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突发事件 信息报道 媒介素养教育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论。我国“非典”和“汶川地震”两个典型事件对信息报道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反响充分反映了在全社会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政府部门的媒介素养教育
传播就是管理，学会传播，才能成为有效的管理者。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如果人为地阻碍信息流动，其结果往往会增加它的无序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引发社会问题。“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报道这种重大的疫情，不等于疫情就不传播了，相反还造成了疫情和恐惧的同时蔓延。后期政府介入，进行公开报道后，人们在政府的动员下，才有序地开展防疫工作，并杜绝了流言蔓延。其实，维护百姓的知情权，及时报道突发性事件。提高信息发布的透明度是政府应对非常时期工作重要的一环。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面对灾难性事件，政府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既要安置灾民、组织救灾抗灾和灾后重建，还要维护社会稳定和轶序。在这种非常情况下政府更需要通过发布权威信息来妥善处理和设法协调其与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关系。
1.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正确处理好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应该负责任的处理突发事故，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披露的信息可信度要高。政府部门是新闻媒体可靠的信息来源，新闻媒体是政府部门发布信息的渠道。政府部门要重视媒体在信息收集方面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提升自身的公信力。2003年“非典”流行的前半期，有关政府部门对疫情信息传播处理失当，直到一个月后才确立sars危机的信息公开制度，导致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采取信息公开制度。面对灾难快速反应、积极有效救援，让国家形象、军队品质、民族意志等通过新闻媒体及时深刻的报道出来，使政府的公倩力得到一次质的提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赢得世界的尊重。大多数突发事件“后果消极”，因此。主管部门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封锁新闻，“待原因查明后再报道”就可能错过报道的最佳时机甚至造成不良后果。事实上，从传播效果来讲，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开展危机公关，尽量快速、准确、全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服务公众的形象。
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通过大众媒体及时发布危机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稳定人心。要主动研究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提前制定应对的信息通报措施，建立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将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还要在保证内部信息畅通的同时，制定一个引导媒体面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的可行性战略，实现不同信息部门的协同和联动。
2.加强信息公开掌握信息流动的规律
汶川大地震发生正值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不久，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新闻报道信息公开度、透明度是前所未有的。事实证明，这样真实的再现并没有带来恐慌，相反它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知晓灾区同胞的痛苦，感受生命的意义与相守的重要。传播学研究证明，当大的灾难如地震突发时，除了及时抢救伤员和防范疫病流行、山洪暴发等次生自然灾害外，还得防止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等“社会次生灾害”。这是因为灾难发生时，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心理也必然遭到重创，一般民众由于对灾难发生的时问、地点、程度、影响、伤亡情况不甚了解，也颇为关注与猜测。这时，主流的社会传播系统如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信息发布渠道闭塞或人为地控制信息发布，那么非常态渠道传播的流言就会大行其道，加剧社会恐慌，诱发非常态社会的集合现象，造成骚乱、恐慌，甚至引发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如2003年“非典”初期信息处理失当，流言四起，引起公众恐慌及对政府的不信任等，教训深刻。实践证明，只有信息公开，才能最有效地减少社会次生灾害造成的不利影响，稳定人心，安定局势，科学合理地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共渡难关。
流言、谣言止于公开。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若不及时发布信息，通报情况，就会使人们对情况不明随意想象，使谣言的传播有空间，给媒体的炒作留空间。如果政府及时发布真实信息，这些想象、谣言、炒作都会没有空间。“非典”流行前期，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渠道封闭，大众传播渠道关闭，使人际传播的渠道如口头传播、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甚至qq聊天就肆意流行。流言的泛滥源于权威信息的匮乏导致不确定度无法消除，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在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中不能获取，就会转向人际传播通道寻求答案。对于流肓的控制，普遍被认可的有效措施是，建立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最快速度地抢在流言前面最大化的公开信息，建立对流言的预警与防范机制。汶川地震的报道，信息公开程度前所未有，媒体谱写了感人肺腑的“灾难新闻”，全国人民都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热诚，目睹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爱民情怀，如此大灾，没有流言盛行，也没有任何社会动荡。由此可见，信息公开更能维护社会稳定。“非典”时期流言曾经给政府形象带来负面影响，而汶川地震。由于媒体公开、透明、及时报道，真相始终跑在前面，针对种种传言，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站及时发布信息，使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真实信息，迅速消除了人们的恐慌情绪。稳定了人心。同时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得以快速提升，民众及时得到而且信任主流媒体的信息，对击破谣言、避免社会恐慌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高效完成职责，取得了全社会高度信任。
