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无疑是所有近代中国史研究中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点一下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库存，仍会发现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其中，最能体现这一不足之整体性质的一点在于，学界至今仍难以见到一部如下类型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著作：它既真正有机地融合各领域和各部门的专门思想，又能生动地反映精英和大众思想互动所形成的“一般思想”形态；既说明了近代中国重要思想观念的内在结构，又揭示了其外发的社会功能；既能彰显其思想变化的整体性时代特征，又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历史“延续性”，同时还能在时段上比较完整地反映近代中国思想的全过程。此种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理想境界，离今天的我们仍然还很遥远。
在这种理想的整体性思想史的构成中，近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价值观念及其深刻微妙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格外关注和重点反映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前者。这是由近代中国变化剧烈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过去，人们往往只是在谈到逻辑学引入中国的意义时，才偶尔想当然地笼统提到一下这个问题，并未将其真正地重视起来。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变中也有不变），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史课题，不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而且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可能都占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而从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或现代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史，实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大量产生、传播及其功能问题。这是因为，就其大众化、社会化效应而言，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能正开始于和被强化于大量带有“现代性”品格的各种新名词的流行与潜移默化，尤其是双音节以上的词汇和抽象概念的大量引入、创造、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之中。wwW.lunwen.net.cn换言之，正是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反复使用的表示近现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在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和实践功能的意义上，将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变迁两者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如“革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统一，就是一例。下文还会多次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而既体现出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及其特征，又参与了艰难地开辟和推动这一变革的文化道路，同时还将此种变革与社会生活和制度化变迁有机地加以勾连，使我们能够从中透见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我以为就是近代中国新名词独特的思想史意义所在。
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之所以能够体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是同它们自身的构成内涵紧密相关的。就中国近代新名词的整体结构而言，仅仅将其理解为单纯语言学含义上的词汇，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它们乃由三个层面的内涵构成，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本身；它们所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所直接间接形成或引发的特定“话语”。（注：虽然，在此之前，将词汇、概念和话语连用者可能已不少（如刘禾在新近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跨语际实践》中即是如此，可见译本第27页），但似乎并未自觉从新名词整体结构的角度着眼。笔者明确将其认作为构成新词汇三个层次的涵义，系直接得益于2002年8月在北京香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上与毛丹教授的切磋，是毛丹教授启发了我。）
如果我们将新词汇置于实践过程或具体运用中去把握，不仅关注其静态结构，而且考察其动态实践，那么，后两个层次的涵义也就比较容易凸显出来，特别是“话语”。比如，“劳动”这一从日本传来的现代新名词（传统汉语也有“劳动”一词，但为“劳驾”之意），在其社会实践中，就不仅是一个单一词汇的运行问题，而是与“劳动者”、“劳动人民”、“劳动力”、“劳工”、“劳农”、“劳动节”相连接、乃至与“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等词和概念相涵容、组合、互摄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精神取向意味的现代“劳动话语”，并且因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注：参见刘宪阁《革命的起点——以“劳动”话语为中心的一种解说》，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等编：《“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1)第397-418页。2002年。）
当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之所以格外突出，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此期新名词的大量成批的出现，取决于它们所携带的先进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物化形态的“现代性”因素之能动作用，特别是后者。新名词的结构特征，只有与这些时代性因素相结合之后，才能焕发出不同寻常的思想能量来。
下面，笔者拟就近代中国新名词与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变迁的历史关联，做一粗略探讨。
新名词与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变革
