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了“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善译”构建了我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翻译书院”则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但“善译”以培养对外交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为宗旨，在甲午战争后变革图强的转型社会中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马建忠；翻译书院；善译
abstract：after the first sino japanese war in 1895，ma jianzhong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good translation” in his “proposal for setting up a translation academy”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translation shortcomings in the self strengthening period. the concept of “good translation”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while the proposed “translation academy” provided the frames for the translation academies to be set up in late qing dynasty. ma’s advance of “good translation” aimed to trai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who can “know themselves and the enemy to fight victorious battles”，and had obviou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 the dra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after the sino japanese war.
key words：ma jianzhong；translation academy；good translation
一
1894年冬，维新人士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这个2 500字左右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名篇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1]214。
二
(一)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
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除创办新式学堂外，还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专门译书机构。然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由部分西人和少数洋务官僚努力而实施的翻译仅涉及少数实用性自然科学和海军军事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求强”和“求富”，清政府派遣了多批留学生以置之“庄岳之间”，指望他们回国后成为教学、翻译传播西学的津梁。然而，在外语日趋成为谋求新兴职业敲门砖的清末社会，回国留学生“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2]19，不想将外语翻译传授给同邦。而实际从事翻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辞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麤陋鄙俚，未窥门径”。由于译者的语言和专业知识普遍较低，翻译时不但“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而且“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1]214-215，翻译后的文本往往“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1]215，同一本西文书籍，翻译出的汉语文本有时差异悬殊无比[3]345，以至于“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1]215。
由于洋务时期的译者大多“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1]215，中西译者主要依赖“西译中述”这一时代特有的翻译模式：“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2]18。在中西合作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文本的选择完全根据西人的爱好和专业决定，华人译者在翻译中处于从属地位。“关于翻译本身的理论和技巧，口译和笔译者均很少了解。”[4]364“西译中述”的翻译文本“文辞艰涩”、“驳杂迂讹”、“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讥笑也”[1]314-215。
为了矫正洋务翻译的种种弊端，同时着实学习西学以真正探求富强之道，必须造就一批掌握中西语言文字、熟悉专业知识、了解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才。
(二)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旨在培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在国内不惜重金教学汉语言文字，翻译各类古今汉语书籍，同时派遣西人和传教士来华，在从事经济掠夺的同时，公开或秘密地聘请汉语教师，学我语言，译我经典。
虽然以魏源等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和思想家在面对西方列强疯狂掠夺和清王朝故步自封、闭关自守时早就提出了翻译制敌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4]。冯桂芬又进一步强调了翻译制敌的重要性，认为翻译“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5]211。洋务派也明白，要了解西人“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6]。但洋务翻译“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只局限于“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大”[7]7。士大夫阶层对于洋务翻译“泥古守旧”，而少数立志于翻译的“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1]212。如果“言语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不知西人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安能望其妥协”[8]?
面对甲午海战后的严峻局势，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开门见山，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列强“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1]211-212。要在“外患方兴，内讧洊至”[1]216的对外交涉中“尽知其情实、尽通其雍弊，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1]212。马建忠呼吁借鉴西人于我语言文字、政令法规、文化典籍等如数家珍的做法，在通商口岸城市创设翻译书院，迅速及时地翻译外洋各国报刊书籍，造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三)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构建了中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