3.正确舆论引导是政府部门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中，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可以起到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功能，引导各阶层统一认识，明确应对危机面临的困难和应该采取的措施，迅速集结力量，有效开展救助，形成有利于政府妥善、高效处理突发事件，化危机为转机的良好舆论氛围。
危机结束后，政府和媒体发布危机全程信息中，对危机的原因、背景以及应对的经验、教训等及时进行总结，告知公众，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危机规避和防范意识，降低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风险。例如抗击“非典”期问，政府对sars的传播途径及防治措施的介绍，对公众所疑惑问题的及时解答，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增强了抗击“非典”的信心。也为以后有效防治卫生疾病等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民众容易产生惊慌、恐惧的不安心理，媒体有责任通过具体的报道让民众重新认识现状。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在于向社会提供大量准确、及时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舆论形成中只是个材料供应者和意见反映者，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它更是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者。如汶川地震发生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报道了政府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的抗震救灾工作部署，特别是电视、网络媒体的24小时滚动直播，激发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勇气。许多媒体设置了“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地向社会所有关注此次灾情的民众提供最新的消息，一是为紧张进行的抗震救灾工作创造众志成城的社会氛围；二是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发动社会力量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政府。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各方的信息汇总、梳理，通报事件的状况。分析事件发展的方向，这种认知的权威性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在突发事件中，政府迅速协调组织媒体报道口径，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形成主流社会舆论，发挥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功能。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当年“非典”时期，当广州市政府、广东省卫生厅于2月1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主流媒体及时打开信息传播渠道，全面报道事态真像，谣言在短时间内消失，政府发布“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后，市民宽心，市面抢购风立刻平息。
二、新闻媒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灾难发生时，民众最想知道的还是现场一线的情况、听到灾区人民们最真实的声音。提高新闻媒体的媒介素养，可以迅速完善传媒运作机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杜绝流言的形成。在常态社会下，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舆论监督等。而在发生公共危机的非常时期，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则细化为预警、沟通、参与等等。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危机受害者及危机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的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及全方位的报道，对引导舆论、维系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防范、化解公共危机处在关键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1.明确媒体功能，认清媒体职责
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中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监视社会环境和适应社会环境等功能。监视社会环境，指媒体时刻注视环境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信息，使人们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施拉姆曾称传播的这种功能为“社会雷达”。“非典”前期。在最需要信息的时候，新闻媒体却保持着沉默，这是新闻媒体在传播中的失职。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协调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使之针对公共危机达成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共识。新闻媒体不仅要很好履行“社会雷达”的功能向人们及时准确地报告发生了什么事件，而且要向公众释疑解惑，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负责任的分析、解释、评判，引导舆论，协调各方，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媒体一系列的密集报道和动员组织，一方面，激发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心，缓解受害者心理上孤立无援的情绪和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为有效地解决危机奠定一定的精神与物质基础。另方面，公众注意力被高度集中在对政府的期望之中，政府把各种抗灾救灾的决策变成所有人的共同行动，达到消除误解、共渡难关的效果。
危机事件爆发后，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真相，由于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公信力、权威性，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期望值相当高，准确、真实、及时的报道是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汶川地震发生后，新闻媒体积极面对，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披露和解读，将新收集的信息如死亡人数、卫生防疫、救灾物资发放等及时公布，保证信息顺利流通和反馈，杜绝了不实信息的出现。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的同时也有效缓解社会恐慌，避免谣言、小道消息的传播，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缓解的正确方向上来。尤其是媒体及时报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深入危机中心地带，指导抗震救灾，慰问、看望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对于政府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鼓舞救灾抢险士气起到积极作用。向公众展示了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态度、立场，传递党和国家领导人果断、坚毅、亲民和勇于担当的形象，营造了全社会团结一心抗震救灾的良好氛围。与“非典”时相比，汶川地震的报道不仅使中国政府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还使中国媒体也受到了世界同行的赞扬。
