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分化；变迁；进程
论文摘要：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正表现出阶段性质变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务农劳动力的加速减少和非农就业异地转移的增加，农户城市化倾向增强和土地保障功能凸现导致的兼业经营的普遍性、长期性，以及村庄社区之间发展的异质性和非均衡性。这种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进入市场之初的产品选择，并且正以自我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着，一种全新的农村社会形态正在生成之中。政府各项政策的施行都必须主动顺应和推进这种质变的发生，推动农村社会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结构性社会变迁，对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对政府的“三农”政策都正在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近年，我们对仪征、邗江、江都、宝应4个县、区的6个乡(镇)10个村进行了考察调研。本文利用调研资料对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村庄社区的分化进行实证分析。
一、农村社会成员职业分化
1．农民职业的多样化。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职业分化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陆学艺先生，他认为农业户口的农民已分化为8个阶层。(陆学艺，2002年)本研究参照陆先生的分类方法，并结合现阶段实际将农村劳动者分为3大类9种类型。数据表明，农民就业的非农化、多样化，使得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日趋复杂。
2．不同职业类型劳动者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从收入排序看，私营企业主高居第一，个体经营、兼业劳动者和农村知识分子分居第二、三、四位，外出务工劳动者列第五位，以村干部为主的乡村管理者居第六位，乡、村企业劳动者收入分居第七、第八位，农业劳动者年收入仅3473元，只及非农就业劳动者年收入的30.4％。如果我们以不同职业劳动者收入的变异系数表示其市场风险程度，可以发现，在非农就业中，选择从事收入不确定性较高的个体经营等自主就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选择从事收入稳定性较高的本地企业就业的劳动者。
3．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劳动者职业获得的重要因素。从劳动者个体特征来看，农业劳动者平均年龄为51.1岁，女性占近3/4，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12年，务农劳动力高龄化、女性化和低教育水平的特征十分明显。非农就业劳动者平均年龄为37.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5年，其中男性占62.4％。兼业劳动者平均年龄为45.0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7年，其中男性占65.6％。包括兼业，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为84.7％，女性为53.4％。从表2不同年龄段男女劳动者非农就业水平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新增的、50岁以下的男性劳动力基本实现非农就业，女性随着年龄的降低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与男性逐步接近。但女性非农就业只是在本村企业务工多于男性，而且，女性非农就业的劳动收入，只及男性的60％，表明女性与男性相比在就业地点、就业类别以及劳动报酬的获取上仍有一定的差别。
4．农村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正在发生阶段性质的变化。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1)农村劳动力农业就业比重呈加速下降的趋势。农业就业比重从51～60岁年龄组的58.6％逐步降到21～30岁年龄组的4％，实际上在25岁以下新增劳动力中已经没有农业就业。51岁以上农业劳动者占整个农业劳动力的62.2％，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变换职业的可能已经很小，可以预见10年以后农村农业劳动者总量和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都将会出现明显下降。(2)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比重迅速增加。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从51～60岁年龄组的3.8％上升到21～30岁年龄组的37.6％，25岁以下外出务工占48.6％。如果再加上青年人上学留城就业的因素，异地转移特别是城市就业已成为农村新增劳力就业的主要去向。(3)乡村人口结构正加速向老龄化转变。样本农户1～10岁组人口数为11～20岁组人口的60％、21～30岁组的40％，农村新增人口呈大幅度减少趋势。发达国家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农村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务农劳动力减少的现象在苏中农村已有所表现，而且呈现出务农劳动力减少快于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减少快于人口减少的趋向。
二、农户的分化
1．农户收入水平的分化。从表3中可以看出不同收入组农户间人均收入差距较为显著。分析不同收入组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低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主要配置在农业，兼有外出务工和本地企业务工；中等收入家庭劳动力相对均衡分布于农业、外出务工和本地企业就业；高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则主要从事本地企业就业和个私经营。至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差异，高收入农户本地企业务工劳动力年收入是低收入农户的1.52倍，外出务工劳动力年收入是2.13倍，而个私经营劳动力年收入为4.43倍。
高收入农户将较多的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于市场风险高、人力资本自我增强特征明显的个私经营和商品性农业。长期积累已形成了较强的把握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农户之间家庭成员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分化带来了家庭收^水平的分化。
