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民族喜新求异的文化心理与诗歌语言锤炼
古人写诗文，喜新求异，注重锤炼，讲究言简意赅，讲究字异而义同，练字之功非常重要，其目的是要将最恰当贴切的词语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以取得最好的表达效果。词语的选择、锤炼必须富有创新精神，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唯陈言务去”，就是主张语言运用上力求独创、新颖、恰切、得体，这是喜新求异文化心理在诗歌表现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锤炼，使诗歌语言简洁、凝练，避免冗杂，使诗句达到语句精炼、意境悠远的表达效果，是古代文人对语言常规用法的超越和突破，又是诗人展示才华、卖弄学识的外露，是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惯例。
诗的语言的精炼是指诗中把不必要的字、句删去，尽量用最少的字句表情达意，“凡诗需字少意多，以十字道一事者拙也，约之以五字则工矣。以五字道一事者拙也，见数事于五字则工矣。”(方干《赠路明府》)前人言诗，拈出一个“工”字，这“工”字既指诗的语言又指结构，而从语言方面来看，它既指语言的精炼，又指语言的形象生动。它通过炼字、炼句和炼意三种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从诗词语言精炼的角度看，“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以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赵翼《瓯北诗话》)因此，古代诗人都注重在炼意上下功夫。古典诗词中的炼意，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提炼主题，使诗的立意更高，即使诗具有更好更深的思想内容。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短短十个字写出了天下的贫富对立，这是以高度概括性的语言而使诗句精炼。
诗人的炼字、炼句和炼意，不仅是为了语言的精炼，同时也是为了语言的形象生动。诗人们从修辞学的角度，推崇诗词字句的工巧，把字工句警当作毕生追求的目标。字句锤炼得好，可以带动全篇，所谓一字妥帖，则全篇生色。尤其在诗词的关键处，一个妙煞的字眼，可以有声有色，极致入微，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甚至可以营造出一种意境。孟浩然的名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中的“淡”和“滴”，历来备受赞赏。“淡”状出视觉感受，“滴”达出听觉感受，“淡”和“滴”渲染出一种冷漠、孤寂的境界。再如王安石《泊船瓜州》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被人称赏，是因为诗句写出了春满江南的蓬勃景色，而这则得力于“绿”字的锤炼。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王安石原稿作“到”，又改“过”“入”“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个“绿”字果然鬼斧神工，把春天的气息鲜丽地点化出来。
可见，新奇求异是汉语修辞活动中的一个文化传统心理。正如前边指出的，修辞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而新奇求异的文化心理，促使修辞技巧的产生和推广。
二、汉民族的均衡审美文化心理与诗词修辞的均衡美
均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汉民族人民修辞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情趣。这一方面与汉族人民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自古以来,汉民族人民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常常具有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喜欢从事物的对应关系中展开思考，如二元对待观、“天人合一”观、人与人或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和谐观等，就形式而言不失为均齐“宽对”。这种均衡的审美心态，在建筑、日常生活中物品的摆设、宴请等方面也可体现出来。
汉族人民审美心态，也受汉语结构均衡美的影响。正因为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有均衡美的特点，故汉族人民在长期使用汉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均衡为美的审美心态，并探索修辞均衡美的规律。例如汉语的声调，是构成汉语语音结构均衡美的要素。古代利用声调中的平上去入分平仄，由平仄构成古代近体诗中音律的对称美和节奏美。汉语中构词上的对称、均衡，形成了汉语修辞上的对偶等均衡美。
尤其是诗歌中的大量对偶句，由于句法、词性、声律的两两对应，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内聚力，经过前后映衬，互相补充，可以化生涩为平易。李商隐《无题》：“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镜”一般作名词用，倘在诗中孤立拈出“晓镜”，未免费解，但和下句“夜吟”相对照，立刻“变陌生为熟悉”，使读者明白作动词用，是写一位女子在晓妆对镜，抚鬓自伤，从而和下句中那位深夜苦吟、不避风寒的男子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偶句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词曲中的衬词、诗歌中的押韵等，也是形成语言均衡美的重要手段。在修辞格中，除对偶外，能体现均衡美的还有互文、回环、顶真、对照等。
互文是汉语中特有的修辞方式，注重结构对称，给人一种均衡的美感，其特点是上下文义相互呼应、补充。例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焦仲卿妻》)
