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一词在辞典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创作文艺作品，其二指文艺作品。因而，绘画创作既包含绘画创作过程，也包含绘画作品本身。就绘画作品本身而言应体现时代主旋律，实际上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反映当下时代精神面貌与问题的某些特征和本质方面的首创性创作行为。几万年前，古人们在洞窟中或岩壁上，用粗壮而简洁的线条勾画出动物或人物的轮廓，充满了粗犷的原始气息和生活气息。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占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当上帝和教会的代言人的角色。当时有人说：“世界脱下破烂的旧衣，替教堂披上洁白的袍子”。中世纪的艺术正是以一种勇于牺牲的无私精神，把灵魂牢牢凝固在耸入云端的教堂的塔尖上。文艺复兴时期，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一千年的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的束缚和奴役，人文主义的学者和艺术家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生依附，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更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现在，艺术更是以广泛的、多元的切入点关心、参与社会发展，关注诸多社会问题。
作为绘画创作的主体——艺术家，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于是有人说：“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在某种方式上都是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明显是肤浅的、片面的。如果一幅绘画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和现实的这种亲近性，那么绘画作为一门艺术早就被摄影所取代。绘画没有消亡，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它说明绘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并不在于它和现实事物有一种相似性，并由这种相似性产生一种似真幻觉。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艺术教育中，过多地强调如何客观地如实描写，致使不少人掉进自然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业已陈旧的观念和制度有没有扼杀某些天才！歌德曾经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的材料来工作才能使人了解；他也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着人世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为着较高的意旨服务。”毕加索有一次对他的友人克里斯琴·泽尔瓦斯说：“当我在枫丹白露森林漫步时，那一片翠绿使我感到难以承受，所以，我必须把这种感觉用绘画的形式发泄出来。是绿色在支配一切，画家作画只不过想快一点卸下他那感觉和视觉上的重负而已。”这起码可以说明，绘画创作源于主题世界的心灵和精神那种最内在力量的强烈追求，在这点上，古希腊的画家就已经注意到绘画并不是纯粹的模仿客观世界，苏格拉底的论述就是最好的证明。
绘画创作需要灵感，灵感究竟指什么?在艺术概论中是这样解释的：“灵感是指一种暗伏于创作者个体潜意识中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心理与思维活动。”也许我在这里阐述得过于繁琐、抽象。这种心灵感觉是如何发生并贯穿始终的，罗马诗人p．奥维德说过：“有一个神在我们心中主宰着。”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创作是一种不可见的心理事件，它是极难考察的。毕加索遇见了一片翠绿，由于无法承受而必须用绘画发泄出来。可想而知，那片翠绿必然牵动了毕加索心灵深处的感受。有位画家曾说：绘画是一种“突然遭遇”。实际上，也是阐述客观世界引发的主观感受。然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感受不同，即使是同一人在同一环境下也难于重复两次完全相同的感觉。思想、想象、感情和感觉属个体，任何人也没有直接进入到别人的心灵中去过。人们的心灵只能通过内省的方式来考察，至此，有一些东西可以肯定，灵感的产生也有主体的思想、情感、观念等诸多因素共同构筑。
绘画创作的过程在于它的不可预计性，凡能预计其未来效果的活动都不是真正的创作活动。在真正的创作活动中，如果开始并不知道最后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甚至到工作临近结束时，仍然不知道其结果如何，只是凭直觉工作，渐渐地朝结束的目标前进，而并不知道它最后的形式是什么，这样的活动方能称为创作。马蒂斯是这样论述这一问题的，他说：“何时为创作结束，当所有部分建立起它们明确的关系，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全部画一遍的情况下去补充一笔时，它就意味着完成时刻到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艺术家停止思考怎样去改善他们的作品时，就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结束。
参考文献：
[1]张弘昕杨身源编著《西方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
[2]朱狄著《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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