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思维方式变革的关联，只能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完整地说，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制约新名词的组合、构成、选择与内涵。但就其思想史意义而言，新名词对于近代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能动作用，却无疑更值得我们关注。这种能动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数以千、万计的大量双音节以上新名词的出现和活跃，词汇的概念意义即确切含义、规范“界说”的社会认同与实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式词典的编撰和流行，相当明显地增强了汉语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在从语言词汇层面体现出现代性变革要求的同时，又反过来通过使用这些新名词的社会文化实践，极为有效地增进了中国人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这是中国语言和思想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这种语言最适宜做诗，可以产生多种意象，使人生出无限联想，但却缺乏较为严密的逻辑性。逻辑的过于严密是戕害诗意的。这一点，我们从许多味同嚼蜡的现代汉语白话诗中，可以感受一二。但逻辑性、精确性又是“现代性”的基本因素。中国语言词汇的双音节和多音节化，乃是实现汉语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比如传统汉语中的“行”字有“行”、“走”以及“行为”、“实行”等多重意思，倘若将英文的“action”译成一个“行”字，很难确定它的意义，只有译成“行为”、“行动”等才准确无误（注：马怀荣先生在《近代文化引进与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一文中曾举此例，见《东方论坛》（青岛）1994年第3期。）；再比如，传统汉语中的“教”字，本有教化、教育、思想派别、宗教等多层面的含义。当我们见到“教”字的时候，往往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指称什么，（注：法国学者巴斯蒂指出，梁启超在1899年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词之前，笔下所用的“教”字，就一会指“思想”和教义，一会指“文明”和教化，一会指“学术”和宗教等意思，见《梁启超与宗教问题》，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而创造出现代“教育”（名词意义上的）和“宗教”等词之后，在使用中便减少了出现歧义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清末民初有不少从日本引进的双音节汉字新名词，由于在双字构词上往往同义重复，起初曾遭到过中国饱学之士的抵制，像“宪法”一词，便是如此。严复就认为：“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并抱怨“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注：1906年《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8-239页。）应当说严复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然而他却知其然而不谅其所以然。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造词，无疑包涵着准确规范词汇之概念意义的意图在内，尽管其所造之词本身未必就完美无缺，这也是此类词后来在中国大多仍能够得以流传开来的原因。
与此相关，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词汇现象，即传统的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同时被大量转化为名词使用。就其双音节名词形式而言，它们当属于近代中国新名词的范畴。而就其转化的动力而言，无疑是其所表达的某一类事项、活动亟待概念化指称、以便准确表述的现代性需要。如“教育”、“思想”、“进步”、“革命”、“自由”等等，都是如此。当然，有些词汇在从动词、形容词等变作名词时，意义也有所变化甚至较大变化。但无论词义变还是未变，这种词性转化的过程当中，西方因素的中介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这些意思清晰的双音节和多音节新名词的大量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向更加缜密和明朗的方向前进，有助于表达更为复杂精确的思想。与大量使用双音节以上词汇的现象相伴随，自然而然地，汉语的句子也会越写越长，文法和韵律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恰如王力先生所言：“有时候，若要运用现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逻辑，确有写长句子的必要。——句子的欧化应该是不得不然。”（注：王力著《中国现代语法》下，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36页。）这些语言现象对于近代国人思维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强调词汇的概念规范、确切含义，改变传统中国人只重视借象取譬、不重严格定义的思维习惯，是和词汇的多音节化同样值得重视的思想文化现象。这可以从当时学界翘楚和思想精英们的大量议论，许多现代新式词典的实际编纂和广泛流通中概见一斑。以严复为例。严复虽不赞成日译名词同义重复的构词法，但对于词汇概念意义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却是十分重视的。他曾反复强调“科学名词，涵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注：《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90页。）“科学入手，第一层功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谴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注：《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47页。章太炎1903年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中，也批评“中国文辞，素无论理”，强调“科学兴而界说严，凡夫名词字义，远因于古训，近创于己见者，此必使名实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纰缪。”《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2-244页。）因为有着如此认识，严复等先觉人物对于清末各种现代新式词典的编撰，也持一种大力支持的态度。他本人就曾为晚清现代新式词典的楷模——《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写序，大力提倡这种现代词典。仅在清末，所出版的各类新式词典就达数十种之多，如《新尔雅》、《法律经济辞典》、《博物大辞典》等等。民初以后这类新式词典出版更多。这些词典不仅对人们不熟悉的各种新名词予以定义，还对人们所熟悉但并不清晰的旧词汇进行相对规范的词义解说。虽然其最初的出发点，往往是传播和普及各种新知识，但也包涵了知识精英改变国人思维方式的意图在内。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经常使用这些词典的潜移默化之中，受到了“概念化”的思想训练和实实在在的逻辑熏陶，使知识人的思维日益具有某种“现代性”，并由此带动全社会的思维朝着更加科学化、逻辑化和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过去，人们往往只是在语言学和学术史的意义上，注视到这些新式词典的价值，其实，这些词典的思想史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注：借用台湾学者王泛森的用语，参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164页。）