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鲁寺创建于公元11世纪。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乌东赞实行灭佛政策，佛教遭受严重打击以后，停止了公开活动，标志着西藏佛教前宏期的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佛法的彻底毁灭，只是一个短暂的间隙，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潜伏之后，又向更高的阶段猛烈地发展。当时在曲水附近，雅鲁藏布江南岸曲阿日山修道处修行的约格炯、藏饶赛、玛释迦牟尼三人，在卫藏无法继续修行，被迫携带经卷，“经阿里绕新疆，逃往西康玛垄潜修”。①并在那里陆续剃度了一些僧徒，延续了西藏佛教的教法。到公未10世纪，卫藏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吐蕃赞普的后裔，企图借助佛教势力来维护他们各自的割据势力。于是卫藏地区一些不忘佛法的信徒，陆续去到西康，向那些隐修的僧人学法。其中最有名的是卫藏十人，卫地五人，藏地五人。②卫地鲁梅等五人学成后先不敢径回拉萨，而到桑耶等地从事佛事活动。后藏罗敦等五人学成后直接返回藏地传播佛法。这就是西藏佛教史上的所谓“下路宏法”。藏地罗敦，即罗敦多吉旺秋，意译为罗敦金刚自在。他去西康学法归来，就在后藏地区建寺收徒，宏扬佛法，“使得佛法在吐蕃死灰复燃”。③罗敦多吉旺秋于公元973年，在年楚河下游繁华的“寿堆”地方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年麦坚贡寺。收徒传法。他有二十四名大弟子，其中有个名叫果玛玉仲的弟子继承了师父的法位，住持坚贡寺。果玛玉仲的亲传大弟子杰喜饶炯乃学成以后，也要建寺宏法，不知该在何地建寺为宜。于是他请师父选择寺址。师父说：“我用手杖当箭射出，落在那里便在那里建寺”。结果师父的“箭”就落坚贡寺西边不远庄稼地里新生的嫩叶之上。杰喜饶炯乃便遵照师命，在“箭”落下的地方修建了夏鲁昂莫寺，简称夏鲁寺，意思是新生幼苗，是时正好是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
杰喜饶炯乃的家世原为阿里香雄地区王裔，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征服西部大小羊同以后，杰氏家族乃臣事吐蕃王朝，受到赞普的重用。据《杰世系纪》载，杰瓦乾木曾任松赞干布的内务大臣，其裔孙杰津师任过赤松德赞父子两代大臣，并且精通佛学，翻译过《八千颂》等许多佛教经典；杰赤桑拉金既是赤热巴巾的重要大臣，也是他发展佛教、把西藏佛教前宏期推向高峰的得力助手。杰喜饶炯乃修建夏鲁寺以后去印度留学，学到了许多深密教法，成为学识渊博的佛学家。他返藏后，将自己管辖的部落属民交给他的兄弟，一心学习和传播佛法。所以，夏鲁寺的创始人杰氏家也算得上佛学世家。杰喜饶炯乃的弟子众多，其中著名的有所谓“四柱八梁”，他们在夏鲁寺宏传的教法，后来被称为夏鲁派。
公元1320年，夏鲁寺僧众迎请当时著名佛学大师布敦仁钦竹（1290—1364）到夏鲁寺住锡。布敦大师的佛学知识广博，在夏鲁寺住锡期间，一方面为夏鲁寺僧众宣讲佛法，另方面著书立说，写下了不少有关佛学和历史的著作。据统计，他的全集共有二十六函，二百多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在1322年写成的《善逝教法源流》，通常也译作《布敦佛教史》。布敦大师在西藏佛教史上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在夏鲁奇编订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后来《丹珠尔》的几种版本，基本上都是根据他编订的次序刻印的。由于布敦大师在夏鲁寺的影响和作用，致使夏鲁奇的教法名声大振，夏鲁派的信徒逐渐增多，寺院规模不断扩大。在夏鲁寺兴盛时期，共有卡瓦扎仓、康钦扎仓、热结巴扎仓、安宁扎仓等四大经学院，住寺僧人多达三千八百余名。因为布敦大师在夏鲁寺的影响，后来在夏鲁寺形成了史家称之为“布教派”的宗教派系。
西藏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都要同当地的地方势力紧密结合，形成政教难分的地方实力集团。夏鲁寺的创始人杰喜饶炯乃本是吐蕃大臣的后裔，拥有相当的财产和势力。从印度求学返藏之后，“将自己管辖的部落属民交给自己的兄弟，他一心修习传法”。④从表面上看，夏鲁寺的主专人摆脱了世俗事务，而实际上夏鲁寺同掌握在杰氏家族手中的地方势力结合得相当紧密。到公元13世纪，元朝统一全中国，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之后，夏鲁地方是元朝敕封的十三个万户之一，⑤夏鲁寺是夏鲁万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鲁万户的世系，他们的血统是则波（赞普的后裔），是杰则的后代”。⑥据藏文史籍记载，杰则是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的五世孙，⑦他们兄弟三人，将年楚河流域分割统治，长见穹则占据上游，二哥哲则管辖中游，幼弟杰则统治下游“藏春堆古尔莫”一带地方。后来，三兄弟有兴有衰，三个大地方，亦即整个年楚河流域都归并在杰则的管辖之下。杰则聪明强干，开垦农田，发展生产，修建城池，驻兵防守，把整个年楚河流域治理得井井有条，“使这一地区安定康乐”。⑧
