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美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是什么(文学审美与现实功用的关系)

中国论文网 发表于2023-01-10 23:57:45 归属于社会艺术 本文已影响441 我要投稿 手机版

       中国论文网为大家解读本文的相关内容:          

掌握文学美学知识,除了能开阔审美视野、丰富审美素养外,还能够学以致用,有助于语文教材讲析、鉴赏。现以人教版、苏教版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典诗文为例,说一些想法。


  依照文学的审美特性对待中学古典诗文。先从一个例子入手,加以说明。细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全词,发现时间和空间都有问题。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轼摊上事了。因其诗歌诋毁新法,他于元丰二年(1079年)被捕入狱,差点掉脑袋,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经人多方奔走,免除苏轼死罪,于这年年底被贬为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来到黄州贬所已有3年时间了。三国时赤壁之战的古战场遗址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而谪居黄州的苏轼所游览的,是今湖北黄冈县城西的赤壁,地点明显不一致,但我们用文学美学知识,就可以解释通。这不是历史地理考古,而是文学审美创作,不能胶柱鼓瑟,关键是“怀古”。怀古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门类大项。“古”,古史、古人、古迹等是对象;“怀”,感怀、抒怀、咏怀等是主体,落点在“怀”字上。从这类诗(词)的审美属性来看,怀古仅是手段,伤今才是目的。鲁迅先生说得好:“‘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从这类诗(词)审美契机来看,它们都有一个触发的媒介,激活诗(词)人的思维、想象。相同或读音相近的地名,一下子就激活了苏轼的怀古之情,成为触发词人创作灵感和情绪的契机。同时,这首词中的“人道是”,口吻既有肯定,又带点存疑的意思,用语委婉。


  把空间地点的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时间的问题。词中写“小乔初嫁了”,实际上小乔初嫁,是在建安三年(198年)(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周郎和小乔间的婚龄足有10年,差不多成了老夫老妻。小乔不是“初嫁了”,而是“早”嫁了。时间不对头,但时间问题也可以从文学美学上得以解决。既然是文学的审美创作,就有自身的特点和所运用的艺术手法。词人用此句,以艳压群芳的小乔初嫁、新婚燕尔陪衬周郎的风华正茂、雄姿英发,是词中的烘染手法。同时勾起读者对晚唐诗人杜牧《赤壁》诗的联想。杜牧的诗是这样写的:“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诗的意思是说,假如不是“借东风”,说不定周郎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大小二乔被曹操当猎获品,掳到铜雀台去。苏轼意在引起读者对赤壁大战作用和意义的体认和领会。


  英雄美人,相互映衬,是中国历代文史作品的描述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和京剧舞台现今还在演出的《霸王别姬》,秀了西楚霸王和美人虞姬的绝版配;苏东坡在此词中,则秀了周郎和小乔的绝版配,有着中国美学史的遗传因素。


  运用文学美学的知识解析中学古典诗文。就文讲文,不能算错,但有文学美学知识的指导和引领,可就不同了,它能开掘讲析的深度,发挥提升性的功能。如果教者对美学的“通感”知识一无所知,那么对选入语文教材中的白居易诗《琵琶行》、李贺诗《李凭箜篌引》、刘鹗的小说《白妞说书》则无从下手。


  王安石的诗《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把艺术特点概括为诗情画意,拟人化手法等,都对;但“一顶帽子通用”,缺乏深度。如果我们发掘诗中的哲学—美学思想,就立马感到胜意迭出。


  这首写景诗,并不是宋代所常见的理趣诗或哲理诗,但是,倘若再钻进一层,就发现了此诗包藏中国哲学、美学的深刻思想。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影响了观照万物的视觉思维方式。《老子·二十五章》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返也。《十六章》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易经》亦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这些论述体现了以内心意识为主体的空间观。以心灵为中心观照万物,则“无往”而不至,可又最终回“复”到心灵的观照点上。王安石的这首诗渐渐放大画面和徐徐推进镜头,由“茅檐长扫净无苔”到“花木成畦手自栽”到“一水护田将绿绕”,推进到一个阈限,则突然返归主体:“两山排闼送青来。”“来”的对象和目标是主体,即诗人。这是动的节律,却又以“茅檐长扫净无苔”,静的观照为前提,遂在往返过程中形成动静的秩序节奏。这种自然空间观,不是直线式的流逝穷尽,而是在来去往复中循环起伏,最终回归主体,“万物皆备于我”,罗织外在万物于自我的胸中。这一富于民族色彩的自然哲学、美学观影响了视觉审美方式,诗人就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为内在视域,于是才有了“两山排闼送青来”的绝妙审美,绝妙好诗!