尤其是系统的现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术语的形成与流播，乃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突出现象，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从而为构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的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维基础。戊戌时期以后，中国的思想界之所以能够发生重大的变革，与此期反映新知识的新名词新概念大量涌现，特别是日译新名词风行神州，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台湾学者王泛森先生所指出的：“在‘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秀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太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注：借用台湾学者王泛森的用语，参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总体上理解近代新名词、新概念的思想史意义，极富启发价值。当然，此处所谓“思想资源”，除了新名词和新概念之外，也包括与它们相互联系甚至互相渗透的一般新知识在内。
若从“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那些从西方传入、经由日本过渡的众多近代新学术科目整体的思想史意义，也就格外地凸现了出来。很遗憾，对于这一点，目前国内思想史界的自觉程度还是很为不足的（逻辑学意义的认知稍稍例外）。
我们可以拿哲学作为一个例子。像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术语，不仅当时学者们已开始将其广泛用来整理、再造、解释中国数千年以来各家各派的传统思想，使这些古代思想翻转成为今人所理解的形态，人们还以之为媒介或标准，去进行思想的分类和价值的评断，（注：像稍晚一点的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分析和评判中国思想人物的基本范畴就是“唯物”与“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可谓典型代表。此前的例子也很多，不赘。）乃至建构新的思想体系等等；与此同时，那些能识字的有点文化的普通人，也开始用“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类名词，来组织、思考和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了。这还不包括“哲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兴起之后，对于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刺激和培养的那种社会化思想功能在内。
同哲学相比，近代心理学和逻辑学对于中国人思想方式的影响，可能还要直接些。如“思想”（名词）、“想象”、“联想”、“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参照”，以及与思想直接相关的“理论”、“概念”、“观念”、“逻辑”、“理性”、“理智”、“同情”、“乐观”、“悲观”（与前述佛教意义不同）、“感觉”、“知觉”、“想象力”、“意识”、“理想”等新名词，便多是近代心理学和逻辑学的术语。正因为有了它们，中国人才更好地认知和了解了人类思想的过程，能够更方便、更完美地组织和表达自己的现代性思想了。换言之，只有当名词概念意义上的“思想”等词形成和传播开来之后，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和所代表的事物，才能在真正完整的现代意义上，成为人们自觉关注和整体把握的对象。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新名词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关系，或许更具有某种直观性和象征性。
现在学界普遍流行的关于近代中国的哲学、法律、经济、伦理、史学思想史的许多著作，通常都不去从整体上考虑其思想的概念工具的变化及其意义，殊不知这些概念工具的变化，乃是各种思想整体变化的思维基础。若不从其基本的概念工具入手分析，是很难说明这些学术思想的兴起及其完整的近现代性质的。比如，我们今天纪念和反思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思想，就不能忽略构成这一思想体系的“民族”、“国民”、“社会”、“进化”等基本的概念工具之意义。正是这些新政治名词和思想概念，实参与引发了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和“国粹派”学者对传统史学的反省，以及对于“究竟何为历史”等问题的深刻思考。由于他们预先是带着这些名词和概念去看待和思考历史的，于是，真正的历史，也就开始被想象和理解为“国家”、“民族”、“国民”和“社会”的历史，也就是群体的历史和“公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和“私史”了。接着，在中国究竟有无“真正”的历史也就自然地成为了疑问。甚至关于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竟然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度也一度得以发生。台湾的王泛森先生就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写过《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一文，将清末新名词、新概念与“新史学”思想生成之间的历史关联，进行了开拓性的研讨，很是耐人寻味。（注：借用台湾学者王泛森的用语，参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96页。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如学界有一本流行较广的著作《西方哲学东渐史》（黄见德等著，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至今仍是大陆宏观研究这一问题最有影响的著作（我一直未能见到第二本以此为题的宏观论著）。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我所不能完全满意的在于，它在谈到近代西方哲学东渐的时候，只是讲到王国维、马君武、蔡元培等对尼采、叔本华、黑格尔等哲学思想的传播之类内容，而基本没有从整体上提及西方近代哲学词汇和概念体系的传入及影响，没有提到王国维等人翻译出版《哲学概论》之类概念框架的哲学意义，这也是目前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共同缺陷和不足。）