2.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强烈的责任意识是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对自己职业负责，更是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要观察社会，思考现实，记录社会的进程，推动社会的前进。其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于一般的使命，必须培养强烈的新闻意识，百折不挠的毅力，以满腔热情、百倍艰辛、严格自律争取报道的成功。
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传播者在履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在长期的新闻劳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阶级性、社会性、实践性、规范性和约束性等特点，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社会信誉的保证。在新闻传播中没有高度的职业规范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准，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必然会缺乏社会公信力，最终会遭到社会的淘汰。可见，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个人操守，对新闻报道活动具有重要影响。“非典”事件发生在春节大假后期，待大家返回工作岗位时，病毒流行的传言以短信、电话等方式大肆传播，媒体才开始关注此事。由此看出，我们的媒体记者还没有树立强烈的职业意识，将新闻工作看作与其它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在关键时刻，春节大假照样休假，而“随时随地处于工作状态”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这表明我们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存在一定的媒介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缺失现象。
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新闻传播者，绝对不会在新闻采写中违反新闻传播规律带有个人成见地吹嘘或贬低，也不会未经验证审核就跟风转载。他们会抵制各种欲望的诱惑履行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形成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通过报道、评论等来引导公众舆论，主动在媒体与社会、传播者与大众之间建立一个和谐关系。暨南大学范以锦教授在评价汶川地震报道时说：这次报道实现了媒体对灾难报道的重大突破，巨大的灾难之后，我们看到了难得的新闻开放，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的大规模记者群云集。从未有过的视觉版面和详尽的灾难及抗灾报道。让我们感受到了新闻开放与记者使命感的结合，我们的记者不仅表现出新闻理想和抱负，而且非常理性。他们把民族的悲欢作为自己的悲欢，把比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让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都凝聚得如此紧密，媒体功不可没。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这种精神所蕴含的是新闻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又驱使着大批新闻工作者，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毅然走到了抗震救灾的最前沿，到第一现场、争第一时间、抢第一新闻，用及时、准确和全面的信息，压缩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空间。消解群众的恐慌心理，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三、受众的媒介素养普及教育
“非典”与“汶川地震”对突发事件信息报道处理所产生的影响，使得社会公众必须面对媒体，重新掂量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份量，社会公众原本对媒体的有限认识需要重新梳理，运用媒体获取信息以及对媒体信息分析、评判能力迫切需要提高。
在信息社会里，认识媒介将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之～。受众急需接受媒介素养普及教育，其内容大致包括四各方面：第一，了解媒介的基础知识，掌握使用媒介的技能与方法：第二，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学习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第四，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并不困难，难的是分辨信息的价值。有效地利用信息。这就要看个人处理信息能力的高低了。汶川地震发生时四川成都一名大学生迅速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在10分钟后上传到土豆网，成为关于汶川地震的第一段视频。很多电视台对这段视频进行了转播。在传统媒体暂时“缺席”的情况下，来自网民的第一手消息成为灾难发生之后珍贵的第一记录，这使一直处于信息接收端的受众打破了传统，由幕后走到台前，也扮演起传者的角色。受众不仅积极参与到信息发布中去，而且还对已出现的信息进行甄别、思考，摒弃不合理、胡编乱造的内容。对网上所传的东西，网民不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解读，甚至有读者对其进行溯源核实。自主信息发布者和理性网民的出现正是受众媒介素养不断提高的表现。
当我们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时，首先要在对媒介认识的基础上，发现信息对自己或对社会的意义。生活节奏的加快刺激信息发布的频率，大量的信息在发布之后即面临着被另外一些信息淹没，这一境况使得信息发布的频度得以提升，信息的效度不得不靠频繁地复现来维持。同样，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员必然要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来看待这大量漂浮在社会空间里的信息，媒介素养建设自然也必然地提上公众生活日程。一个成熟的受众总能从容地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因为他有一种思想过滤能力，运用这种能力可以有效地处理信息，将有用的信息整合进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并从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媒介素养教育重在启发受众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求达到高度的自律和对媒介的有效利用，这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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