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犯罪中止共同犯罪有效性
一、如何理解共同犯罪的中止
我国刑法理论界认为，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当这两种特殊形态相结合时，就产生共同犯罪的中止。共同犯罪的中止是对刑法分则个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修正形态，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如果所有的共同犯罪人一致自动地放弃犯罪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自然同单独犯一样，各个共同犯罪人都成立犯罪中止，对此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理论界都没有争议。但是，对于共同犯罪中的部分成员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单独中止的犯罪，在具备什么条件下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尚存在争议。
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在实行行为终了之后，结果发生之前，基于自己的意志，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了结果的发生。犯罪中止的构成特征，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其一是时空性，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记在犯罪行为开始实施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均可以中止；其二是自动性，即行为人必须是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其三是彻底性，即行为人必须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犯罪；其四是有效行性，即行为人必须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犯罪中止不仅在单独犯中存在，而且在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共同犯罪的中止与单独犯罪的中止构成条件在“时空性”“自动性”“彻底性”要件上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有效性”要件的理解上。认定共同犯罪的中止，关键是对有效性要件的理解。[①]在单独犯罪的场合，只要行为人能有效地防止本人行为可能造成的犯罪结果发生，就具备有效性。在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部分犯罪人执意要把犯罪进行到底，部分自动放弃犯罪的人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具有“有效性”？这一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既然共同犯罪行为具有整体性特征，那么，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也只能以整个共同犯罪是否最后达到完成状态来确定，个别共同犯意图中止犯罪就不能成立。第二，共同犯罪行为虽然具有整体性特征，但实际上是由每个共犯的独立行为组合而成的。其中个别共犯自动停止犯罪，就与共同犯罪完全脱离了关系，之后与其他共犯的行为就不再有任何的关联，因此，其自动停止犯罪就应被视为犯罪中止。第三，除主犯外，其他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行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为限而阻止无效的，仍可成立犯罪中止。第四，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他是否有效地切断自己以前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确定。如果个别共犯以自己消极或积极的行为确定已切断其以前的犯罪行为同以后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即使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最后由其他共犯促成发生，亦能成立中止犯罪。第五，判断共犯中止有效性的标准是中止者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与整体的共同犯罪行为解体，即主观上切断与其他共犯之间的共同故意联系，客观上抵消自己先前行为对共同行为所起的合力作用，使之消除对罪犯形成既遂的原因力。[②]
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比较合理，其综合考虑了共同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在主客观方面的要求，符合我国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是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为完成统一犯罪目的而活动，他们的行为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由于共同犯罪人主客观的共同性，个共犯具体的主客观情况都丧失其独立决定行为性质的作用。再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上看，无论分工和参与程度如何，各个共同犯罪人的危害行为都与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部分共犯自动停止犯罪，如若成立犯罪中止，就必须在主观上切断与其他共犯的共同故意联系，即需要使其他共犯认识到其不再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同时在客观上消除其以参与实施的行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所产生的原因力，也即消除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③]
二、共同犯罪的中止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致使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在表现形式上复杂多样。以共同犯罪内部有无分工为标准，共同犯罪可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
（一）简单共同犯罪的中止。
简单共同犯罪，又称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即共同犯罪人共同故意实行某种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由于共同正犯者的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已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不可分割的特征，在认定行为人的犯罪中止时，故应从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上加以考察。案例：马某（在逃）纠集张某、施某等人强行将曹某（女，21岁）带至宾馆，进入以施某名义租用的客房，冯某、张某、施某等人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强破曹某脱光衣服。嗣后，张某对曹某实施了奸淫行为，而施某则没有实施奸淫行为。本案中施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强奸罪的中止。因为共同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基本原理是“部分行为，全部责任”，这事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的实质区别，施某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结果承担责任，还要对共犯张某的行为及结果负责。因此，在数人共同强奸的案例中，只要其中一人强奸既遂,整个犯罪共同犯罪也就既遂，全体共同犯罪人都应当承担既遂的责任。施某只是放弃了自己的行为，并为有效地阻止张某犯罪，故不成立犯罪中止。施某自动放弃犯罪行为，只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在本案中，只有施某成功阻止张某请见既遂，才能单独成立犯罪中止。[④].
