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思想作为一个学科，必然是超越历史和疆域的。虽然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不够强大，但是一批中青年专家关于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出了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历史学角度看，有中国史必然有外国史。但是我国对于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目前尚处于空白。因此，做好引入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准备，意义重大：
一、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范围：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
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又可以分为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个洲可以按照国别和朝代分横向和纵向来研究。也可以从中国的周边国家入手，毕竟有了对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基础，而中国在古代与周边国家在版图上有重叠或者交叉，有些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有些曾经是中国治下，有些曾经处于中国的封贡体系。中国曾经与他们或者友好交往，或者兵戎相见，与他们的历史、语言文字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方向。或者以族别分类，如蒙古族民族关系思想史，藏族民族关系思想史，每个族别的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包含古今中外的少数民族优秀历史人物
二、可以开辟新的学科分支：中外民族关系思想比较学
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的碰撞，可以借鉴民族关系妥善处理的典型案例，吸收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求同存异，既可以为解决中国的现实民族问题提供宝贵资料，又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现实民族问题解决提供智慧经验和借鉴
三、可以完备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并推动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学派的形成
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广阔，领域复杂，任务繁重。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国内到国外到族别到中外比较，四个体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统一于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之下。学科体系的完备是学科发展和壮大的基础，也是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学派形成的旗帜
四、可以推动一批译作的产生和学科之间的互动交融
学术研究非常重视资料和证据，因此要求研究者能够读懂外文原著。在读懂原著的同时，译作有了产生的条件，学科之间的互动水到渠成。民族关系思想研究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交叉碰撞，很容易与现实问题结合，为现实民族问题、国际问题提供指导。这样中国的民族关系思想著作也可以被翻译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的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就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更多更广地提供智慧和借鉴。中国文化也因此而远播域外
五、可以增加民族关系思想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唐太宗的爱之如一思想告诉我们。不光中国学生可以研究外国民族关系思想，外国学生也可以加入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阵营，这本身就是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实践成果。民族关系思想研究随着中外双方对国外人物的研究影响远播，声达海外。这同时会增强学科与外国政府及高校的联谊，促进学术间的国际交流，形成你研究我、我研究你的民族关系思想研究高潮
六、可以拓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学者的工作道路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增强，我国不仅需要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更需要一大批了解国外民族关系、能够娴熟处理国外民族关系的人才。在一些国内民族众多的国家，了解其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对妥善处理两国关系有积极作用。这样，大使馆、孔子学院等一些涉外文化机构对研究国外民族关系的需求就会产生
当然，正如崔明德教授所言，无论是一个学科的建立，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外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也不例外。我认为，促成外国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条件有如下几个：第一，政策的支持和大环境的许可。没有政策的支持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将不会有长足进步。第二，学科带头人的推动和学术研究的成熟性。第三，一大批既懂不同民族语言又受过民族理论系统教育的人才的加入。
跨界民族关系研究也是学术界新兴的一个课题，许多中青年教授专家和学者正在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个领域。如烟台大学的孟庆义教授、刘会清教授等。跨界民族研究是一种融合研究，要求研究者本身对民族关系有深厚的功底。跨界民族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很广，而且很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库尔德现象，实际就是一种跨界民族关系处理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一种跨界。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的朝鲜族。而且朝鲜族的跨界比较成功，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跨界民族研究着重研究的是跨界之前的民族关系，跨界之后的民族关系，跨界的原因、后果以及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过去学术界在跨界民族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受到研究条件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限制，还存在不少空白和不足。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推进，大国外交的跨越式发展，对跨界民族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先的研究范围、方法和范式都显露出了自身的局限，需要加以突破和深化。例如，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发展模式下，同一个跨界民族相互之间是如何构成影响的？跨界民族与另一个跨界民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跨界民族的一部分有没有融入当地民族的？这些都需要通过一些实际案例，加以深入调查研究。跨界民族关系研究对于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很大的帮助。例如，现在对朝鲜族做深入的研究，可以洞察朝鲜、韩国、中国、日本、及美国、俄国的外交政策，为国家利益服务。
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成为国际性，它直接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关系研究对于解决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的定位、跨界民族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民族战争的起源、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跨界民族与原住民相处的模式、跨界民族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等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我们仍固守原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对跨界民族关系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不同跨界民族的生活习性、不同跨界民族的活动范围、跨界民族的同化程度、以及不同专家对跨界民族的不同认识，逐渐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开创跨界民族关系研究的新局面。
跨界民族研究几个特点：
第一，复杂性。跨界民族牵扯的领域很多很广，有的民族有时跨界有时不跨界，对于他们的判断也需较大的功夫。有的跨界民族不断迁徙疆域疆域，有时跨界到一个地方，有时跨界到另一个地方，有的被同化融入到当地民族，有的半同化以致无法具体鉴别到底属于哪个民族。有的民族在跨界的过程中逐渐融化民族主体淹没在异族之中，有的民族没有历史和文字是否跨界没有记录以及民族的变迁都具有很大的复杂性。这一切都使得跨界民族研究有很大的复杂性。另外，社会排斥政策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矛盾重重。近年来，有些国家制定了公开歧视宗教、少数民族的政策，如规定只有信奉国教的人才能成为公民，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宣誓效忠于特定宗教等。科特迪瓦内战就是这一类型冲突的典型事例。艰难性与复杂性相伴生。有时候为了研究一个问题需要把相关的多个民族的多个问题搞清楚，所以研究起来有很大的艰难性。另外对国内的研究很多，但是对国外的民族资料和线索掌握的就很缺乏。有的民族跨多个国家，有的民族有独立于当地政府的军事武装，他们出于保密的需要封锁对于他们民族研究，有的民族与当地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研究困难重重。
第二，重要性。民族问题无小事。民族问题往往与国家问题密切相连。国家在民族问题上角色发生变化。冷战之前，在民族问题上施压主要是国外中立或者反对势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分裂，维护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冷战之后，内压在民族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即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国家建构、民族融合等问题。可见，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但问题的切入点和重心发生重大变化。由跨界民族产生的民族分裂问题更加突出，它虽不是民族问题的全部，但它是民族问题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大国势力介入跨界民族问题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不可预测。
第三，因此对跨界民族的研究有时也会影响到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所以研究要深入和透彻。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大国战略利益的关联更加紧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国家在世界民族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如对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乌克兰的南奥塞梯等分裂问题，持“促和”立场，希望将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极力防止问题的激化；但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索马里的索马里兰、俄罗斯的车臣、南苏丹及达尔富尔等问题，则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希望将民族问题国际化，并不断为国际干预制造借口。同时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国家对民族关系思想研究以及跨界民族研究有很大的支持，在一些高校以及科研所投入资金，培养有志于民族关系研究的青年学者。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进行研究，跨界民族关系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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