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格局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试图从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入手，分析中国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的严重程度及其弊端，并且着重分析了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对国内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对央行数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操作合理性做了分析。
关键词：消费 投资 出口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通货膨胀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正文： “从长期看，我们都要死了”，这是凯恩斯一句很著名的话，是上个实际30年代末期有人批评凯恩斯建立的模型时，凯恩斯这么来回答他的批评者。凯恩斯觉得，如果我们要是去关注长期的事情，我们连眼前的困难都度过不了，短期比长期更重要。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萧条的背景下，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凯恩斯提出他理论的经济背景，凯恩斯并不注重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所以我们在利用他的模型分析、解决经济问题，就要注意到凯恩斯模型的这个局限性。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些经济政策。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刺激总需求，就可以拉动总供给，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总需求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三者组成，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更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率一直偏低。只要商业银行松动信贷的口子，投资需求就可以拉动，加上凯恩斯所说的投资乘数，股市马上就开始活跃起来、楼市也开始回暖，GDP也就跟着上去了，对于政府来说，谁都难掩对于GDP增速的渴求。更何况在经济危机之中，为了GDP的数字，谁会去想几年之后的事情呢？2009年全年各月新增人民币信贷量：
2008年新增信贷量4.5万亿，2009年新增信贷量9.6万亿。两张图一比较，差异甚大。而2008年GDP增速9.6%，2009年GDP增速9.1%，经济恢复速度相当之快，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实体经济的恢复，而是和巨量的信贷和投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所以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倾向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强调投资和出口对于GDP的贡献程度。但这三驾马车运用的却是凯恩斯的短期经济框架，你说要用它来解决经济危机，作为短期的经济调控政策，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用这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模式，就是万万不能了。那你说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就以刚才的信贷量扩大为例。扩大的信贷，是不大可能落到一个一个平民身上的，绝大部分的资金流入了大型企业和大型的投资项目上。信贷量的随意扩大和投资门槛的放宽，投资项目的选择就会很盲目，缺乏详细和谨慎的成本效益分析，尤其是对于那些大型的和超大型的投资项目，更没有经过反复的讨论和论证，如此一来，投资率上升，投资的效率却下降了，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就会积累起来，引发系统性的坏账风险。而这种问题并不是能在你在增加投资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它一定有一个时滞，可能是八个月、九个月，也可能是一年、两年，等问题爆发了问题就严重了，而且难以解决。 中国依赖投资和出口到底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通过几组数据来观测一下： 一般来说，在消费、投资、出口的经济拉动之中，消费占GDP的比重最大，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0％。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达到85％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到55%以上。中国近二十年，消费的比重都低于60％，甚至低于50％。2009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又降至35%。中国的投资增长每年都超过30％，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国家投资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民间投资相对较少。而在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来自于民间投资。在出口的指标方面，中国超过了30％。 这种强调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概括起来就是经济的内外失衡。依靠投资这种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会压低消费率，同时投资的效率降低，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会逐渐增加起来；出口带来的问题就更为严重了。自1994年外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深度贬值，从此确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连续多年的大量贸易顺差，一定会产生贸易摩擦，会面临进口国施加的升值压力；而大量的出口贸易换来的外汇，会先在商业银行结汇，然后商业银行把这些外汇拿到外汇市场买卖，基本上央行作为最大的买主用最高的价格将这些外汇买去，并向金融系统中放出大量的人民币，而这些货币都是高能货币，在经过金融系统的放大作用后流入市场，带来巨大的流动性，从而推高资产价格，推高物价，产生通货膨胀。 面对过量的流动性和高涨的物价，央行有不得不使出升息、发央行债券、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各种招数，至于为什么不适用提高贴现率，因为票据市场、贴现业务不发达，贴现率高低对经济影响较小；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主要工具是发行央行票据，2010年余额已达4万亿人民币，为什么不出售国库券呢？因为国库券都用完了，缺少类似国库券一样的可供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有价证券；至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从2010年开始，每次上调50个基点，也就是0.5%，10年上调6次，今年上调5次，现在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21%（大型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变化一览
*注意时间不等距 如果要较为全面的分析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分为以下三点讨论： （一）中国特色的信贷体系，在于信贷量随着行政命令的要求和方向迅速扩张。一个大型的投资项目，或者说具有政府主导性或国有企业参与的投资项目，往往具有以下两个特征：⑴项目审批的权限越高，项目的施行越是通行无阻；⑵项目审批的权限越高，这个项目能够撬动的信贷量就越大。项目本身可能要经过反复论证、层层审批，但一旦得到审批，项目上马，信贷随即启动，速度之快，往往非其他国家所能相比。但在具体投资和资金使用的过程中，却缺少必要的监理和管控措施，致使投资效率堪忧，资金使用也往往超出预算，其超出幅度可高达50%以上，信贷量也随即扩大；（二）政府和国企的信贷撬动能力比民营企业和居民要高出很多，若按平均来算，给居民1块钱，可能从银行贷不出1块钱；给政府和国企1块钱，可能能从银行里贷出来四五块钱；而大型的项目，比如铁工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又往往由政府和国企来主导，民营企业可能也会参与，但不可能是主导角色；政府和国企本身资本量大，撬动杠杆又高，这导致大量信贷流向政府和国企；（三）综合（一）（二）来看，中国特色的货币供应就是信贷扩张迅速、数量高，行政命令一声令下，就好比大坝打开了泄洪口，水流迅速而猛烈。如此一来，这种情况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就比较对路，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就比较不对路。数量型货币政策是强力的调控工具，央行行长说句话，就能迅速冻结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有利于快速扼制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价格型调控工具要经过市场的作用，有一定的时滞，况且中国的利率实行管制措施，信贷量的大小对利率高低不敏感，价格性调控工具并非好的选择。在数量型调控工具中，国库券已经在2002年出售完，如今不可操作；而发行央行票据还要考虑商业银行的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并且，在发行央行负债和回收流动性之间有一定的时差，在这一定的时差之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无法对冲，仍会拉高物价产生资产泡沫。综合来看，与调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比，各种工具都不如其来的迅速与强力。 所以，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已经开始浮动起来了，2011.5.28的新华网新闻：中国从去年6月开始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过去近一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从去年6月中国开始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直至今年4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5.1%。按名义汇率计算，这一升值幅度折合成年率大约为6%。如果考虑到通胀因素，由于中国的通胀率大幅高于美国，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升值幅度要更大，年升值幅度约为9%。 现在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是建立完善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人民币现在已经内外失衡，央行一手要维护汇率的大致稳定，一手又要保证币值稳定，是撑不了多久的。所以，根本问题还是转变出口政策，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了有关内容： 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参考文献：[1] 吴晓波，《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 周其仁 《周其仁汇率系列评论》（一）至（四十二），经济观察报[3] 《1990-2010年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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