(二)复杂共同犯罪的中止。
复杂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有所分工,存在着教唆犯、帮助犯和实行犯区别的共犯形态。实行犯具备终止条件就可以独立于教唆犯、帮助犯成立中止，因为实行犯直接决定着共同犯罪的进程，即实行犯的犯罪形态往往只取决自身的作用终结时所处的阶段和原因，而一般不受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的影响。对于教唆犯或帮助犯而言，有所不同。[⑤]
1、教唆犯的犯罪中止。所谓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即用劝说、授意、怂恿、利诱、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无犯罪意图，或者虽有犯罪意图但不坚定的人，使他接受自己的犯罪意图坚定犯罪的决心，以达到犯罪的目的。
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具有双重性，即独立性和从属性的统一。教唆犯的犯罪意图要依赖于被教唆者实行才能达到，即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当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时，教唆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教唆犯要独立对自己的教唆行为负刑事责任，即教唆犯具有相对独立性。在通常情况下教唆犯的从属性居于主导地位，独立性居于次要地位，但在不同情况下独立性又具有主导作用。[⑥]
基于教唆犯的双重性，其成立犯罪中止必须使本人的教唆行为失去作为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力的作用。而要消除这种原因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制止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根据教唆行为的不同阶段和被教唆人的行为过程，教唆犯的犯罪中止可以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第一、在教唆的预备阶段，只要放弃教唆意图就可以了；第二、在着手教唆到教唆行为实施完毕阶段，教唆犯要成立犯罪中止，除自动放弃教唆行为外，还要劝说被教唆人放弃犯罪意图，使其打消犯罪决意；第三、教唆行为实施完毕以后，被教唆人接受教唆并预备实施被教唆的犯罪，这种情况下，教唆犯须积极制止被教唆人的犯罪预备行为，才能成立犯罪中止；第四、被教唆的人实行犯罪而未终了时，教唆犯只有在制止被教唆犯的人继续实行犯罪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犯罪中止；第五、被教唆的人实行犯罪已经终了而犯罪结果尚未发生时，教唆犯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才能成立犯罪中止。
2、帮助犯的中止。帮助犯是指以帮助他人之意思，参与实施犯罪的人。帮助犯的中止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帮助实行犯犯罪后，自行放弃犯罪且阻止了实行犯继续犯罪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如果帮助犯未能有效地撤回帮助的，不能单独成立中止，其犯罪形态也取决于实行犯的犯罪形态，即实行犯（被帮助人）犯罪既遂的，帮助犯构成犯罪既遂。例如，甲乙共谋盗窃丙的摩托车，乙利用与丙朋友的关系，盗配了丙的摩托车的钥匙，后交给了甲。在盗窃时，乙因还怕没有盗窃，甲用乙盗窃的钥匙偷走了丙的摩托车。这种情况下乙本人的却停止了实行行为，但乙的帮助行为对甲的犯罪继续起着作用，甲的行为未构成盗窃罪既遂，乙也跟随甲成立犯罪既遂，而不构成犯罪中止。
三、个别共犯要有效地成立犯罪中止的条件
结合以上各种情形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个别共犯要有效地成立犯罪中止，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通常情况下，必须有效防止共同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发生。
对于组织犯，不仅要求其有效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还要求必须解散犯罪集团，否则不成立组织犯的犯罪中止。
（二）在共同犯罪着手实施前有效地从共同犯罪关系中脱离。
首先，脱离共同犯罪关系必须以明示或默示的形式为其他共犯所知，消除其他共犯在心理上的依存感；其次，必须有效地切断自己先前行为与共同犯罪整体行为的有机联系，即使自己先前的行为丧失引起犯罪结果的原因力作用。笔者认为，在认定“有效地切断自己先前行为与共同犯罪整体行为的有机联系”方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法谚云，法律不强人所难。不能认为个别共犯所有与共同犯罪有关的先前行为都必须予以切断，需要有效切断的是个别共犯与共同犯罪有关的他人较难以替代的先前行为。如个别共犯提供了水果刀、木棒、绳索等极易获得的作案工具，脱离共同犯罪时并未索回，就不宜认定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行为与共同犯罪整体行为的有机联系；如果提供的是枪支、炸药、钥匙等他人较难以取得的作案工具，则足以认定其未切断有机联系。
（三）在特殊情况下，个别共犯只要消极的不作为，无需有效防止共同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发生，即可成立犯罪中止。
我国刑法规定，事前通谋，事后予以包庇、窝藏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在此情况下，如果事前虽有通谋，事后消极的不予包庇、窝藏，即可成立犯罪中
止。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观点认为，在犯罪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质的犯罪中，如强奸、脱逃等，个别共犯只要放弃本人的犯罪行为即可成立犯罪中止，并举例说，三人共同强奸妇女，甲乙强奸后，丙由于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可以成立犯罪中止。
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赵秉志主编：《刑法基础理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姜伟主编：《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4】《审判前沿》（总第六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5】陈兴良主编：《刑事司法判解》（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版
[②]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③]《审判前沿》（总第六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④]姜伟主编：《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⑤]赵秉志主编：《刑法基础理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⑥]陈兴良主编：《刑事司法判解》（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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