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需要哲学家的声音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引起了学论文联盟http://界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这种反思，逐渐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之理论研究的立场、方法论和良知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需要人们重视的问题。
一、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学道路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经济结构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是最根本最深刻的。这种变化既使我们看到了巨大成就，也使我国经济社会付出了代价，这种情境与马克思当年所面临的情境相类似。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回溯马克思及其所开辟的经济学道路。
马克思为了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青年时期便开始了经济学探索。他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又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242，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1]249马克思在展开自己的经济学探讨时，首先对他当时面临的国民经济学进行清理与反思。通过反思，马克思认识到：国民经济学之最大局限，就是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只考察经济事实的经济学意义，而忽视其“人”的意义；它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对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本取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它是一种冷冰冰的“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与此不同，马克思站在革命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这种国民经济学进行了富有革命激情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实现了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他既用哲学的头脑和方法思考经济问题，同时又把“人本”理念引入经济学，以此揭示经济事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人的意义，确立经济学研究的“人本”维度与人文关怀，并试图建立一种人本主义经济学。由此，马克思开辟出了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和谐的关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经济学道路。这条道路力图以对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关怀为己任，以工人阶级解放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的不和谐状态。
与国民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对待经济事实、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既主张按照经济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来理解，又表现出对经济事实、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人本”关怀，强调要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考察问题。这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论著中。在这部手稿及其它论著中，他对劳动、资本、货币、商品、所有制和分工等问题的考察，就是既着眼于事实分析，更着重于“人本”关怀：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劳动创造价值，把劳动仅仅看作工人谋生的手段，而马克思还看到了外在的、强迫的、否定性的异化劳动给工人带来的贫困、畸形和人的贬值；国民经济学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只看到资本的增值与赢利，而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坚持历史与价值的统一，还看到了资本对工人的排斥；国民经济学只看到货币带给人以自由、力量和享受，而马克思还看到了货币对人的统治；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工人是商品，不把工人作为人来来考察，而马克思却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降低为最贱的、最不幸的商品；国民经济学只知道人需要并占有私有财产，而马克思还看到了它对工人的非人性占有；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而马克思还看到它的片面性和奴役性及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阻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愤然揭露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默认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的分离。总之，从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推进了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从人的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则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牺牲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代价，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马克思站在革命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这样的社会必然产生非人性的后果，所以，马克思试图改变这一社会的非人性现状，使现存世界人性化。
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这就是：马克思当年所分析批判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我们今天面临与思考的经济问题，与马克思所关注与研究的经济问题具有大致类似的背景和内容，基本上都是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物与人、发展与代价、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等问题，马克思思考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表明他仍然是我们“同时代的人”；经济学家应具有哲学头脑，就是在思考与分析经济问题时，要善于上升到哲学层面；在考察经济事实与经济现象时，要坚持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自觉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如果中国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对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进行负责任的分析与正确引导，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那么，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必须注入人文关怀，必须维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更不能使经济学成为冷落劳动者、冷落产业工人、冷落穷人的冷冰冰的经济学。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及局限
历史来看，公正地讲，首先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抹杀这种贡献是不尊重历史与事实的表现。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使中国人理性地认识了市场经济，认识了资本。过去，我们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谈资色变”。在中国经济学界的论证、启蒙和倡导下，中国人逐渐认识了市场经济与资本的积极意义，也开始注重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注重资本投资、资本运作、资本经营。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与资本运作不仅焕发了民众的潜能，为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而且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增长，甚至还引起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可喜变化。或者说，它不但使中国崛起了，而且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然而，从哲学的人本理念和人文精神层面来看，理性地说，当代中国的某种经济学也有反省的必要，其历史局限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只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本理念与人文关怀，具有物化倾向，表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缺乏哲学头脑，分析经济现象缺乏人的尺度，考察经济事实缺乏人文关怀，分配经济利益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的经济学家是理性“经济人”，具有功利主义倾向，要么追逐眼前经济效益，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关注不够，要么与某些利益集团联合，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进而追逐个人利益，对公众利益关注不够；有的经济学家重功能却不辨方向，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为了物牺牲人，为了资本牺牲劳动者，为了当下牺牲未来；有的经济学家缺乏独立、公正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品格，具有依附倾向，要么依附权位，惟官是图，要么依附金钱，迷信资本万能，要么依附西方经济学，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读中国现实；有的经济学家亲近富人疏远穷人，具有攀富倾向，就是多为少数富人说话，少为多数穷人说话，多与企业主联合，不大深入去了解农民、工人的生存境遇、生存命运和生存世界；有的经济学家片面看问题，具有片面化倾向，表现在重市场经济轻社会主义因素，重资本轻劳动，重物轻人，重富人轻穷人；有的经济学家满足于经验事实，不注重对经验事实作形而上的理性分析，具有经验主义倾向，要么多关注中国经济的表层现象，不大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的本质与规律，要么多满足于眼前经验层面的问题，对经济问题缺乏深层的哲学思考与战略性思考，在一些事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前瞻性和前沿性问题上少有原创性的理论建树。这样的经济学基本上属于经验经济学，而非理论经济学。当然，探讨经济问题需要从经验事实出发，但决不能拘泥于经验事实，必须由此进一步提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科学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
