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灾难报道 真实性
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关于这场灾难的报道总结却不应该停止。“对待灾难和灾难新闻的态度，既反映了政府对灾难新闻的政治态度，又反映了新闻传媒对灾难新闻的认知水平。”本文作者结合新闻理论与地震中的亲身采访经历，就灾难报道中的新闻真实性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由此就产生了本文作者所提出的真实的第二个维度——主观真实的问题。灾难新闻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的新闻品种，就在于它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可以轻易地超越受众的认知层面而进入情感深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的同情心和凝聚力被强烈唤醒。母爱短信这类虚构新闻，符合当时乐观向上、战胜困难、人同此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主观真实”新闻，在地震灾区的某个地方某个时间肯定存在，只是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被新闻媒体及时找到。新闻媒体正是基于对此类新闻“主观真实”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判断，才敢于适度刊发“三无新闻”。同样，在大地震这种特殊的语境下，受众可以宽容这样的新闻真实性偏离。
从这个层面看，灾难新闻的主观真实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提出来并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不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新闻采编人员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新闻报道的技术处理方案，而不是像新闻的客观真实那样作为一种应该恪守的行为原则。
也就是说，作为一线采编人员，理应洞悉灾难新闻“主观真实”的存在，尽量及时发掘出类似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以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但是，在具体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仍然是第一原则。从新闻公信力的长远利益看，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真实的谎言”，首先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也可以通过记者引用、转述等方式进行报道。同时，当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新闻媒体还可以通过配发评论、诗歌、散文等，将此类“主观真实”的信息需求，通过非新闻的方式积极饱满地传播出去。事实上，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成都各家报纸如《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成功的尝试。
二、微观真实和整体真实
灾难新闻报道一个共同的难点在于突发性，记者往往来不及斟酌、谋划出一个整体报道方案就匆匆上路。如本文第二作者地震后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无数急着赶回受灾家乡的四川人，于是采访就从机场大厅开始。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不幸遭遇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
另外，汶川地震导致的灾区面积极大，直接影响面积达13万多平方公里。理论上，这13万平方公里的灾情呈现了这次大地震的整体真实的画面。但是，单个的记者或者单个的媒体往往很难全方位覆盖这样大面积的一个整体画面，如何在新闻中再现这个真实成为赴灾区报道记者的一个难题。
每个记者最初的设想往往都是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在新闻中复制灾难的真实。即使是这样，记者的选择仍然难以避免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本文第二作者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点采访，采访哪些人，却难以事先制定一个缜密、准确的规划。
本文第二作者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记者的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记者的报道视野。记者认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注视的对象。
这一过程中，记者完全按照个人的价值判断来还原灾难本身和灾难过后的场景。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势必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本文第二作者在都江堰后山偶然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一安置灾民一预防次生灾害一恢复生活一重建家园。在这个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志愿者等具有特别丰富的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很难幸运地都采访到。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会慢很多。
同时，灾难新闻中，政府作为最权威的消息源，很大程度上左右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依赖官方消息源的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对于新闻机构而言，如何在大的灾难报道前，尽量做到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
从理念上讲，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即可。只要记者严谨采访，客观报道，局部真实一般能实现。而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更偏向于主观意识的群体观念。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为读者审视与解读世界提供素材，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间等的“程序正义”。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则握在受众自己手中。
没有人能完全消除局部真实与整体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新闻理想的最终含义其实就是，记者通过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和暴露，协助受众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只是导游，他不过比一般人走得更快一些而已。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要想取得灾难报道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在技术上仍然有可行之处。首先，针对重大的灾难报道，记者个人的采访可能紧迫与随机，但编辑部后台应该有时间进行一个整体报道规划，以弥补记者个人采访小叙事真实的不足。其次，在重大灾难新闻发生之后，尽量派出记者组而非单个记者出去，以多个特派记者的全景式采访，来尽量弥补微观真实的不足。第三，记者个人应该在忙乱中尽量确定报道的主题，按照报道主题的采访可以部分地克服微观真实的困境。比如，《新京报》的“逝者”特刊，通过部分还原死难者的生平来再现地震灾难。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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