法确定其生产阶段，有11种产品为BEC第7章，无法匹配到生产阶段。由此，本文删除这19种产品的数据，中国对其进口值占1995年总进口值的0.78％，占2004年的0.21％。
中国论文网(www.lunwen.net.cn)免费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目录,论文查重入口,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职称论文范文,论文摘要,论文文献资料,毕业论文格式,论文检测降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