马建忠提出“善译”之前，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科学家针对洋务时期西方科技书籍翻译名称繁杂纷纭的现象，积极协助和配合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提出了统一译名的3条措施，即翻译时如中文已有现成名称则用中文名称；斟酌、推敲、考证新的中文名称；对于所确定的中文名称，编制中西名目对照。“统一译名”只是纠正洋务翻译弊端的一项具体措施，尚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
什么是“善译”?马建忠认为，要达到“善译”，译者首先必须通晓汉语和外语，因为任何通汉语而不达外语，或达外语而不通汉语者都不可能在翻译中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其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更要努力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充分应用语义学，“委曲推究”所有相当之实义；应用语音学，“审其音声之高下”；应用文体学，“尽其文体之变态”；应用语用学，“析其字句之繁简”；应用修辞学，研究“其义理精深奥折”。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这样的翻译才是“善译”。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翻译理论当属严复1897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信”就是翻译的文本要忠实于原文，“达”就是翻译的语言要通顺易读，“雅”就是翻译的文字典雅优美。“信”、“达”、“雅”翻译标准不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马建忠的“善译”要求译者研究“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努力辨别外语“音声之高下”、“字句之繁简”、“文体之变态”以及“义理精深奥折”，以便使译文与原文“无毫发出入”，这一要求已基本等同于严复的“信”，即“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善译”要求译者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这一要求又接近于严复的“达”，即“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9]。“善译”要求翻译的文本既忠实于原文，又通顺易读，构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信”与“达”的基础，“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10]。
(四)马建忠呼吁创设新式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框架
早在1861年，冯桂芬便在《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中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5]210冯桂芬提议创设的“翻译公所”只是教学中外语言文字的外语学校。
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近代第一次翻译高潮。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主要洋务翻译机构贯彻“西学为用”的原则，主要从事外交、海军军事和部分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以翻译“求和”、“求强”和“求富”，但“专门之业不分，精致无自”[7]7，且洋务“翻译一直是外语学习的手段，而不是一门专业，即翻译始终是作为外语教学流派中的一种——语法翻译法而存在的”[11]。
马建忠呼吁创设的“翻译书院”集教学、翻译、出版于一体，努力实践“善译”，是一所专门培养既能翻译外国文献，又精通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交涉、翻译、编纂、教习等国家急需高级翻译人才的学府，培养目标设定超越了前人，超越了体用思想的范畴。“翻译书院”在办学目的、招生对象、师资配备、语言教学、翻译实践、编辑出版、管理方法、经费配备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
首先，“翻译书院”努力教学中外语言文字，培养“善译”人才，以翻译为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翻译书院”招收已通外语者为1班，长于汉文者为另1班，聘用“兼通汉文、洋文之人”，以便因材施教。对于已通晓外语的学生，除正常语言教学外，还要求“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以翻译实践作为外语教学的有益补充。“翻译书院”同时要求通晓外语的学生加强汉语学习，长于汉文而外语基础差的学生则必须认真学习外语。如果教习能“循循善诱”，教学方法得当，2年外语学习后，这些学生即可通晓外语，“然后肄力于翻译，收效必速”，而且由于长于汉文的学生“天资绝人”，中外语言文字又“文理无间”，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所以“先通汉文后读洋文”者从事翻译，往往“事半功倍”[1]218。
其次，在翻译实践上，“翻译书院”将翻译视为一门专业，译书范围既涉及中外“通好”，又有“一事一艺”，更有“政令治教之本”和“外洋学馆应读之书”。所译西书分为3类：第1类为对外交涉书籍，即“各国之时政”、“外洋诸国内治之政”以及“各国交涉之件”等。这类书刊由于时效性强，必须“随到随译”，是“翻译书院”必须首先从事的翻译；第2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即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历史、军事、法律、经济等西方“政令治教”的各类科学书籍，由学生“择其善者”逐日分类翻译；第3类为西方教科书，包括算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动植物学、金石之学、性理、格致等近代科学。“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1]220-221
再次，在“翻译书院”，翻译还是一门产业，以出版促进译学的发展。“翻译书院”设立印刷所，负责所译书籍的印刷出版；聘用“长于古文辞者”一方面充当汉语教习，另一方面“润色已译之书”、“商定所译名目”，同时“为同文字典底本”编制目录[1]219。学生逐日翻译的书刊经不断修改和润色后“附旬报印送，以资观览”[1]221。
“翻译书院”还配备专门管理人员，以督查学生遵守规章制度；设立图书馆，聘请专人负责购买书籍和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作；配备专项经费，以支持翻译书院“立不拔之基”[1]222-223。
马建忠 “善译”理论是洋务翻译的一次重大飞跃，促进了我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实践“善译”的“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新政”时期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要求译者充分应用语义学、语音学、文体学、语用学、修辞学等理论和方法，这一要求虽然对当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只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并且，在中日甲午海战后变革图强的转型社会，仅在通商口岸城市设立“翻译书院”，以培养“知其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翻译人才为宗旨，具有明显的时代落伍性和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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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 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99.
[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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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1卷[g].北京：中华书局，1979：2679.
[9]严 复.天演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6.
[10]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90.
[11]穆 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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