  有的课文作者的原有主观意图和客观所显示的意义存在差距,例如《庖丁解牛》。《庖丁解牛》是《庄子·养生主》中的篇目。这则寓言本意是讲“养生”,但是,我们一转换视角,它就成为一篇精妙的美学文章。它说的是审美自由、审美境界的大问题。审美是自由的,犹如庖丁解牛一样。正因为处在自由的状态中,简单的解牛动作就像音乐、舞蹈,动听、漂亮,因此,也就进入“游刃有余”的审美境界之中。同时,该文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美学命题:“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欲止而神欲行。”这个命题影响了整个中国美学史。


  中学语文教材都是经过编者反复斟酌和教学一线实践反馈而形成的千锤百炼的产品。当然,编者不是凭借美学教程来选篇目,但就艺术和美学而言,一部中学语文课本简直就是美学知识的教科书,课文明显体现或暗合了美学要素。举例于下:


  审美的主客体关系。明代作家魏学洢《核舟记》中核舟是客体,是作者所观照和审美的对象;没有客体“核舟”,就失去了主体的描述依据,就没有了《核舟记》。而没有主体的观察和描述,同样也没有《核舟记》。精妙绝伦的客体是前提,精细入微的主体是功能,主客体相结合就产生了玲珑剔透的美学小品。


  其他诸点,我们只是略作提示,读者可以自行发挥。审美移情,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审美意象,意中有象,象中含意,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审美敏感,一叶萌而知春,如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春江水暖鸭先知”;审美距离,如苏轼的《题西林壁》;审美间歇,像是戏剧的静场、绘画的空白、音乐的间歇,形成特有的审美节奏,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审美感知,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审美想象,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文体美学,如杜牧《阿房宫赋》,集中体现了赋的文体“铺采摛文”的特点。小说、戏剧作为叙事体文学,情节、结构、人物是三大构成要素,也是解读的三大切入点。例如对《柳毅传》重点分析人物柳毅、龙女、钱塘君;对《杨修之死》重点分析人物杨修、曹操。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不仅要分析林冲这个人物,而且要揭示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看其步步被“逼上梁山”,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而这一点,就课文本身所提供的情节来讲析是不够的,还要组合起来,梳理小说中的前因后果,诸如烧香东岳庙、邂逅鲁智深、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遇害野猪林、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雪夜上梁山,从而印证情节是性格发展史的小说美学原则。对《失街亭》,则根据毛宗岗所概括的“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不大惊则不大疑,不大疑则不大喜”等小说美学思想,重点解析情节的美学特征和读者的审美心理。对《促织》讲析情节的变幻莫测。对《宝玉挨打》讲析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层次感。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记》,毛宗岗批《三国演义》,脂砚斋批《红楼梦》,但明伦、冯镇峦批《聊斋志异》等,都提供了许多叙事体文学作品的美学原则、范畴、经验、手法等,可以开拓对单篇作品的视域和知识面,提升认知水平。


  采取文学美学的方法论开发中学诗文的解析思维。中国文学美学的最大特点,进而形成的最大优势是面对文本,从文本中概括属性、范畴、特征、规律,绝不凭空发论。在文本的提炼、概括过程中,其应用的方法论十分可取,纵横联系,反复比照。如诗话美学,随手拈来,纵意而谈,把前后代的诗歌现象、例句,组合在一起,加以论说。小说美学,金圣叹、毛宗岗都是在小说现象的解读基础上,概括一系列的“法”——小说美学特点。毛宗岗有惊人的记忆力,把整个《三国演义》糅合起来,把相隔几回甚至几十回的人物、事件,连接起来,说明一个美学原理。我们在教学中可以效法或借鉴这种方法论,旨在开拓课文的思想广度,开掘课文的美学深度。现在谈谈其中的联系和比照两种方法。


  联系。同一作者相同文体的作品相联系,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和《记承天寺夜游》。


  同一作者不同文体的作品相联系,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记承天寺夜游》,了解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思想总倾向:搁置儒学,选择佛老。两篇作品是苏轼变化了的思想体现。


  不同作者同一审美对象,不同文体的作品相联系,如白居易诗《钱塘湖春行》和张岱《西湖七月半》。


  不同作者、不同作品,却有其中的联系线索,如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和全祖望《梅花岭记》两文有一个共同的贯串人物——史可法。


  联系作家作品及其流派的美学论述。如袁枚《峡江寺飞泉亭记》和“性灵派”、姚鼐《登泰山记》和“桐城派”的美学思想相联系。


  联系作家作品及其特定的美学思想史。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不和六朝时期的玄学—美学相联系,就无法揭示其思想和美学特点。


  比照。不同时代、相同文体的作品比照。例如唐代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和宋代寇准的《江南春绝句》相比较,审美风貌一明丽,一暗淡,可以看出唐与宋的时代审美风格的差异。


  同一时代、同一文体、不同作者的作品比照。例如同一时期的作家都以柳敬亭为对象,张岱写有《柳敬亭说书》、吴伟业写有《柳敬亭传》、黄宗羲写有《柳敬亭传》。三篇文章相比较,可以看出黄宗羲的作品居上首。张、吴局限于柳的说书艺术,黄却联系明末家国兴亡的历史巨痛;黄作沉郁顿挫、悲壮慷慨,审美内容和形式上比张、吴更有厚度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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