再次，新名词一旦产生和流传，对于近代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还表现在它的构成形态本身所带有的某种现代取向的思维诱导性、价值倾向性、连锁反应性和不可逆性上。比如亚洲、欧洲、美洲等地理名词和概念的流行，就使人们在思考任何问题，特别是社会历史问题时，往往容易以这些空间为单位来考虑问题，进行关于亚洲政治、欧洲经济和美洲文化之类的思考和论述；又如“世纪”等新名词和概念使用久了，人们也就逐渐开始习惯于从世纪的时间段来考虑问题、划分阶段、进行纪年。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冰期以及代表五种社会形态的时间名词和概念的传播，则会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进化论”的理解和信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词的流行，则使人们在习惯成自然中喜欢把人间之事分割成如许的条块来加以考虑，直至逐渐奉为天经地义而不自知，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近代新名词、新概念影响我们思维的微妙和巨大，细细琢磨起来，有时简直会令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甚至骇然！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还应看到，近代中国新名词的产生，特别是汉译西方概念的新名词和从日本引进的汉字新名词，其本身的生成实具有某种偶发性。而语言词汇的使用，又通常是习惯成自然。如果借用后现代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即需要追问，已经流行开来的词汇就一定是最理想的吗？假若不是这样，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产生的新词汇又将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就反过来要求我们对实际流行开来的“已然”新名词之思维作用，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
清末民初，新名词得以大量传播，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体系，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术语体系大体确立起来，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主要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自然，新名词对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内容当是极为丰富的，途径也一定多样而微妙，绝非仅如我上述这么简单。要想对其内涵加以充分的揭示，尚有赖于中外学界同人去进行深入具体的合作探究。
新名词与“一般思想史”研究
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对于国人一般思维方式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于人们基本价值观念和一般社会思潮的微妙作用上。这里，我想借助于讨论“一般思想史”的概念及其研究所蕴藏的可能性，对后一问题再作些阐发，或许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有关认识。
近几年，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提出的“一般思想史”概念及其相应著作，有力地推动了学界的相关思考。我很赞成葛先生“一般思想史”的不少想法、写法、甚至这一提法本身，觉得他试图使思想通史更多地反映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普遍性思想内容的写作宗旨和根本追求，特别值得学界同人尊重。但鉴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时段的漫长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他目前的认知和实践，尚无法完全满足不同的人对于理想的“一般思想史”各种不同的期待，实属正常。
在我看来，所谓“一般思想史”，或许应该有两个指向：一个是从文化的维度着眼，指向各种类型、各门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思想（包括政治和经济思想）背后共同的思想根据，即那种旨在打破各专门思想彼此界限的“一般思想”，它要求体现出一种思想的“基础性”；一个是从社会的维度着眼，指向那些对现实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普遍思想意识、而不是只停留在书斋中的某个人哪怕是天才性的想法和某些人局限于一定圈子内的可能很有意义的观念，即它要求体现出思想的广泛社会性和现实有效性。这两个指向所涵括的“一般思想”，在重合的意义上，共同构成一副社会与文化互动制约的思想世界，我以为这就是理想中的“一般思想史”所要书写的内容。具体地说，它大体包括体现时代特点的思维方式（包括社会常识结构）、基本价值观念、重要社会思潮等的历史背景、内在形态和外在效应之类组成部分。
在这种“一般思想史”中，并不需要太关心其思想的主体究竟是“精英”还是“大众”，抑或葛兆光所说的“一般水准的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文化人”，（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中《后记》注，第593页。另见《重写思想史》，《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9年第1期，第14页。）它所在意的只是通过各阶层思想的互动而形成的具基础性、普遍性和社会有效性的思想。它并不认为这种“一般思想”会承载在某个特定阶层身上。同时，此种基础性、普遍性和社会性思想也是相对而言，并非只有那些不折不扣地渗透到所有阶层的思想，才有进入“一般思想史”的资格，自然也不能以“知识水准”为由，将知识不多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笼统地排除在“一般思想史”之外。因为社会的阶层是多样的，思想互动的情形是复杂的，特别是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分化和重组更频繁和严重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只要能够反映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思想，就可以说已经具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于是就可以写入“一般思想史”之中。否则“一般思想史”将是难以完成的。
此种“一般思想史”，也不能回避对于时代思想主题的集中关注和深度描述。每个时代都会面临特定的挑战和自己独有的社会性问题，因而也必然存在着特定的思想主题。围绕着这些主题，不同的阶层都会有着各自程度有别、深浅不同、迟速有异的思想回应，并且体现着彼此间复杂的社会互动和影响。这些主题，与时代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有着紧密的关联，理当构成“一般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具体到中国近代，寻求国家独立富强，就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则又凸现出诸如“富强观念”、“中华民族观念”，乃至近代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等重要的一般思想观念问题。以“富强观念”为例。在近代中国，不同的阶层对于何为“富”何为“强”？为什么要“富”为什么要“强”？怎样才能“富”怎样才能“强”？“富”和“强”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等问题，就既有着不同层次的回应，又有着共同的时代倾向。而且这一价值观还与西方近代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同儒家大传统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儒家原典中即有所谓“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的区别），因而可以体现出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具有典型的“一般思想史”意义。葛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的几节中，几乎都涉及到“富强”及其观念问题，尤其是清楚地揭示出，“自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观念并非许多人所想象的洋务运动时即已确立，实际上是在甲午战后才真正成为士大夫的中心词汇，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在我看来就特别有意义，很能体现出“一般思想史”的学术追求和某种特有的认知优越性。只可惜对于这些重要观念，他没能进行较为系统的反映和专门的陈述分析，不免显得有点遗憾罢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也相当不足）。
