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人口比例的变化，“老龄化”“养老”等越来越为当下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这不仅仅是因为背负巨大生存压力的国人要面对日益老去的双亲（四亲），也更因为在忙忙碌碌中他们蓦然意识到衰老离自己比想象得更近。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像《桃姐》这样口碑、票房俱佳的作品，不能不说这与时下人们对老年问题的关注度有密切关系。内地导演张扬的《飞越老人院》（以下称《飞越》）也是在此种背景下对老年题材做出的大胆尝试。
导演张扬在谈影片的构思时，曾说自己并不想表现老人院的晚景凄凉，“而是想拍一个‘飞越’一点，好看一点的片子”。为自己的影片做宣传时，他又重提“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老年励志片’，哪怕现在是70岁，你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但为了降低由于题材的陌生所带来的拍摄风险，影片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家庭伦理主题。为此，《飞越老人院》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老人们为参加电视节目而偷跑出去的励志故事；另一条是以葛家三代人矛盾纠葛为核心的伦理叙事。随着故事的发展，老周与女儿的故事也潜伏其中并担当重要的叙事功能。前者是主情节，围绕励志旅程展开，后者是次情节，穿插、交织于主情节的始终。因此，影片的质量很大程度应该取决于主情节励志叙事的构建和完成。
根据大卫·波德维尔在《新好莱坞的故事讲述》所总结的：好莱坞经典叙事绝大多数主流叙述的特征都是由建制、复杂行动、发展、高潮四个主要部分加上一个尾声而组成。这五部分都清晰地表现在经典叙事的主要特征之中：一个或者多个主要人物试图实现明确规定好的目标。但又被一系列的复杂因素所阻碍，主人公通过苦思冥想找到挫败敌手的方式，最后由持续的高潮组成。[1]28下面本文将参照经典叙事对《飞越》的叙事结构进行梳理、分析，以清晰展示其在情节结构设置上的特征和得失。
伪励志故事
影片以老人院的老周试图组织一个节目参加电视节目比赛开始（任务设置），恰好此时因老伴去世而无家可归的老葛来到了老人院，并加入参赛队伍。因此，影片一开始就构建了两条线索，老葛的入院是两条线索的交汇点。这是影片的建制部分，“它的任务在于建立人物的世界，确立主要人物的目标。”[2]24由于这部分以展示老葛的家庭矛盾和老葛的处境为主，很少提及另一主要人物老周（他是行动的发出者）的生活状况，因此影片虽然设置了任务（参赛），但没有对这一行为的动机进行充分铺垫，老周生活的世界建构得不够完整直接影响了情节的发展。
影片在接近二十五分钟时进入了复杂行动部分——“聚焦或是重新修正影片中的主要目标。”[2]26为了参加比赛，老人们必须获得家属的同意。然而比赛的事情因两位老人表演时扭伤了脖子而遭到了家属的强烈反对。当然，这是好莱坞经典叙事中必然出现的情节——设置反对者阻碍任务完成，打破故事的平衡。为了再次聚焦目标，影片必须设置支撑主人公们完成任务的内在动力。在好莱坞的经典励志片《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当幸福来敲门》等电影中，主人公在这一部分往往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艰难的处境反而让主人公更加明确了内心追求。对于这群年入古稀的中国老人，影片也需要有转折点为老人们的行为寻找精神动力来突破障碍。然而《飞越》并没有从人物内心需要寻求动力，而是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即让老葛无意中得知了老周身患晚期膀胱癌，并知晓参加比赛是他此生最后的愿望。显然，用满足老周的心愿作为其他老人的参赛动机无疑偷换了励志片的精神内核。
影片再次确定了目标后进入了发展部分。在这部分的开始，由于院方和家属的反对，老人们开始策划“偷逃”并取得成功。这一行动是整部影片最具想象力的片段并推动了行动的发展。从冒险之旅开始，大量公路片、喜剧性桥段填充了影片的发展部分，主情节被延缓下来。凭着导演对公路片元素的驾轻就熟，沿途不仅有美丽的风光一扫老人院的阴霾；与年轻人的疑似飙车和打群架增加了影片的笑点；河边饶有情趣的野餐以及后来在蒙古包里饮酒、载歌载舞，也为影片营造了轻松的娱乐气氛，老人们在旅途中表现出来的活力感染了观众。不管公路片元素的插入是否从整体上融入了影片，这些片段确实带给观众很多快乐。值得注意的是，为阻止老人们的“瞎折腾”而驱车追来的家属代表钱总和老葛孙子，在老人们声泪俱下的恳求下顺从了他们的意愿，从而由反对者变成了护送者（帮助者），使得旅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路上，成为护送者的老葛孙子有机会与爷爷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延续着父辈与子辈矛盾——和解的主题。
然而作为励志片，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往往由内外两部分矛盾——外在阻碍势力与由此导致的主体的迟疑和自我否定共同构成。由于《飞越》没有挖掘老人们的内心矛盾，影片的内在张力远不足以支撑故事。因此影片情节的推动更多依赖于外在阻力。但影片发展到七十分钟时对抗者迅速转变为帮助者，外在动力便随之消失。要延续故事情节，影片唯有利用“巧合”来聚合情节。按情节发展要求，在高潮到来前必须设置一个“最黑暗时期”来烘托“最后时刻”的到来。因此影片设置了比赛即将开始前老周因病情突变住进医院的情节，使比赛遇到了挫折。反复利用“病情”来推动情节发展反映了影片内在张力的欠缺，并直接导致了影片结构的松散和情节的牵强，也大大降低了人们观影的愉悦感。
因此，当老周强忍病痛与同伴们站上了舞台并获得表演成功时，观众们早已是意兴阑珊了。在没有营造出“高潮”氛围的高潮部分，老周吐露了自己拼死参赛的秘密——为了赢得去日本决赛资格再见女儿一面。影片试图以老周对女儿的良苦用心来感动人们，以达到情感共鸣的高潮。如果说这一谜底揭晓前，老周尚算是这群老人中最具励志色彩，最有生活激情角色的话，那么随着这一谜底的曝光，影片便彻底回归到父女和解、合家团圆的家庭伦理主题。中国式伦理主题成功偷换了励志片的内核。而本片的尾声部分，老周在临死前去海边看日出的情节不过是对亲情主题的反复加强和渲染。