2．农户经营性质的分化。表4按照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将农户分为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四类，可以发现：(1)乡村农户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在样本农户中只占极少数，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已占到农户总数的90％以上。(2)农户人均收入水平与家庭成员非农就业水平呈正相关。有地非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是非农兼业户的1.46倍、农业兼业户的1.58倍、纯农户的5.46倍。农业兼业户家庭人均耕地是全体农户平均水平的3倍，但农业劳动人口人均也只有5.9亩，耕地规模偏小导致68.8％的家庭劳动力实现的农业收入只占家庭总收入的49.6％，务农比较收益低在家庭内部也有所表现。(3)非农户中无地农户人均收入明显低于有地农户，即使剔除农业收入后仍有一定的差距。
样本农户中除无地农户外所有农户家庭都在耕种一定数量的耕地并获得农业收入，处于兼业经营状态。从表5中可见，多数农户对现行农户承包、30年不变的农地政策是认同的，但仍有38.5％的农户认为现行土地政策不合理，并且绝大多数认为应该按家庭人口变化重新分配土地，其中农业结构调整较为成功、单位土地收益较高的商品性农业村认为现行土地政策不合理、需要重新分配的达到50％，说明土地收益越高，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要求越强。回答不愿意将耕地永久转让他人的农户占63.1％，对是否愿意扩大或减少耕地规模、回答无所谓的农户占47.7％，想扩大的占24％，看政策和市场行情而定的占7.8％，想缩小的只有3.4％。总体上看，大多数农户对现行农地政策是认同的，并希望保有自己的一份农地。
3．农户的城镇化。农户的城镇化是现阶段农户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样本农户住房可分为四种类型，农村楼房、城镇有房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7.9％，农村平房、城镇有房户占6.5％，农村楼房户占42.5％，农村平房户占43％。样本农户中城镇有房户占14.5％，这部分农户家庭或家庭部分人口已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已成为事实上的城镇居民。如果我们把农户城镇有房理解为农户的主动城镇化，实际上还存在一种被动的城镇化，这就是失地农户，除去其中两户城镇有房户，样本农户中共有35户、占16.4％，从家庭经营性质和家庭成员职业构成上看，这类农户也已融入了城镇。以上两者合计有30％以上的农户具备了城镇化的条件。调查数据还反映出农户的建房意愿有所下降。原因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迁移的加快，人们的住房消费理念正在发生变化。有n户居民准备近期在城镇买房，31户城镇有房居民回答农村住房如何处置时，20户准备留给老人住，8户回答空关着，只有3户准备卖掉。
三、村庄社区的分化
1．村庄的分类。我们选用劳动力就业结构、村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水平三个指标来考察或区分农村社区的分化。
根据调查资料，依据上述三个标准，我们可以将这10个村归为四类，即工业村、商品性农业村、外出务工村、资源依赖型村庄。第一类：工业村。农村社会成员就业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一般在80％左右，农业就业、外出务工比重较低；村庄工业较为发达，具有一定数量的规模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并吸纳了部分外来劳动力就业；农民收入水平较高。
第二类：商品性农业村。农业就业在20％左右，本地非农就业50％左右，外出务工30％左右；村庄工业发展一般，农业结构调整及相关产业发展较有特色；农民收入水平较高。
第三类：外出务工村。农民就业以外出务工为主，占50％左右；农业生产基础较好，村庄工业不发达；农民收入水平中等。
第四类：资源依赖型村庄。农民就业以本乡村非农和兼业为主；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经济主要是自然资源的开采及相关产业，家庭作坊工业具有一定的基础，乡村集贸市场较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
2．村庄之间居民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分析。表8根据样本农户调查资料对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进行fei-ranis分解，以观察不同收入来源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样本农户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293，人均农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本地企业务工收入分项基尼系数均小于总体基尼系数，对收入差距表现出一定的收敛作用。个私经营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54，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69.8％，是促使农户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子。观察村际之间的收入差距，个私经营收入基尼系数明显大于总体基尼系数，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53.3％。但与全体样本农户不同的是村际本地企业务工收入基尼系数远大于总体基尼系数，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32.8％，成为促使村际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
3．农村村庄社区分化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各个村庄的发展状况差别不大。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开始了各地农村自主发展的过程，由于初始选择道路的不同，发展的结果也就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初始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村庄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人文条件。
一种是工业村。这类村庄一般紧邻城、镇，以杭集镇的新生、龙王村为代表。杭集镇地处扬州市近郊，人多地少，农业自然生产条件较差，历史上形成了务工经商的传统，是我国最早的牙刷生产区之一。农村改革后，杭集镇以个私经济为主要成分的牙刷生产得到恢复，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专业化的业务分工。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他们又逐渐将生产领域拓展到旅游用品、卫生日用品和包装材料生产，企业规模也越做越大，形成了大中小企业、配套产业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产生了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