如果说，没有被大众接触和社会广泛认同的个别性精英思想（像明清之际藏在深山的王夫之的思想）是“一般思想史”所排斥的内容，那么，以“思潮”的形式出现的被社会化了的那些思想，却不能不被“一般思想史”所考虑。只不过在反映这些思潮时，它不能像目前所流行的各种思潮史那样，往往满足于对精英言论和著作文本的引述和分析，而更应该注意去揭示这些思潮的各阶层表现，其社会化过程，即体现在制度化设施、日常生活方式、礼仪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生动复杂内容而已。不集中透视重要社会思潮的“一般思想史”，将是难以反映时代的风貌和精神特征的。
就“一般思想史”内涵的把握而言，秦晖先生所谓制度背后的“社会思想”，应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清末以后，许多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均由精英分子直接促动，其逐步建立起来的各种层次的新制度背后的思想，虽然不能说被其所实施对象之各阶层人士所完全接受，但它们的确被许多人所默认，至少绝大多数人都受到这些思想的重要影响，当是毫无疑问的。由此想到，“制度化”思想，可能将是我们寻找“一般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社会心态与社会风尚（不是一般的风俗）及其变迁，也是我们认知和揭示“一般思想”的重要着眼点。因为它们往往鲜明地体现着受思维方式制约的价值观念的变迁，体现着潜在的思维方式和时代基本价值观念的有机结合。
对于上述这样一种“一般思想史”的研究来说，近代中国的新名词具有某种特别值得关注的对象意义。一方面，从综合的整体性思想层面来看，这些新名词具有沟通各领域、各门类专门思想、成为其背后共享的某些思想依据、概念工具之有机组成部分的特点；另一方面，从思想的广泛社会性和有效性的层面看，它们又是上层精英思想和下层民众思想互动的媒介和彼此共享的内容，是社会生活和思想价值观念之间互相影响、凝为一体的概念纽带。因此，无论是从思维方式（包括社会常识结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的形成背景、内在结构、还是外发功能等“一般思想史”内涵的哪一个方面来说，近代新名词的研究都是无法避开的必要环节和当然内容。而如果就上述“一般思想史”各部分的整合意义而言，新名词的视角，则更能显示出某种向为人所忽略的独特价值。
我们可以通过对近代重商思潮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重商思潮无疑体现了近代国人追求富强这一思想主题。对于该思潮，学界已经有过不少高水平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对它的阶段性发展、社会性扩散、有效性功能乃至动力性因素等的整体把握和彼此间关系的揭示，都仍嫌不够细腻和充分。若将大量有关的新名词之形成、传播纳入进来进行观察，情形或许会略有改观。这里，且不提中文里公司、洋行、买办（此三词清前期已有）、保险、轮船、银行、股票、国债等商业新词汇、概念的较早出现和逐渐流行，在西人早期来华贸易与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兴起之间曾建立起过何种历史关联，仅就由“商”字所构成的近代新名词如“商务”、“商战”、“商业”、“招商”、“商办”（与“官办”相对）、“商局”、“商会”、“商部”、“商学”、“商政”、“商法”、“商标”、“商品”、“商场”、“商报”、“商校”、“绅商”等而论，它们与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内在关系，就很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后者的认识。因为它们的出现、传播和活跃，不仅同近代中国重商思潮的勃兴、发展的主要过程相伴始终，甚至其本身就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我们判别该思潮演进阶段的重要社会性标志。比如，“商务”、“商战”和“招商”等重商思潮关键词的形成和最早传播，就能帮助我们判定这一思潮就整体而言实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以后的事实，并能因此丰富我们对于该思潮初兴之时有关特征的了解。
在晚清，“商”成为一种“正务”，实经历过一个由对外“通商事务”到一般“商务”自身的转换过程。1861年，清政府为了应付西方列强要求通商的外交需要，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把对外“通商事务”作为外交上不可回避的常规性的政治交涉活动承受了下来，并赋予了其合法化的地位。随着“通商事务”合法化政治地位的确立和在与西方通商及其交涉活动中所日益增多的关于西方重商强国等信息的了解，有关商业活动的一般正当性，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知。于是“通商事务”的简化形式——“商务”一词，便逐渐地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中文里“商务”一词的产生直接就是“通商事务”简化而来，而是强调该词获得其正当地位，无疑和其此种社会政治经历有关。据笔者研究，“商务”一词绝非如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所言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原语汉字借词”，而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开始零星出现，七十年代初中期以后逐渐增多并得到重视的中国本土新词汇。1875年，郑观应在其出版的《易言》一书中，就专门写有《论商务》一篇，较早正式地强调了“商务”的重要性。（注：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该文介绍英国对商务的重视时说：“如有关于商务者，必使议政院官商议覆，务期妥协，而后施行，并设商务大臣专理其事”。）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以后，“商务”一词的使用者迅速增加。李鸿章、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在使用过程中，都赋予该词以正面价值和强国意义。如薛福成就明确指出：“论一国之贫富强弱，必以商务为衡”。（注：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见《出使日记续刻》卷四，光绪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韬也强调：“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务兴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著述目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商务的地位已经急剧上升。与此同时，体现这种商业价值认同的政府举措，也陆续出台，如1872年李鸿章就奉命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等著名机构。“招商”、“商局”、“招商局”等新名词，也因此流传开来。这些新名词，无疑都是近代重商思潮兴起时在词汇上的最初反映。