在《〈飞越老人院〉四人谈》中皇甫老师说：“现实是无法超越的，真正能超越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内心。《飞越老人院》就是对自我内心的超越，对年龄的超越，对死亡的超越，并且是以一种略带伤感的浪漫手法呈现的，这是影片在艺术层面和社会学层面最具价值的地方。”[1]然而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虽然片中的老人对当下的生活颇有微词，然而他们抱怨的既不是生命意义的空缺，也不是自由的沦丧，而是子女们的冷漠与不负责任。因此，他们行动的愿望并不是自觉地想要改变现在的生存状态，而只是为了完成一位老人濒死前的心愿。老人们最后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当他们经历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狂欢后回到老人院，他们对生命的体悟并不会因此有多少改变，更不用说完成自我超越。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本片只是披上了件励志外衣的亲情片。
说教的伦理片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本片的家庭伦理叙事不仅贯穿影片始终，起到补充、延缓主情节的作用外，同时也是故事发展的推动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伦理仍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度，父子冲突、和解的母题最易调动观众们的集体无意识。此片赚取泪水无数或许与它的艺术性没有太多联系，千百年的文化深深沉淀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影片主要触动人们想起自己年迈的父母，想到父母在却远游，想到子欲养而亲不在，莫不为其所动。然而经过理性分析不难发现，张扬虽一贯擅长表现父子关系，但与这部影片有关的家庭叙事和情感表达却存在模式化的严重不足。
老葛与儿子间的恩怨纠葛本是次情节的主要内容，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从老葛闯入孙子婚礼送钱到儿子退钱，再到孙子去老人院要钱和儿子出面阻止，老葛与儿子见面不到四次，每次碰面镜头给的时间都不足两分钟，他们的会面只有简单的互相指责，儿子对多年不来往的父亲除了愤怒，基本上处于无语状态。而老葛与孙子较为融洽的相处又暗示了儿子对父亲的怨恨有些不近人情，影片似乎是把父子间的矛盾简单归结为子辈的自私。实际上，双方的和解应该以各自的反思和努力来达成，但影片没有展示这一过程，因此最后父子的和解显然缺乏说服力。
各种类型片元素的混搭无疑带给了《飞越》足够新鲜感和娱乐性，却也大大分散了叙事着力点，这大概是次情节没有细节铺排的重要原因，粗略的表达很难真正触动人心。与此对照，《桃姐》中俯首即是的生活细节，看似寻常却远胜过完全仅靠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没了润物细无声，就只能依靠不断煽情、靠人物的泪水来挑动观众脆弱的神经。那些本该由细节铺垫自行流露的道理却成了影片处处可见的对白，难免不给人以说教感。而影片中如影随形的配乐更是把影片的情感空隙挤得满满当当，不留丝毫空白。显然，影片对情感表达的拿捏欠当和急于求成，大大冲淡了情感的浓度。
仔细想想，后辈将老人送入老人院，因为怕担责任而反对老人做想做的事情，固然是老人痛苦的重要原因。但如果将老人问题与伦理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尤其把父辈间的矛盾全然归咎于子辈，必然也是对“老人问题”的简单化理解。正如《桃姐》所探讨的，身体的衰老，行动自由和尊严的丧失，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等都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更不用说那些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浮躁的社会对老年群体人文关怀的缺失所带来的现实痛苦。影片几乎都不曾涉及。作为推动本片主情节发展的动力，家庭伦理叙事的粗略必然直接导致主情节进展的乏力。同时由于对老人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影片呈现出来的现实也必然是隔靴搔痒式的。
就人物性格塑造来说，《飞越》的主人公老周与老葛的个性欠鲜明且少变化。他们的性格在情节发展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弧线”运动。尼古拉斯·卡赞说过：“所谓性格弧线（就是）你要让每个人物都去学习某些东西……当人物为了解决外部问题而被迫直面他的内心冲突之时，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就会增进并且巩固。”[2]16老周基本没有变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强而积极的人；相比之下，老葛的精神状态从开始的消极到结束时较为积极，性格虽有一定的变化却并不明显，因为影片并没有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因此变化的过程也没被很好地展示出来。很难说“人物学习了什么东西”，老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因为一次“飞越”而丰盈。
综上所述，《飞越》在叙事结构上由于内核的缺失而使故事的情节缺乏张力，导致影片的后半段后继乏力、拖沓牵强。另一方面，原本最能触动人们感情的伦理故事又终因叙事仓促、表达粗略而流于表面，降低了情感表达的深度与浓度。这恐怕是原本希望将影片拍得既能打动人又有可看性的导演所始料未及的。
[参考文献]
[1] 张扬，杨式宪，等.《飞越老人院》四人谈[J].当代电影，2012（05）.
[2] [美]大卫·波德维尔.好莱坞的叙事方法[M].白可，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李莉（1977— ），女，湖南邵阳人，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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