回环修辞手法不仅有均衡美感，而且达意深刻，富有新意。它正读倒读皆可成句，充分展示并利用了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和以语序为重要语法手段这两大特点，读来回环往复，绵延无尽，给人以荡气回肠、意兴盎然的美感。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这是讲究词序有回环往复之趣的一种措辞法。例如：清代女诗人吴绛雪的《春晴秋雨》：“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
三、汉民族含蓄的心理与诗词修辞的含蓄表达法
东方人区别于西方人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含蓄，而中华民族尤以含蓄著称。中华民族不仅追求行为举止的含蓄，推崇笑不露齿、行不露足，更追求语言表达的含蓄，推崇含而不露、意在言外。
中国人之所以有含蓄的文化心态，是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发育、性格成长和气质形成，也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情感表现和(转第113页）(接第119页）语言表达。“和”是仁学体系的核心，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和为贵”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人生格言，“和”成为中华民族人生哲学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和”的方法就是中庸的方法。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折中调和，防止专化和走极端，提倡模糊性和灵活性。“和”的精神、“中庸”的方法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就是要含蓄，要委婉，不要观点鲜明、言辞激烈、不留余地，不要单刀直入地展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好恶，而要迂回曲折，由古及今，由远及近，层层推进，要设喻取譬，要隐晦，要影射，要“微言大义”“言近而旨远”，总之，就是要用温柔敦厚的语言形式，含蓄的表达方式。在此方面，中国的诗歌可以说表现了极高的技巧，并形成了一种重视含蓄的美学传统。当陶渊明面对美丽的自然景致时，他曾用两句被后人视作名言的诗句，表达了他的全部看法：“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通过含蓄的表现，突破了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而带给人无限的联想和启示。谐音，是典型的含蓄的语言表达方式，它作为一种语言修辞现象数千年来不绝于书，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被运用。如南朝乐府《作蚕丝》：“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以“丝”谐“思”，表明自己对爱情的执著。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以“晴”谐“情”，一语双关，含蓄蕴藉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话语中词语通过谐音联想，以美妙的物象传达表述者的心意，提高了言语表达的审美效果。
四、重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与诗词意合体悟的修辞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意象，是指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而重视主题的直觉体悟和豁然贯通。这与中国传统的整体直觉思维方式和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方式有关。整体直觉思维方式重视整体性，但对整体性的把握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依靠非逻辑思维的直觉和顿悟。取象比类，采取比喻、象征、借代、类比等形象的手法来表达思想，也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这两种思维方式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古人对意象的独特的民族审美观。李卫中等指出：“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使得一些普通的东西、景物携带上了浓厚的文化信息，它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组合成了特定的意象，成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在语言表达上，不要求纯思的抽象，而是观物取象，超越具体而又回归具体。例如，古代将“杨柳”常与离别、断肠相联系，因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故古代作品中常出现有关柳的意象：“杨柳依依”(《诗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寓抽象于具体，寓推理于类比，模糊多于明确，含蓄多于显露，具有一种独特的诗的气质，让读者从感性的把握中去体味抽象的内涵。
汉语意合体悟的修辞传统在诗歌意象的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诗歌的意象搭配十分灵活，只凭一点灵犀，一缕情思，几个似不相关的意象就可以直接拼合，峰断云连，似离实合，给人一种造语的清新和涵咏不尽的诗意。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杜甫《旅夜书怀》)等都是向读者展示了几个富有特征的意象，各意象之间无关联词，全赖其内在的逻辑感情联系，构成了一种浑然统一的艺术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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