夏鲁万户在发展过程中还善于结联邻近的宗教地方势力。在元朝，西藏最得势的宗教地方实力集团莫过于萨迦，夏鲁万户长便通过联姻去结纳萨迦首领，把夏鲁和萨迦的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夏鲁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夏普万户长把自己的女儿玛久坎卓本⑨嫁给萨迦法王大元帝师八思巴的兄弟恰那多吉为妻，并在恰那多吉去世六个月后，为其生下了一位遗腹公子达尼钦波达玛巴拉合吉塔。夏鲁万户为了进一步获得萨迦首领的欢心，加强这种关系，还在萨迦为其外甥修建了辛康拉章和夏鲁康萨，作为达玛巴拉的居室，对达玛巴拉精心照顾服待。以后五代，夏鲁和萨迦都保持了这种甥舅关系，十分亲密。这种关系使得夏鲁万户的权势和财富越来越兴盛。根据元朝所派金字使者阿衮和弥林于1268年来西藏清查户口的结果，夏鲁万户是西藏十三个万户中户口最多的一个万户。⑩难怪史书说夏鲁万户超过乌斯藏其他万户的有五个优越之处。第一，夏鲁属于结波（赞普）血统，因而高贵；第二，夏鲁寺事务由四柱弟子办理，因而兴盛；第三，教法直接从印度学来，因而是真传；第四，是萨迦的舅氏；第五，施主是元朝皇帝，因而显贵。
由于夏鲁万户同萨迦的特殊关系和对外甥达玛巴拉的精心服侍，当上师达玛巴拉合吉塔十四岁到达元朝大都，见到皇帝之时，即向皇帝奏请：“‘在吐蕃乌斯藏，有我的舅舅夏鲁万户家，请下诏褒封’。皇帝当即答道：‘既是上师的舅舅，也就与我的舅舅一般，应当特别照应’”。［11］果然，后来元朝皇帝把夏鲁万户长扎巴坚赞召去大都觐见，元仁宗进行了隆重的接待，并赐给金册玉印，特别加恩颁给夏鲁万户世代掌管夏鲁地方的诏书，赐给金银制成的佛像三尊，赏赐修建夏鲁寺僧院的黄金百两，白银五百锭等大量布施。夏鲁万户利用这些助缘，扩建和维修了被称为夏鲁金殿的佛殿和大小屋顶殿，雕塑了许多珍贵的佛像，后来还修建了围墙。
达玛巴拉以后的元代帝师，对夏鲁寺也很关心，很注意保护夏鲁寺的特殊地位和权势。他们遵奉元朝皇帝的圣旨，陆续降下不少法旨，保护夏鲁寺的既得权益。公元1307年，帝师桑结贝（《元史》作相家班，也译作相儿加思班）赐给夏鲁寺的法旨说：“奉皇帝圣旨帝师相儿加思法旨：军官、军人、司法官、金字使、头人、地方守卫、大驿站头目、来往税务及运输人员、世俗百姓。晓喻：
沙鲁寺西寺［12］所属处僧人忠顺天子，安分守法。奉圣旨：对于沙鲁寺西寺，不得征收兵差、食物、乌拉，不得征派差役赋税，不得收敛商税、粮税，不得住入佛堂、僧舍，不得征派牛马、乘畜、驮畜，不得抢夺牲口，不得强迫借贷及役雇，不得以农具什物作抵押。原归其所有之田、地、水、草等，不得侵占、抽调，不得仗势欺凌或挟嫌诬告。为使安稳住坐，特颁此法旨，如敢违背，定奏朝廷查处。彼寺亦不得持此法旨而行违法之事。
羊年十月十九日。
写于大都大寺。”［13］
以后衮噶罗追坚赞（元史作公哥儿监藏巴藏卜）、衮噶坚赞欠桑波、扎巴斡色等帝师都曾多次降过法旨，保护夏鲁寺的权益。法旨的内容大致都是维护夏鲁寺的既得权势，例如1336年，帝师公哥儿监藏巴藏卜的法旨是“将两个加措地方之寺辖领地，已发后领于圣旨，赐予沙鲁寺，为祝圣寿诵经及交纳贡物之用，现依此先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占、抽调，不得挑衅争夺，以为祈祷圣寿，故颁此法旨，不得有违”。
西藏佛教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是慑于西藏所面临的多种多样难以理解的自然灾害。许多灾害是人们无法抗拒的，然而人们却相信佛祖是全能的，力量是无穷的，是能够保护他们的。可是，许多时候，佛菩萨在多变的大自然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甚至自身难保。象夏鲁寺这样有名的寺院，也和西藏其他很多寺院一样，难免遭受自然魔力的强大冲击。大约在公元1329年，在一次特大山洪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有的说是被强烈地震震毁）。只是那“天然生成的大悲观音像”还能“自保”，幸免于难，至今仍然供奉在夏鲁寺二楼正殿之中，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就在夏鲁寺遭受山洪冲击的同时，夏鲁万户长吉哉正被召去大都受到元朝皇帝的青睐。随即赐给吉哉大量钱物，命他重整夏鲁寺。公元1333年，吉哉从内地请来许多汉族工匠，同当地工匠合作，重新修建了夏鲁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所以，夏鲁奇是汉藏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两族工匠合作的艺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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