三、当代中国发展需要哲学家的声音
从1980年到1984年，随着我国学术界人性论文联盟http://、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哲学家走到了我国社会的前台。从1985年到1988年，哲学界集中讨论了人的现代化、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在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解放思想、观念更新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其研究进程始终紧随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其研究重心是人的问题及与人相关的问题。概括地讲，我国人的问题研究大体沿着两条路径“上下求索”：一是走出书斋，眼睛向“下”，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以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带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二是走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进程，脑袋向“上”，通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关系的探索，对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实际上，这一时期，许多事关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与事关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首先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3]
然而，从1989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尽管我国的哲学研究、尤其是某些哲学领域的研究（如发展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人学等研究）依然对现代化建设发挥着积极影响，但从总体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前，我们的哲学基本上处于“不在场”甚至“失语”状态。一些哲学家热衷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该说，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有分量的突破性成果，其学术贡献功不可没。但在关注与研究时代、实践和现实问题上，其声音却显得微弱，甚至有些哲学研究远离马克思开辟的哲学要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的道路。这样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被时代、实践和现实“边缘化”了。这样说可能言过其实，但在重大现实问题面前更多显示出的是经济学家的声音，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走到了实践与现实的前台。哲学的“边缘化”，既与一些哲学家在当今我国现实与实践的重大问题面前的“不在场”有关，也与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语主权”有关。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出场”，为当代中国发展做出了喜人的成就。然而，有些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与人本理念、公正理念出现缺失，也使我国改革与发展付出一定代价。面对改革与发展中的代价，为追求可持续发展，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显然，这些都是在哲学层面上提出的哲学理念。所以中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中央对哲学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意味着：要把当代中国发展与决策问题提到哲学层面加以考虑，哲学与哲学家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科学理念来引导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实践的健康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实践与现实问题面前，在重大决策面前，应有哲学的积极参与，应听到哲学家的声音。一句话，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哲学家应抓住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所提供的机遇大有作为，并发挥思想传递时代、思想引领实践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格有关”。[4]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它既要求按照世界（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同时更注重对世界（事物）对人的意义作价值评价，即注重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注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并实际改变世界（事物）的现状。这样的哲学不是冷冰冰的，而是理解人、关心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既全面又辩证，也深刻地考察与看待世界（事物）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在本质上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头脑”，并反映与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理性批判，它要求把一切事物与对象都要拿到理性的面前来做“无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透过不断重复的事物把握规律，透过眼前把握长远，透过表层的经验把握深层的理念，因而它是一种注重理性、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提供理念的，它在功能上要为时代、实践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合理的核心理念，以引导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的哲学，有利于全面、辩证和深入地看待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利于从深层本质与规律上分析与理解当代中国发展，有利于从人本层次上看待与评价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从战略上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趋势。显然，这样的哲学有助于克服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某种局限，这样的哲学应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那么，在影响与引导当代中国发展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如何发挥作用呢？
第一，要从理性的高度考察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反思过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对时代精神作出“哲学阐明”，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澄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与价值取向，合理选择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分析中国未来发展走向。
第二，哲学家既要沉思于书斋，又要走出书斋。这就是既要亲近时代，传递时代精神，又要以哲学的方式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层研究，为大众提供公共的精神产品，向民众发出负责任的声音，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核心理念；既要用哲学头脑来全面、辩证和深入地观察与思考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把当代中国人的矛盾性生存与发展问题当作研究的主题，又要在分析研究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理论引领的作用，为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第三，哲学要与经济学联盟。即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入经济学，用哲学理念思考问题，对经济问题注入人文关怀，从经济学中汲取合理的营养。时下，迫切需要改变经济学与哲学彼此疏远的状况，并在共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问题上实现哲学家与经济学家联姻。这个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急需一批既懂经济学又通哲学的人才。
第四，哲学家要具有独立、批判、公正和科学的素质与品格。哲学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哲学家要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哲学要对当代中国发展作出符合时代水平的自我阐明；哲学家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公众利益说话；哲学要以科学的态度来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
第五，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在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基本价值、反映时代精神、研究中国问题和汲取当代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创建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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