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诏大理国时期是白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其碑文中所呈现的白族人民的世界观、天命观及政治伦理思想，不但反映了当时白族人民已具较高的抽象思辨能力，也反映了南诏大理国政权对中央文化的高度认同。
关键词：南诏德化碑；兴宝寺德化铭；哲学思想
大理白族文化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进一步吸收包括滇、爨、中原、荆楚、巴蜀、吐蕃和印度等各种文化，并在大理境内各部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经济文化交往中，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白族，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南诏大理白族文化。遗留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兴宝寺德化铭》是这一时期白族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
一、《南诏德化碑》、《兴宝寺德化铭》中包含的哲学思想
《南诏德化碑》立于南诏赞普钟（阁逻凤）10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全碑共刻有5000余字。它由南诏数十名主要文武官员所共立，因而得到国王阁逻凤的赞同和认可。《兴宝寺德化铭》是大理国王段智兴元亨二年，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由杨才照所撰刻。
1.1宇宙本体论
《南诏德化碑》开始就说说：“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这是说，天地最初由清浊二气所成，万物由阴阳演化而生，所有的山川河岳，都是按照高低大小、远近纵横、错落有致地排列。《兴宝寺德化铭》开篇说：“盖闻率性之谓道，妙物之谓神。混成天地之先，独化陶均之上。体至虚之宅，无毒无门，运不隅之方，何固何执。”其中，“率性”、“妙物”、“混成”、“独化”、“陶均”等都带有明显的当时汉文化印记。接着，《兴宝寺德化铭》又对本体之“道”的形态及运动进行了说明：“未尝不出入五物，谁恻至变之端；同流六虚，旁行大衍之数。知太始者，由之揆务；作成物者，宗之至能。形象分而变化斯章，动静常而刚柔乃断。”“道”由于贯穿于金木水火土五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运动变化的极至，由于它的运动变化和易卦的六爻相符合，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大衍之数进行预测推演。
1.2天命观思想
《南诏德化碑》说：“王，姓蒙，字阁逻凤，……应灵杰秀，含章挺生”，这是说南诏王阁逻凤不仅禀承了先天灵气，而且具有很深的道德修养和学术造诣，是西南的俊杰。又说：“（阁逻凤）日角标奇，龙文表贵。”阁逻凤左额隆起，身有龙纹，一派帝王贵相。这里把阁逻凤描述为具有帝王之相，一方面是为蒙氏取得统治地位寻求理论依据，试图用天命来说明。
《兴宝寺德化碑》第二部分是对高踰城光的品德、才干和政绩进行赞颂的。也充斥着天命观的思想在其间，如碑文说高踰城光“天质自殊，龙章特异”，“积刚柔之粉德，钟岳渎之休灵。清明在躬，鉴澄波之千倾；风神绝俗，挺匡岳之万寻。”高踰城光天生就和其他人有区别，其身上有着龙的后代的异象，他的一切美德和才能是上天赋予的。所以他从小就具有了不起的气质和仁义道德，正所谓“夙蕴风云之气，早实仁义之怀。”
1.3政治伦理原则
《南诏德化碑》在阐述其宇宙本体论和自然规律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其政治伦理原则。认为：“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这里碑文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不可僭越的政治伦理原则，君臣关系不是任人的意志而随意更改的，而是和自然秩序一样具有其客观性。
《兴宝寺德化铭》中也反映了部分政治伦理思想，如在评价高踰城光及其家族政绩时，碑文说：“不意蝇玷成暇，南箕自远。乃与兄牧公及先君诸臣等议曰：‘大义不可无方，至忠不可无主’，惟其平国大宰，定远将军；‘君臣之义最高，叔侄之分尤重’，不异霍光辅汉，姬旦匡周。盛衰惟终，安慰同力，在我子孙后嗣。弃兹历世垂休，孤立一隅，介于大国，岂不谓事之末乎？然狐犹首丘，葵能卫足，不忘本也。姑可忽诸？乃与中国形成，独兴庙计。自此，散从释衡，缩甲抑战，公兄弟之力也。”在这段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处理君臣关系的原则，一方面是大理国作为地方政权的内部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是大理国与大宋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大理国的战略决策，当然这也受到儒家政治伦理的影响。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哲学思想的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南诏至大理国，白族先民对汉文化的接受更为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也随之不断加深，同时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对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融合。
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结合本土文化而由此形成的白族独具的“释儒”文化，建立开明的政治体制和开放的经济格局，并对唐宋政权归化和对内地汉文化具有高度认同感，是这一时期白族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唐宋时期，云南和川西南地区为南诏和大理国所统治。在南诏大理国统治下，洱海、滇池等农业地区的社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为当地文化的迅速深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以白蛮和乌蛮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大理政权，实现了云南和川西南的局部统一，并通过交流和战争与外界发生了密切关系，为吸收其他文化成分及文化的交融准备了有利条件。在白蛮、乌蛮文化不断发展的继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作为白族主流文化的南诏大理文化。
大理国学习汉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继承南诏儒学的传统之外，更多地吸收了佛教文化。南诏时期，佛教早已传入，并开始盛行。如南诏“开三教”中，就有佛教。到了大理国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在宫廷设立专门管理佛教的机构，任高僧为国师，使得佛教思想成为大理国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佛教在云南大理地区的传播，主要是以洱海周围为中心遍及白蛮地区的白蛮阿吒力教，简称“白密”，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密宗已形成密宗瑜伽部的信仰。白族密宗是外来佛教和白蛮原有宗教相融合的产物，是在吸收了唐代汉地密宗和印度密宗基础上白族化了的佛教密宗。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加之南诏大理国上下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倾慕，南诏大理国政权主动臣服、归化于唐宋政权，对中原以儒家为首的封建汉文化有极强的认同感。如异牟寻继位后，“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南诏王室一直沿用父子连名制，但到了异牟寻以后的南诏王劝丰祐，则“慕中国，不肯连父名。”所以，南诏王朝“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希望这样的臣属关系可以常此以往。大理国上层也一直希望与宋朝保持臣属关系。据李攸《宋朝事实》载，段氏大理国政权曾连年派其所属当地邛部、两林川首领由西川向宋廷进贡，宋王朝也特意在大渡河上建造大桥，“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
参考文献:
《南诏德化碑》现存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
《兴宝寺德化铭》现存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文化馆。
张锡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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