“商战”一词的出现和“商战”观念的形成，也颇能说明近代中国重商思潮兴起的外来影响和抗击外辱的民族主义内在动力。1862年，曾国藩创造了“商战”一词，但他是在与商鞅“耕战”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他不仅没给予“商战”以正面价值，还强调以“商战”立国的西方社会将无法持久。（注：“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7《复毛寄云中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辑（5号），台湾文海出版社版，第14551-14552页。此系王尔敏先生发现，见其名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潮》一文。）直到1878年左右，御史李墦才在使用“商战”一词中，承认了西洋以“商战”而强国的意义，并提出了其“商战”的策略：“夫轮船招商，坚壁清野之策也，外洋贸易，直捣中坚之策也”。（注：见《湖广道监察御史李墦奏折》，丛刊本《洋务运动》（一）第165-166页。在折中，他说：“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古之侵人国者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的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但此之后，该词仍然很少有人使用。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倡言与洋人进行“商战”，此后的戊戌时期，“商战”一词才得到广为传播，并有力地推动了晚清重商思潮的发展。事实上，不仅“商战”一词如此，前述其他带有“商”字的近代新名词，也多是甲午战争前后特别是戊戌以后才在社会上广泛流播开来的。这也说明，近代重商思潮虽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就已兴起，但只有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了一种被广泛认同、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
正如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德·伯克所指出的：“所有的概念都不是中性的‘工具’。”（注：（英）伯克著、姚鹏等译，刘北成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伯克在《语言、自我和社会》一书中，认为他不仅关注社会对语言的影响，也关注相反的情况，“像‘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样的对立概念在社会集团的构筑中的重要性”。见《湖广道监察御史李墦奏折》，丛刊本《洋务运动》（一）第154页。）它们不仅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还往往带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权势和社会权势。在晚清中国所出现的那些由“商”字构成的新名词新概念，也是如此。它们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携带着某种商业重要性的蕴涵和信息，在被广泛的日常使用中，不断地向人们诉说着、提示着商业活动的正面价值与意义。像“商战”、“商务”、“商业”、“商学”、“商校”、“商政”等词的价值倾向性，就相当明显。拿“商学”和“商校”来说，它们就表明，经商乃是一种现代性专门学问，其内容之丰富、价值之大，足以兴办专门学校来系统学习不可。而在过去，“商”是很难取得正统之“学”的地位的。不仅如此，当这些词汇真正成为社会现实，有了相应的制度化支撑的时候，其内在的这种倾向性价值还会变成不言自明的东西。“商办”（与“官办”相对）、“商会”、“商报”、“商场”、“商部”、“商法”、“绅商”等词，就正是在此种名实结合、互证互释的社会化（包括空间化）过程中，无形地传达着商业的意义和商人的地位，参与推动着近代中国重商思潮的发展。马敏先生曾著文辩明“绅商”一词在晚清的社会史意义和在当今史学本土化中的学术史意义，（注：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谢放先生的有关质疑，也有助于丰富对此问题的认识。）笔者甚为赞同。但“绅商”从原来“绅”和“商”两种社会身份的人的并称（并非一个词，“绅”排在“商”之前，两者地位判然可分），到逐渐指称处在官商之间，合绅、商为一体的独立名词，成为一种新兴商人阶层社会身份的标志性符号的同时，也就自然包涵和体现出了一种社会重商的思想史意义。这从状元资本家张謇等对“绅商”一词的使用和身份认同中，可以概见一斑。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波及面的思想观念的传播，常常并非通过完整的思想形态和理论阐述文本，毋宁说是通过一系列乃至一个个似乎是孤立存在其实却有各种关联的词汇流通、潜移默化实现的。一般人并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这些词汇、概念所代表的知识和思想观念的全部内容，同样可以在通过阅读、使用有关词汇与概念的无意识之中，接受一些片段的知识和传播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参与推动一种社会思潮。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需要引起近代中国的思想史特别是“一般思想史”研究者们注意的重要思想现象，它有力地表明了近代新名词、新语汇和新概念研究的思想史价值。
我在《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的文章中，从“中华民族”这一具有符号意义的新名词形成、传播和广泛社会认同的角度，来探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过程，即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在我看来，同“民族主义”的理论形态相比，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显然更具有“一般思想史”的意义。它的萌生和确立，乃是精英和大众、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深刻互动的结果。要想对此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和思潮进行真正富有历史感的研究，不深入考察其内在的概念群特别是核心主题词的产生、传播和社会认同，不揭示它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变化和不同社群的差异性阐释，将是无法完成其认知使命的。（注：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创刊号（香港）。）现在，我依然坚持和强调这一看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一张由各种新名词为网结编织起来的立体多维的观念之网。几乎没有哪种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作为网结构造而成。因此，要认知各种近代新思想，测量其社会化程度，就不能不从总体上考虑这些新思想所包涵的各种重要的新词汇、新概念的形成、传播和社会认同问题。不过，研究新名词的目的，是要探究其思想史内涵，并不需要对所有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都逐个加以考察。只有那些超越了某单一学科的界限，被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共同享用的名词、术语和概念，尤其是报刊杂志和一般教科书等大众媒体所流通，普通综合类词典所收录，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那些新词汇，才值得我们关注和解剖。至于那些仅仅被某些专家所使用，而没有得到较广泛流通的极其生僻的词汇和术语，通常而言，是不应该被“一般思想史”所理睬的。
