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理气观来说,多数研究者认为二程把自己的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这块 理论 基石之上,这对宋明理学具有开创性意义。针对程颢说的:“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有人认为,“天理”二字古已有之,并非二程提出;亦有人认为,问题不在谁先说出“天理”二字,问题在于使理(或天理)变成最高的哲学范畴。这一点,庄子等人不是这样,二程倒是做到了。关于二程“天理”的含义,研究者一致认为其具有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但对天理作为宇宙本体,是否成为万物的本原而产生万物,见解则有异。一种观点认为理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理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本体,并不能派生万物,因此,本体不等同于“始基”。对于“气”,多数研究者认为,“气”在二程的本体论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材料。万物的形成和演化,都经历了由气化至形化的发展过程。在理气关系上。二程认为理不离气,理为气本和理先气后。就朱熹的理气观来说,观点较一致,均认为理、太极、道作为同一层次的范畴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而上本体,它不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类 社会 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气则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理”是通过“气”化生万物。就理气先后而言,理气浑沦不可分,不可说先后。
其次,人性论是程朱理学的重要 内容 之一。对于人性论的来源,许多学者认为除了来源于《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的说法以外,还来源于告子以及张载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对于程颐“性即理”的命题,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心性之学”,认为如果仅从“性理”之义上去理解“性即理”的命题的含义,就不能概括“本心即性”的意义,所以应该联系心性问题去理解“性理”之学。朱熹的人性论是二程人性论的继承和深入,张载、程颐“发明气质之性”可谓“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通过反复论证“人性即天理”,从这一理论出发,就得出“率性就是循天理”的结论。
再次,知行问题也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总体上说,二程强调重知,知先行后。有学者认为,程颐的全部知行学说,表现出极鲜明的重知的特点,知先行后便是重知的体现。另有学者则在肯定二程的知行观是以知为本,把知与行统一起来的基础上,又指出二程的知行统一观是重知说和乐行说的结合。并认为二程的知行统一观开启了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先河。朱熹和二程一样认为知先行后,只有先知晓事物的当然之则,才能做出合乎当然之则的行为,否则,人们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但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就知行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学者普遍认为朱熹也重视“行”,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朱熹以为行重于知,他强调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履”的重要性。
最后,程朱理学的理欲观尤其是二程的理欲观对后世影响极大。有学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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