一种是商品性农业村。江都丁伙镇的新杭村、李丰村是这一类的代表。江都农民历史上有种植花木的传统，乡镇工业、建筑业基础也较好，农民市场意识较强。花术种植从1980年后起步，生产逐步扩大，2004年花木种植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形成了家家户户种植苗木的格局。在推销花木的过程中，他们又逐渐将经营拓展到绿化施工、养护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并带动了种苗、肥料、运输等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三是外出务工村。以朴席的双桥、柳堡的建设、柳堡村为代表。这类村庄一般是传统的农业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在改革初期，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但随着我国农产品供给问题基本解决，农业投入效益开始下降，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工业、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他们走出乡村就业提供了契机。朴席双桥村农民历史上有在扬州澡堂里擦背的经历，他们由扬州到全国各地，打响了“扬州擦背”的品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城市为单元的行业自治组织，部分成员成为劳务中介，有的向承包浴室乃至自办浴室发展。
四是资源依赖型村庄。以仪征月塘的东风、乌山村为代表。月塘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条件不是很好，但有砂石资源，改革开放以后有砂石资源的村先后办起了砂石工厂，产生出一批专门挑拣球石、花石、石英石的队伍，有些精明的农户办起了家庭磨石加工作坊，乡里兴办了砂石转运场、雨花石交易市场，砂石产业成为月塘的支柱产业。但由于劳动力多以挖砂、采矿等体力劳动为主，加之砂石资源加工增值空间小，农民收入水平并不高。随着优质砂矿资源的逐步减少，发展受到限制。近年来月塘乡村也在努力引进外地企业。组织劳务输出，但收效不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仍较低。
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对村庄发展而言，进入市场之初的产品选择决定了村民与市场关系的走向。“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不仅包括辐射半径的大小、辐射人口的多少，更关键的是市场产品的成长性、关联性和可替代性。初始选择商品性农业和工业的村庄，市场发展空间大，产业关联性、延伸性强，资本积累环节多、水平高，产业发展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强。那些选择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村庄，产业链条短，市场空间小，甚至不可持续。至于那些以劳务输出为主的村庄，主要劳动力的外出对农业和村庄的发展是不利的。
四、主要结论
1．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正在发生阶段性质的变化。农村社会成员就业已经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非农为主，均质性的农民已经分化为职业、收入明显不同的若干群体。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对劳动者的职业和收入起着重要作用，劳动者个体的风险偏好对就业取向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决定着劳动者之间收入差异的发展走势。严格的生育制度和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城市化，正明显地改变着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村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务农劳动力加速减少的趋势开始显现。这种阶段性质的变化，为破解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但正如孟德拉斯在其著《农民的终结》中所指出的，农村人口外流是农业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农村人口外流也会带来外流地区的衰落。有流动无发展的农村“空心化”应是我们努力避免的。
2．农户的城市化倾向和兼业化倾向明显增强。农户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户收入水平的分化、农户经营性质的分化和农户的城镇化。高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个私经营和商品性农业等自主经营就业，在参与市场竞争能力方面已经积累起明显的优势。样本农户中已有15％左右的农户在城镇有房、在城镇生活和工作，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加快，农村居民在农村建房的愿望已大为下降。乡村农户的构成性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非农兼业户、非农户已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户分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农地集中，除失地农户外绝大多数农户都在兼营农业，并希望保有自己的一份农地，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正在进一步增强，农户兼业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如何消解兼业农业对我国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应成为政策治理的重点。
3．村庄社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并质性和非均衡性发展格局。就全体样本农户而言，收入差距主要是个私经营收入差距的贡献，但村际居民收入差距除个私经营收入外，本地企业务工收入也有相当的贡献，村庄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劳动者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村庄在进入市场之初的产品选择是村庄之间发展差异的成因，并决定了村民与市场关系的走向。按照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这种村庄社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将会进一步增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部分村庄正发展成为城镇或其一部分，部分村庄社区正在进一步“农耕化”，这势必对未来农村社会形态变化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期间不同发展阶段农村社会有着不同的构成基础、表现形态，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政策。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变迁，农村劳动者之间、农户之间和农村社区之间已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而且这种分化、这种异质性正以自我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一种全新的农村社会形态正在生成之中，我们正处在一个阶段性质变的突破口。政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农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都必须主动顺应和推进这种质变的发生，推动农民、农户、农村社区的分化沿着良性的轨道继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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