在清末民初，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那些新名词和新概念，像“社会”、“民族”、“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进化”、“革命”、“劳动”、“宗教”、“权利”、“主义”、“共和”和“封建”等，由于其自身内容的丰富和曾经产生过的巨大影响，即便就其个体性质而言，也无疑都具有着“一般思想史”意义。因此，它们在实际使用中的含义演变和现代性思想价值，它们形成、传播与大众化普及过程（不识字的许多农民，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词汇、概念的模糊含义和部分内容），它们在精英、一般知识分子和下层工农中认同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它们彼此之间互动的微妙情形及其对社会的具体影响，应当都属于近代中国“一般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注：关于这些词汇的思想史研究已有不少。如汪晖《科学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汪晖自选集》）；冯天瑜《“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和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等，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研究这些不成体系但却普遍流行的观念，对于我们了解“一般思想”生动而丰富的内涵及其真实的社会存在形态（它们往往就以这种形态而不是体系形态存在），也是相当有益的。
从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各种由“洋”字构成的流行新词汇，特别是“洋气”一词，也具有“一般思想史”的典型考察价值。它不仅包涵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赶时髦心态和崇洋价值倾向，还贯穿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民众之中。在近代，“洋气”一词的产生，可能远比今人所能想象的要早。有一本名叫《虫鸣漫录》的书就记载说：“道光年间，洋务未起，时桂子栏杆、桂子扣无地无之。凡物稍饰观，人稍轩昂，皆曰洋气”。（注：采蘅子：《虫鸣漫录》卷2，载《笔记小说大观》广陵古籍刻印社版。此条材料系孙燕京老师惠寄，特此致谢。）可见，“洋气”产生之初就是一个褒义词，并且至少在道光年间就已经出现了，一直使用至今。该词的传播很可能不同于近代大多数新名词从精英到大众的一般运行规则，而是先诞生于与西方人较早接触的南方民间，然后流传开来，逐渐为精英阶层所熟悉的。但当它到了士大夫那里之后，在使用中有时又不免带有了某种讽刺意味在内（“洋里洋气”一词或许更能体现这一点），表现出一种对于洋人洋货既羡慕推崇，又鄙视不屑的复杂心态。因此我以为，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观念史，如果不探究一下以“洋”字构成的系列新名词新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不在“洋气”一词上做文章，考证该词的产生、传播和社会认同的历程，至少将是无法令人解颐的。
探究新名词与“一般思想史”的关系，不能漠视思想的“变化”和“延续性”问题。在近代中国这个变动剧烈的时代，由于“不变”的内容和意义，在“变”的映衬下凸显、又往往通过某种“变化”了的形式而得以实现，因而笔者更为注重“变”的思想史价值，表现到对近代新名词的研究中，也就相对重视新名词的现代性思想功能；相反，那些更重视思想“连续性”的学者，则在对新名词的思想史研究中，致力于揭示与说明传统对新名词结构与内涵的制约性，强调“变”中所隐藏的深刻的“不变”因素，这种在“变”中把握“不变”的探索，对执着于“变”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事实上，也许只有将两方面的探讨结合起来，近代新名词的“一般思想史”研究才能获得更为完整的意义。在后一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近年的有关研究尝试，颇值得我们关注。
金、刘二人是比较自觉地致力于从关键词角度揭示近代新名词、新概念的思想史意义的杰出学者。1999年以来，他们陆续发表了数篇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论文，每篇论文对有关词汇的流通、含义变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统计分析，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词汇、概念研究的思想史意义。
金、刘二人的有关研究之所以显示出深度，除了其贯注其中的强烈思想史关怀和贯通中外古今的宏阔视野，重视从词汇、概念大量的具体语例的使用之统计分析来揭示其内涵的丰富层次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法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对新名词、新概念的研究，始终都围绕着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革问题，确切地说，紧紧围绕着与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的“变”与“不变”或者说“变”中有“不变”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属于我所谓“一般思想史”范围之内的问题。以《天理、公理和真理》一文为例。他们通过分析现代“公理”、“真理”和“理性”等词汇概念的出现及其在晚清民初历史内涵的变迁，来说明中国传统思维的“常识理性结构”在面对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冲击时，是如何适应和制约其进入中国文化的过程的，就颇为耐人寻味。（注：该文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1年新10号。金、刘所说的“常识理性”，表现在宇宙秩序的解释方面，就是视常识为不可怀疑的合理性判据；表现在人的社会行动上，即是肯定人之常情合理，并将其视为道德感情之基础。他们认为，在这种“常识理性”的思维结构之下，“只要文化系统中出现超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终标准，并用它来反思观念系统，甚至重构道德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关于“常识理性”问题，除此文外，还可参考他们合著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一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13页。）
金、刘二位通过研究“公理”和“真理”等新词汇的意义演变说明，随着中西文化互动的深入，中国用于正当性论证的词汇虽不断更替，其意义也有所变化，但“常识理性”结构的实质却并未因此而改变，只不过是其传统形式被现代形式所取代罢了。在他们的所议所论背后，人们尽管总是能够看到一个“超稳定结构”的固执预设的影子，其具体的分析也未必尽当，但他们由此所展示的思想史研究魅力，却是诱人的。毫无疑问，金、刘二位的尝试，是从另一种角度对近代中国新名词思想史意义的有力揭示，并且透露出了这一视角所蕴藏的尚待进一步开掘的研究潜能。（注：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做的摘述并不全面，或许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有兴趣者，敬请去查看原文。）
自然，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并不完全体现在所谓“一般思想史”之上，也不尽表现为我们以上所提到的诸多方面。学术界近来的不少研究，已经表明了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多维意义空间和研究的多种取向。如旅美学者刘禾通过她的“跨语际实践”研究就告知人们，近代中国外来的新名词与其母语中的原形词之间对等关系的建立本身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两种或多种文明间思想观念互动的“实践”产物，即是一例。她强调，外来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不仅表现在其形成之后，甚且表现在其产生之时，即开始于两种或多种语言词汇“互译”的过程当中。（注：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陈建华对“革命”话语的探索，也受此影响，但思路更为清晰。见《“革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革命话语考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就此而言，新名词无疑又成了比较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诸如此类，对于我们认知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和勉力从事有关研究，都是不无启发价值的。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后，我还想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前辈——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和他的杰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这部天才性著作，完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他在书中对近代中国许多新名词的思想内涵所表现出的那种过人的敏感，似乎验证了我在前文所提到的在这一领域西方汉学家可能更具某种研究优势的假设。列文森关于中国传统“革命”一词在中、日、西三方之间的历史互动形成现代意义及其对孙中山等人革命思想之影响的率先分析，（注：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5页。郑家栋为该译著写了一个很值得一读的序言。）对“党”这一词汇概念意义的现代转换及其与“革命”一词连用之关系的解说，对用“德”先生翻译“democracy”一词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意义及其文化功能的体悟等，都在显示了这位有“莫扎特史学家”之称的汉学研究者不凡的思想智慧，从而给后继的研究者以某种示范和激励。他这样论述“党”的词义转换和“革命”涵义转变之间的微妙关联：
“改变了的不只是‘革命’(ko-ming)的涵义。当孙中山也承认‘党’(tang)时，他是在字面和隐喻这两层意义谈论革命(revolution)的。因为‘党’的涵义在旧的君主制世界中是真正反意识形态的。‘朋党’的联系很难动摇。但现在，作为近代意义的‘党’(party)，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工具（对那些意欲打破旧的联系的人来说），‘党’(tang)是一个被转化了的概念——就像它的同伴‘革命’(ko-ming)一样，‘革命’一词涵义的转换促使了‘党’(tang)的涵义的转换”。（注：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5页。郑家栋为该译著写了一个很值得一读的序言。）
关于“德先生”一词选择的思想意蕴，他则以同样的睿智写道：
“对历史的解释必须排除对文字（字面）意义的理解的限制。例如：‘德’在中国典籍中，指的是什么呢？在多少世纪以来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德’指的是与‘美德’和（美德的）力量这一概念相关的一连串意义。但是，当陈独秀这位旧思想文化的死敌呼唤‘赛先生’和‘德先生’，以彻底铲除植根于旧思想文化之中的‘德’时，他的‘德先生’已不具有任何‘德’字的儒家含义，而只是借用‘德’的发音来达到反儒学的目的。然而，它旧有的联系仍然存在，意义也仍然存在，因为这些联系和意义使‘德’字保持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效力，并使它适合于其新的各种联系。美德和美德的力量变成了一种反传统主义的伦理学。与此相适应，旧的‘德’，连同旧的文化，则被宣布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即对现代人来说，它们已经死去——并且，只有在它的字面意义转化为隐喻意义的情况下，这种历史的真正意义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注：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在这里，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谓词汇的“所指”和“能指”的复杂联系，名词组合的新旧融合关系及其思想功能的主体性选择，可以说都得到了生动而具体的历史体现。
列文森无疑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研究模式在思想史领域里的重要奠基者。他曾用“词汇”和“语言”的比喻来说明西方的影响与中国社会文化所发生的改变，引人联想和深思。他强调说：“只要一种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是，当由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一个社会的语言变化，从客观方面看，它是外国全面入侵，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渗透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选择；从主观方面看，它是日益增长的思想紧张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选择，这是一种迫使外国思想本土化和本土思想理性化的强大力量的努力所造成的紧张，一种在普遍的理性要求和特殊的理性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着的背离所造成的紧张”。（注：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在他看来，近代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显然不同于历史上西域和印度佛教文明，如果说后者只是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的话，那么，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冲击”则不仅如此，还进而改变了整个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的“语言”，尽管这种改变仍然尽可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形式”。这种对西方“冲击”影响程度的估计当然还可商榷，但这一形象的比喻却提示我们，需要把对近代中国新名词的研究，从语言层面引向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层面，从动态的和跨文化的把握中，去认知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
事实上，只有把近代中国新名词置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研究和透视，它的历史内涵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了解和揭示，也只有这样的新名词研究，才能显示出其超越单纯语言学视野的独特充足的历史学意义来。（注：本来笔者提交给此次大会的论文题目是《新名词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一种探索角度和方法的思考》，它包括《从语言学到历史学：近代中国新名词研究的新趋势》、《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和《文化史的省思与近代中国新名词研究的文化史价值》三部分。因未能得暇全部修改完毕，只好将其中的第二部分先行交付发表。由于思想与文化的重叠性，有些内容放到了“文化史”的部分去谈，不免使得思想史部分的讨论仍显得不够充分。特此说明，并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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